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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为《反全球化：美国失衡与中国机会》
特朗普意外当选美国总统，以及早前的英国脱欧，反映出世界似乎正在步入“反全球化”的阶段，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又将何以自处？
当地时间11月9日，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揭晓，口无遮拦的地产大佬、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最终战胜民主党候选人、前美国第一夫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将成为美国新一届总统。在特朗普“带领”下，共和党还同时拿下了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多数席位。
完全出乎预料。全球股市应声暴跌。美国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在内的数十个地区爆发示威游行，抗议特朗普胜选。部分加利福尼亚州人士甚至掀起了独立运动（Calexit）。
竞选过程中，特朗普曾发表一系列“惊悚”言论：他要撕毁伊核协定，放弃北约和亚洲盟友；废弃TPP，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商品征收45%的关税；在美墨边境修一条隔离墙，并且迫使墨西哥出资；拒绝履行巴黎应对气候变化协定，因为气候变化是捏造的...... 不过，《凤凰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对特朗普当选并不惊讶，认为这是美国经济社会长期变迁的必然结果。
过去30多年，经济全球化与科技革命等使得美国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普通民众的就业、收入陷入停滞，中产阶级萎缩。次贷危机8年来，民众生活继续恶化；造成危机的华尔街却因宽松货币政策等继续大赚特赚。
经过长期隐忍和等待后，美国民众渴望变革。
“长期以来，在就业方面，在战争前线，政客们一直让人民感到失望。这场战争我们打了15年，在中东花了6万亿美元，这笔钱足够我国重建两遍。可你看看我们的道路、桥梁和隧道，还有机场，都过时了。”“如果说我代表着某种否定，那就是对长期以来美国政治状况的否定。我赢得很轻松，这很能说明问题。”特朗普在胜选后对媒体表示。
2016年10月22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发表演讲，阐述自己一旦当选总统后的“百日新政”计划。宾夕法尼亚州是美国总统大选的“关键摇摆州”。1863年11月，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正是在此发表了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
特朗普被媒体和精英们视作“疯子”。
他大骂“墨西哥人都是强奸犯”，说他们“把毒品和犯罪带到美国”，宣称如果他当选，将要在美国墨西哥边境修一道1300英里的隔离墙。他宣称，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国家，要停止他们的移民。他要将苹果公司设在中国的iPhone、iPad等生产线，全部搬回到美国。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就是美国的一次灾难，该协定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和工作机会。但历史永不会重演。”特朗普似乎反对一切主流和政治正确，全球化、自由贸易、移民、气候变化都成为其质疑或反对的对象。
这恰恰符合很多美国民众的认知——过去几十年，就是这些所谓的政治正确使他们失去安全、工作、福利、收入……
1980年代后，美、苏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美国转入战略攻势，新一轮全球化开启。尤其冷战结束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加速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
美国的产业转移后，大量产业工人失业；进入21世纪后，美国工人失业进一步增加。美国经济开始“脱实向虚”，产业资本转变为金融资本，从事股票、债券、衍生品等业务。
“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等原本都是为实体服务，后来变成投行了，玩虚拟了。制造业企业也一样，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前，通用汽车的金融公司只占通用全部资本的3%，但利润却几乎是整个通用的全部。”中国发改委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告诉《凤凰周刊》。
1994年，道琼斯指数不到4000点，到2007年危机爆发前达到14000点。美国产业资本的利润至多5%，金融资本利润则至少15%。于是，产业资本或继续“脱实向虚”，或继续向海外转移。美国进入虚拟经济时代，出现产业资本、产业工人和金融资本的矛盾。
在冷战刚结束时，中国与美日欧的人均收入差距高达40倍，新千年之初也高达30倍，但到2015年已经缩小到4-7倍。中国新千年以来地价、物价等要素成本迅猛上涨，不断减弱新全球化的动能。
“经济全球化表现在市场、生产、技术标准、金融和经贸规则的全球化。这五大支柱的发展在次贷危机前都遇到了困难。”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副主任邢厚媛告诉《凤凰周刊》。
关键在于发达国家发生利益分歧，这导致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比如，欧盟希望美国放弃对农业的补贴，美国不同意。美国希望欧盟开放服务贸易市场，欧盟也不同意。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出现裂痕。不是所有落后国家都抓住了上一轮全球化的机会，一些国家在全球化中更加边缘化、贫困化。”邢厚媛说。
2008年，全球经济运行的链条在其最疯狂的环节美国金融部门断裂。
“次贷危机是美国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实体经济严重萎缩、两者彻底失衡的结果。金融资本异化，少数人通过疯狂的投机炒作赚取高额利润，这是财富转移过程。最终实体经济无法支撑。”
王建表示，至今美国实体经济也没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虚拟经济反而更加膨胀，道琼斯指数达到18000点，比危机前上涨了30%左右。“这样的经济结构已经引发了上一场危机，如果不赶紧解决，必然引发下一场危机。”
“历史上每次大的经济危机后，都伴随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反全球化的抬头。每次全球化扩张后都有一次收缩。19世纪末一次，1930年代一次，这次也是。新全球化的红利已经耗尽，多赢变成了你多我少的格局，所以贸易投资冲突加剧，国家内部也分化，出现孤立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告诉《凤凰周刊》。
不过，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江时学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认为，逆全球化、反全球化、非全球化是不同概念。全球化是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速度加快。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会否让这种速度放慢，至少现在不能说，未来也是未知数。
“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甚至更多因素会加快全球化，从G20杭州公报可以看到，全球化不是放慢而是加快。”江时学说。
可以预料，中短期内，忙于内部矛盾的美国可能转向适度战略收缩；俄罗斯与中国可能适度战略扩展。在此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将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期。
邢厚媛认为，面对国际政经格局的变化，中国应继续高举多边的旗帜，借助WTO、G20等平台推动多边发展；自主扩大开放，比如中国在G20杭州峰会提出增加7个内陆自贸区。“现在全球化与国际产业合作的发动机轮到中国了。”
在11月举行的北京论坛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半开玩笑：如果现在进行一次全球公投，我们说不定会看到像英国脱欧这样的结果。
“现在很多人觉得全球化是一种威胁。从国家层面一直到个人层面，我们都要做出一些抉择。”
金立群指出，有些国家、有些人不能共享发展成果，这可能是因为互联互通做得还不够，因为一体化还不够，而不是过度的一体化。
“亚投行就是要把那些边缘化的国家包含进来，将为成员国带来更广泛的、更包容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会让一个人落在后面。”
另一方面，洪俊杰认为，中国也要顺应形势，多在双边和区域着力。“区域一体化机制设计好的话，与全球化不冲突，还会促进全球化，相当于从区域做起，再推到全球。”
刘元春则提醒，中国的区域战略应即时做出调整。“‘一带一路’原来有应对TPP的意味，战略战术上推进都很快，现在节奏可以微调。美、俄的全球战略变动也可能影响‘一带一路’的机会。亚太自贸区的空间变大，中国要立刻抓住时机。”
曾在1980年代为中国政府提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王建预测，未来会出现全球化转向区域化的新格局，形成欧洲、北美、东亚三大经济圈。伴随欧洲、北美经济圈的闭合，中国大陆、日本、韩国以及港台地区必须加快整合，转向内需驱动。“三大区域是更高层次的竞争，是全球化的深化。” 王建认为，中国未来只能依靠内需，内需的出路是城市化。2015年，中国农村人均收入按不变价格计算，相当于1000美元，这正是2000年中国城市人均收入水平，在此水平上，中国由城市人口的住房与汽车需求带动，进入长达十年的高速增长期。
“但那只是4亿-5亿人口的城市化，农村9亿人口的城市化还没解决。把这个潜力发挥出来，中国继续10年以上9%的增速，一点问题都没有。以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拉动整个东亚，整合韩国和日本经济，这是再好不过的机会。”
在采访最后，左小蕾提醒，中国应注意吸取美国的教训：第一，房价不能暴涨，否则产业空心化；第二，防范两极分化，扩大中产阶层；第三，给年轻人创造就业。
如果中国不能跳过此类陷阱，就将在下一轮全球化中被边缘化。
记者/赵福帅
编辑/王毕强 制图 美编/虎妹
本文节选自《反全球化：美国失衡与中国机会》，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34期，总第59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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