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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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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月3日夜，中日联合登山队17名队员在睡梦中遭遇雪崩。这是迄今为止，人类登山史上的第二大山难。
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本营出奇得安静：“失联发生得没有什么征兆，大本营离他们太远了，听不到雪崩的声音。声音能传到山对面去，但是不可能传到我们这里，我们在山下面。要有，也只有震动，但是连震动感也没有。大本营一点感觉都没有。” 幸存者回忆说。
我们还原了26年前的那个生死之夜。
这是摩登启示录的第
04
个故事
“ 我们大笑、反对、悲悯或沉思
为每个魔幻现实主义的故事 ”
海拔6470米，是中日联合登山队在那次攀登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过程中所达到的最高高度，距顶峰垂直距离仅240米。当时，不管是正在向山顶发起冲锋的队员，还是留守在大本营的工作人员，都觉得胜利在望。
“井上队长听宋志义报告说，山上一片漆黑，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他们下了一半，找不到下山的路，因为新雪把上山时的绳子全埋住了。宋志义希望能派人上去接他们一下。井上队长让宋志义别急着下撤，先搭起帐篷避雪，待天气稍好点再说。” 刘文彪事后回忆。
谁也没有想到，灾难会在一周后降临。1991年1月3日夜，中日联合登山队17名队员在睡梦中被雪崩吞没。
这是迄今为止，人类登山史上第二大山难。
1998年7月18日，中国云南，德钦县明永村。牧人桑才和同伴去明永冰川右侧高处垭口附近的牛场照看耕牛，从牛场返回村子的途中，冰川上露出的一点红颜色让牧人们停步分辨。当他们向着红色前行，只见冰面上到处是衣服和睡袋，还有人的尸体，有的在睡袋里，有的在睡袋外，三四具全身还在，其他的缺头断脚，还有不少骨头……
“当时发现了10个人的遗体，能确认身份的只有5人。有些人只有一只手、一条腿。我看到遗体的时候，竟然感到十分怀念，毕竟，7年未见了。”1998年夏天，日本京都大学登山社接到来自中国云南的消息：在梅里雪山明永冰川发现疑似登山队员的遗体与遗物。和遇难者同为日本京都大学登山社成员的小林尚礼报名参加了由京都大学发起的收容队，和另外3人从京都来到云南昆明，辗转进山。
小林尚礼，1969年出生，曾在日本京都大学环境工学部就读，从前的登山运动爱好者，现今的专业摄影师。为找到逝去17位兄弟的遗体，他辞去工作，每年到中国云南省德钦县梅里雪山脚下的村庄，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先后进山30余次。
当时得到消息后立刻赶往明永村的还有在1991年梅里雪山山难中幸存的登山队员、云南省体委干部、时任中方联络官的张俊。这7年中，张俊每每想起这场山难，总有一种不真切感，“山难发生得很突然，我这些队友，那么好的朋友、同事，一夜之间没在了。我总有一种幻想，可能是星外的什么物体把他们接走了，幻想着总有一天会再见面，而且他们比我还年轻。”直到亲眼看到遇难者的遗体，“当我上到冰川，看到两三个足球场大的冰川上，花花绿绿，又是帐篷，又是骨骸，又是服装……那时候才相信，他们真的是不在了。”
梅里雪山遇难战友追悼会 （段建新供图）
“第一次给他们做饭是在奔子栏。”和登山队员初次见面的情景，在活动中担任后勤人员的段建新记忆犹新。1990年春节，日本先遣队在云南省体委工作人员李之云的陪伴下到德钦探路，与段建新偶遇，“我要去飞来寺看雪山，遇到白马雪山大雪封山，当地的道班正在推雪，我是搭他们的车。大伙儿在奔子栏小馆子里点菜，我就说，那我就帮一把手，来做菜吧，想吃什么点了以后，让老乡把原料给我，我来做。”正是因为路上的偶遇和奔子栏一顿好吃的晚餐结下的缘分，云南省体委从昆明饭店借调了段建新作为中日联合登山队的厨师。
段建新回忆，1990年冬天，中日联合登山队决定正式向梅里雪山顶峰发起冲击，“11月15日，先到的3个日本队员米谷佳晃、世仓俊一、船员尚武、中登协的孙维琦、云南省体委的李之云、另外两个厨师和我，还有两个驾驶员一同从昆明出发，去德钦。”
登山前在营地的生活照，左为陈尚仁，中张俊，右为日本队员，摄于大本营。（金俊喜供图）
先期到达的小分队负责接收物资和培训来自德钦的藏族协作员共8人。协作员主要负责登山过程中运送物资、修路、建营地等工作。
担任培训老师的孙维琪来自北京，听不太懂云南话，于是要求段建新担任他的助理，既当翻译，还担任装备使用和动作示范，“白天，孙维琪培训协作员，李之云协调物资。日方也有他们的工作，分类物资：打箱子，做分类，做标记。我们住在德钦县招待所，晚上一起打牌，教他们（日本队员）玩拱猪，输家贴纸条。”
段建新指着照片上的自己，“我都没有输过，为了拍照才现贴的纸条。”
等大部队到达，所有人进驻大本营，中日双方队员相处得十分融洽。“当时在大本营，我工作很勤奋，一个星期每天做不重味的饭菜，他们吃得也很高兴。登山队的秘书长佐佐木就说，要给段桑一把瑞士军官刀。世仓是管后勤物资的，他就翻出本子来，立刻进去找到那箱，立刻拿出一把刀。”日本方面使用台账进行物资管理，每当队员的消耗品、衣服、装备需要替换，很快就能找到。
山难遗体发现现场示意图
“近滕还给了我几个高感光度400D胶卷，照夜景或者弱光景象。他带来7台胶片机，玛米亚相机是专门拍夜空的，机械的，就放在户外。”据张俊和段建新分别描述，日方登山队员构成复杂，有的是上班的职员，有的是大学生，“近腾是摄影师，中森是记者，清水是队医，米谷是软件工程师。”
26年前的年轻人在照片上微笑着看向镜头。
登山前的合照，摄于1990年春季云南，左下二金俊喜，左上二为中方联络官陈尚仁。（金俊喜供图）
上世纪80年代，国家层面召开外事会议，希望有日程地将中国的非开放地区逐步对外开放。云南省委、省政府也召开了省级的外事工作会议，“分析了形式，决定让体育活动冲在最前面。”当时的做法是邀请国外优秀的体育团队，用登山、漂流、重大赛事等体育活动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云南。“地点选择了丽江和德钦。国家体委采纳了我们的建议。”
1984年，张俊带领第一支外国队伍美国队攀登玉龙雪山，彼时丽江还没有一个标准化星级酒店，“当时的接待条件是比较差的，后来逐步成为旅游胜地，建起五星级酒店。”
待到有意向攀登梅里雪山，当时美国、英国、日本的登山队都想来试试，“国际上通行的登山规则以高度论英雄，海拔7000米以上的山峰是价值峰。梅里雪山如果以通行标准来衡量，在线下。为什么依旧有这么多国际登山队对这座山感兴趣呢？冲着风土人情、民族地区、二战历史等。当时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都报名来登，美国队力量很强，又是二战的胜利者，他们来看过以后，觉得山峰的高度、难度很简单，于是很淡化地对待。但日本队很重视。”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正步入强盛期。“工作中领导就指示，最好由对方付费，我们出最少的钱。日方表示，所有的经费包括中国队员的经费都由他们承担。既然又重视经费又充足，就选择和日方合作。经充分协商后，确定联合登山：技术方面由日本负责，后勤保障由中方负责。”愿意赞助梅里雪山登山活动的日本企业多达上百家。
作为中日联合登山队中的联络官和登山队员，张俊曾到过海拔5100米的3号营地，彼处正是17名队员遭遇雪崩毁灭的地点。这17人中，中日方队员12人，中方队员6人。
1990年12月28日下午，5名突击队员攀登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据段建新回忆，“当时4号营地建起来。地形很陡，挖了雪槽，搭了两个小帐篷，每个帐篷住3个人。有个十多米高的冰壁，他们带着金属软梯翻上去，翻到4号营地上面的小平台上。”
就在离顶峰还有240米高差处，天气开始变坏，考虑到登顶还需要一两个小时，于是决定返回。在返回4号营地过程中，遭遇暴风雪，来时的绳索和痕迹都无法分辨，队员们不能下撤，情况十分危急。
张俊和段建新分别回忆了遇险时由登山队长亲自指挥的救援行动：
“井上队长要求遇险队员重新分配路粮。日本队员每个人口袋里都有食品，小香肠、糖果、饼干，中国队员已经完全没有路粮，连水都没有了，都吃光了。在对讲机里，每个队员报有什么食品：三颗糖、两个小香肠……然后由在大本营指挥救援的井上队长重新分配，从日本队员省下的路粮里给中国队员分出份额。我在旁边听翻译，很感动。”
“通讯畅通。清水队医指导他们进行自救，挖雪洞，把登山包腾空，把实心的卫生纸抖散，点火，在登山包里烧，取暖。5个人轮流休息，每个人睡半小时。
大约在夜里11点，天气转晴，焦急等候在4号营地的林文森爬上小平台用头灯给遇险队员打信号，5个人在信号指引下脱困，终于回到4号营地。
此次遭逢天气突变虽然情况危急，总算有惊无险。对顶峰的进一步靠近，也让大家对接下来的行动更有把握。队长井上治郎甚至拟好了一份成功登顶的电报，交给中方队员张俊，让他待登顶成功后将电报立刻发出。
正是这份电报让张俊成为梅里山难的幸存者。
“12月29日开始飘雪，我在那天离开3号营地。”时隔26年，张俊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下山的细节，“3号营地到2号营地之间是很平缓的，下撤很轻松，都可以站在运送物资的设备上滑雪一样滑行。经过2号营地，走到1号营地，实在走不动了，就在1号营地住了一夜，和王建华住同一个帐篷在他衣服下面发现两个胶卷。王建华喜欢照相，带了反转相机，我还跟他说，我给你带下去啦。他说，好啊，防止受潮，胶片很珍贵的，得专门去冲洗。”这是张俊最后一次和这位自学日文成才的聪慧队友面对面亲密交谈。
就在张俊下撤的同时，原本留在大本营的日方联络官、登山队秘书长佐佐木哲男出发上山。
“佐佐木哲男体力很不好，原本应该留在大本营。队长井上通过对讲机告诉他，我登了十七八年的山，从没见过这么美的雪山！你也上来看看，近距离观赏一下主峰，然后再派人把你送下去。”佐佐木在其他队员的陪伴下从大本营出发，在1号营地住了一夜，第二天到达3号营地。“刚好赶上黄昏景色的拍摄，原计划是当天下来——在卡瓦格博，夜晚只要天晴，月光照在雪上特别特别地亮，是完全可以下来的。佐佐木觉得山太美了，想要在第二天一早看看雪山日出是何等景象，于是就住下了。”
佐佐木哲男再也没能下山。
1991年1月2日夜里10点半，留守在大本营的张俊与3号营地通话。关于这次通话的细节，很多媒体的报道中都曾提到，因为这是活下来的人们最后一次听到队友声音。
“我问今天值班是谁？李之云说是我。”李之云是当时云南省体委行政科的公务员，被张俊借调到外事科来帮忙，“他是个大块头，有90公斤，个子很高，登山过程中消耗挺大的。”李之云告诉张俊雪下得太大了，帐篷都快被埋了，雪积到1米2的位置，队员们每过几个小时就出去扫一次雪。
另一位队员孙维琦开玩笑说，“现在我的帐篷变成毒气室了。”帐篷外实在太冷，有人在屁股上套了个塑料袋方便……孙维琦当年只有31岁，和中日联合登山队中的宋志义（遇难）、金俊喜（留在大本营）、陈尚仁（留在大本营）都来自北京。行前，4位登山界的“老手”曾携妻子到京郊野三坡一日游，说好攀登卡瓦格博峰结束后，大伙儿再去野三坡。
90年北京登山队员出发前和妻子的合影，左起：宋志义（遇难），孙维琦（遇难），陈尚仁（幸存），金俊喜（幸存）。
陈尚仁是当时中国登山协会办公室主任，是登山活动邀请过来的联络官之一，据他回忆，自己曾问3号营地对大本营有什么要求，孙维琦说，“多给我准备点荷包蛋，登顶成功后我要吃个痛快。”
张俊和李之云结束通话后，并没有感到有何异常，“他们那边就关机了，上面用的是蓄电池，得省电。大本营倒是24小时开机，有发电机。”
1月4日清晨，对讲机那头静悄悄。
“往常每天早上5点半，就叽叽喳喳开玩笑了，对讲机就开讲了，起来啦，这些懒汉们！1月4日早上一直到8点钟都还没声音，很奇怪。”张俊有点发慌，赶紧跟留守在大本营的人员商量，老同志陈尚仁说，“很正常，登山失联很正常。”以前曾发生过珠峰大本营整整一夜呼叫西藏登山家仁青平措的事件，人们都以为遇难了，直到第二天他登顶成功归来。
“8点半、9点、9点半，我说，10点必须报！从来没法生过这种情况！陈尚仁是支部书记，当时还成立了党支部，他说，开支部会！金俊喜、陈尚仁、我开了个支部会，决定等到10点钟，必须把情况报给云南省体委。”
大本营12位留守人员不停用对讲机呼喊3号营地，大家都惊慌万分，“每个人用绳子挂了3样东西是不能离身的：对讲机、指北针、瑞士军刀——刀主要是为了防意外，帐篷里刷刷两刀，帐篷就开了；指北针辨别方向；对讲机用来保持联系。失联的17个人，每个人都有这3样东西。”张俊觉得很可能是出事了，因为不可能17个人的对讲机同时都坏了。
“失联发生得没有什么征兆，大本营离他们太远了，听不到雪崩的声音。声音能传到山对面去，但是不可能传到我们这里，我们在山下面。要有，也只有震动，但是连震动感也没有。大本营一点感觉都没有。”
1月3日，时间在一分一秒中流淌，每个人都备受煎熬。
1月4日，陈尚仁从大本营发出的电报送达中国登山协会。
1月8日晚10点，中登协救援队赶到了德钦县，这期间曾努力协调直升机运送救援队，由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亲自与总参联系，得到的答复是，梅里雪山地区没有开辟航线，又无地面导航，不能飞。张俊回忆起救援过程，也提到希望军用飞机参与救援，“在接受集体采访时，我还说了很激烈的话，责备了政府——当时军方有两架猎鹰飞机，一架在成都，一架在西藏。成都这台能不能来救援？云南省政府求助总参，成都方面说我们这边的气象资料为0，不具备起降条件……后来，我才理解，猎鹰直升机需要中途加油，而且起飞时耗氧量很大。”
中登协北京方面来的救援人员经过努力后收效甚微，于是致电西藏登山队，希望当时中国最强悍的登山队赶来支援——于是，在著名登山家仁青平措的带领下，藏队12日从拉萨出发，16日赶到大本营，19日上到4900米处的1号营地，挖出两顶帐篷，发现了失踪队员王建华留下的一部相机和一个胶卷；再往2号营地拼力前进途中，遭遇大雪，被迫撤回1号营地。
21号，队员们在队长仁青平措的带领下再次直扑2号营地，为了能快速到达，他们轻装前进，没带帐篷，在积雪深厚的路段上以铁铲开路，身高只有1.67米的仁青平措在齐额深的雪中挖一步走一步，一小时只能前进十几米，而且随时可能被积雪埋没……但仁青平措还是带领队员到达了2号营地，此时是下午5点多，大雪纷飞，能见度特别差。本来，如果天气好，可以清楚地看到3号营地，可是现在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尽快扎营，第二天再上3好营地。
此时，轻装前进的藏队才意识到帐篷的重要。原本他们以为，2号营地会有中日联合登山队留下的帐篷，但积雪已将营地完全覆盖，无法判断营地原来的准确位置，只能挥动铁锹挖帐篷。挖了两个小时，天完全黑了，人也实在没力气了，挖了篮球场那么大一块地方，连帐篷角也没看到。
后来发生的事情说明，这是救援队伍到达3号营地的唯一机会。
或许这并不是一个机会。
帐篷到底去哪儿了？“可能联合登山队上到3号营地上的人太多了，于是把2号营地的帐篷也调上去用了。”在本次登山活动中担任厨师并留在大本营的后勤人员段建新说。
遍挖帐篷不得的藏队只好下撤到1号营地，深夜到达。大家精疲力竭，钻进睡袋倒头就睡，还没等睡稳，便听到震天动地的雪崩声。从声音判断，雪崩发生在2号营地方向。再胆大的登山者也不敢再睡，穿戴整齐坐在帐篷里，等待天亮。
1991年1月23号，在17名队员失联以后的第20天，救援、取证总指挥部向新闻界宣布，救援和取证已失败。“最后用一架美国产高空侦察机，进行侦查对比，用红外线拍照。照片显示3号营地有大量积雪，发生了雪崩。”张俊说。
梅里山难发生9年后，由官方组织的纪念活动终止，但遇难者家属们还是会继续来到云南进行祭奠。张俊曾多次陪同遇难者家属前往德钦，“我捡了这条命，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山难家属很能理解我，见面有亲切感，我们把自己称为梅里家族。每次去日本，每个家属都来看我，大家在一起聊聊。我到京都和大阪比较多，他们从名古屋、北海道、神户，带着家里的老人、孩子过来看我。有的孩子都大学毕业了，还有的孩子考取了京都大学，有些也跟父辈一样热爱登山。”
山难发生后，中日双方都举行了公祭活动。之后的第五年、七年、九年，日方家属也会专程来云南进行祭奠，“（山难发生）9年以后，官方组织的纪念活动没有了，梅里山难家属的纪念活动是以私人身份进行的。”张俊说。
他们没有找到原本在飞来寺观景台附近的梅里山难纪念碑。
1991年4月30日，由日本遇难队员的18位家属和中国遇难队员的12位家属组成的梅里家族访问团，在面对卡瓦格博峰的德钦县飞来寺烧香台举行纪念活动，并为梅里山难纪念碑揭幕。这块用黑色大理石打制的纪念碑高80厘米、宽120厘米，上面镌刻着17位队员的名字，中间有登山队徽标，四周书写：“日中友好 第二次合同登山 首次向梅里雪山挑战的勇士在此长眠。”
如今，这块纪念碑已不在原来的位置上。
德钦县由于经济发展做了新规划，“我们建起的纪念梅里山难的纪念碑被拆除了。原来纪念碑位置很好，也很壮观。现在那个平台建了很多酒店，纪念碑被移到酒店后面很闭塞的一个地方。这个事情对家属们还是有刺痛感的，事前也没和家属沟通。”张俊说。
遇难的日方队员中，有两位是小林尚礼的好朋友，一位是笹仓俊一，另一位是儿玉裕介。从1999年起，小林尚礼开始往返梅里山脚下的明永村，希望亲自找到好朋友的遗体。一年复一年、一次复一次的找寻，爬上冰川，再背负着遗物返回村中，既痛苦又不知疲倦。是因为有“一定要把他们送回到亲人身边”的想法支撑。
小林尚礼回忆起当时的状况：”脱离了危险地带，平坦的冰川开始显露，在冰上来回走着，绕着冰裂缝的同时搜寻登山者遗体。这一天，发现了很多登山者的遗物——帆布背包的一角、登山用安全帽的断片，其中还有被折断的冰爪。雪崩发生时，冰抓一定承受了相当大的力。
在一条冰裂缝底部发现了类似遗体的东西，于是我下到冰裂缝里。那确实是登山者遗体，一部分睡在睡袋里，另一部分被埋在冰雪里。为证实身份，我想办法除掉睡袋，脱去衣服，仔细辨别，他损伤得非常严重……我再也承受不住如此寒冷、如此令人感觉不舒服的场景，终于忍不住 “ 哇——” 地大叫起来！
“小林，你在干什么？镇定些！”在冰裂缝上端看到这一幕的扎西（明永村村长）喊道。
突然，冰川的一角崩塌了，发出令人胆颤心惊的破碎声。我被想要立刻逃开、走掉、再也不回来的想法驱动着，而这个工作却有着不得不继续下去的理由：遗体到底有多重要？从遇难登山者家人的话语中便能深深体会。”
“小林呐，才40几岁头发就花白了。他的生命轨迹完全被梅里雪山改变了。”张俊感慨。
到目前为止，一共找到了16位登山队员的遗体与遗物。“大部分队员的遗体都被冰川移动过程中产生的巨大力量磨得破碎不堪，保存最完整的是李之云。”张俊说，“17个人中，只有清水久信的遗骸没找到。他是当时登山队的队医，有个很好的女朋友。”
“最后一个人，也应该是能够找到的吧。”小林说。
这场震惊世界的山难能不能避免呢？
“计划是周密的，失败的原因也很多。遇到雪崩是没办法，无法抗拒。但能不能躲过？完全可以，从现在来看能够总结经验教训。”张俊说。
在总结经验教训过程中，参与了此次联合攀登的几位见证者都曾提到，关于3号营地究竟该设置在哪儿，中日双方曾发生矛盾，日本队希望建在前面，更靠近顶峰，以节省体力；而中方认为，山峰下面滚石多、风大、有流雪，会给营地带来危险，希望退后几公里。最后双方开会讨论后采取了折中方案，把3号营地放在两个地点的中间，“没有完全尊重中国登协宋志义和孙维琪的意见，他们是很有经验的。”
张俊认为，营地选择失误只是造成山难发生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技术失误是“整个登山计划耗时太长，白白浪费了好天气。”“日本队是从0海拔来到云南的，体力很糟糕，于是做了个时间段很长的登山计划。1990年11月、12月那段时间，晴天周期太长了，给我们的机会太多了，没把握住。好天气时间长，但计划得死板。”
大本营现在成了一个牧场
根据参与此次登山活动的多位见证者表述，井上治郎队长对梅里雪山极其欣赏，“登了17年的山，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雪山啊，我们就来享受一下吧，多在这里停留一段时间。”按照这种指导思想，队员和协作每天修路，经常修到计划米数，即便还有时间继续前行，也收工回营，“晚上日方队员和中国队员一起打麻将、打扑克，交流气氛很融洽。”
足足两个月的好天气，给冲顶登山活动带来极大的危机，“因为天气好，气温升高，冰雪融化。既然好天气的周期长，坏天气也就来得突猛一些。冰川下空上压，导致大雪崩。”
事后有专家总结，当时的登山者对攀登卡瓦格博的困难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日本京都府立大学栗田靖之教授上世纪80年代曾带队在云南科考，他认为梅里雪山的地质条件和冰川特征有与众不同之处：“这座山很难对付，纬度和海拔都很低，冰雪松软，极容易崩塌，由此造成了攀登的困难。若攀登喜玛拉雅山的珠峰，在季风季节前后都可以，直到冬天以前都可以爬。而梅里雪山只能在冬天爬，这是很特别的。”
中国登山协会技术部部长王振华先生对卡瓦格博和珠峰的攀登特点做过比较：“首先，卡瓦格博登山路线长，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米，大本营设在5200米左右，牦牛驮东西可以上升到6400米高度。而海拔6740米的卡瓦格博峰，因山势太陡峭，大本营只能建在海拔3600米至3800米处，往上全靠人背运输，登山线路长度与珠峰差不多。其次是气候变化莫测，大雪和浓雾威胁极大，冰壁就在陡峭的悬崖上，地温一升高，冰崩随时发生。再次，地形和地质结构复杂，山体切割厉害，破冰冰川多，冰爆区多，冰裂缝多，极其危险。就综合难度上讲，上卡瓦格博的路比登珠穆朗玛峰的几条路还险。”
“梅里雪山、玉龙雪山、四姑娘山、珠峰每年都发生雪崩，可以说不计其数，这是很自然的现象。现代人应该用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解释这次山难。不能用一种神话的观点来解释，我对这点是非常不赞成的。应该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下结论。”张俊说。
张俊所言“不能用神话的观点来解释”，指的是民间非常流行的一种说法，即山难的发生是因为“神山发怒”。这一说法，基于在当地藏民心目中，梅里雪山是一座神山，藏区八大神山之首。它的主峰卡瓦博格，已经被神化了。
卡瓦格博
网上流传的多篇山难纪念文章称，山难发生前，登山活动就遭遇了当地村民的普遍抵制。一部记载这次山难的报告文学如此描述：“……翌日清晨，中日7名队员组成的第二梯队，配合第一梯队向主峰发起最后的冲击。 就在这一天，升平镇及其附近村镇的藏民获悉即将登顶的消息，几乎倾城出动，聚集在飞来寺一带的滇藏公路上，齐声向神山祈祷：不要让登山者爬上去！煨桑浓烟直冲云霄！大概在世界登山史上尚未记载过当地居民如此不欢迎不合作的登山活动。”
但亲历者段建新不认同这样的说法。他说，当地人并没有阻拦登山，“登山过程为老乡带来收入，日本人出钱。运进去的物资大约有4吨，为了争夺分配运送物资的多少，西当村和雨崩村的人差点打起来，经过协调，把所有的能干活的劳动力、牦牛、马匹都用上，平均分配。”
张俊回忆，1990年中日联合登山队首度来到德钦，并没有和当地人发生矛盾，“当时德钦县里的中小学生停课，组成欢迎团队到虎跳峡来迎接我们。当时德钦还是很闭塞的，村子里缺医少药，日本队医带了很多药，给村民看病，村民吃了很见效。当时关系很好。”
两名藏族协作主动请缨参加最后的冲顶行动，似乎也印证了“当地人反对攀登神山”未必是实情，至少一开始不是这样。
据段建新回忆，林文生是个样子潇洒的藏族青年，山难前一个月刚刚举行结婚典礼，最早到达德钦的先遣队员兴致高昂地赶去参加了婚宴。
另一位遇难的藏族协作斯那次里是电影放映员，虽说以前从银幕上领略过很多名山大川，但都不及眼前的这座美得让人惊叹，他在山上通过对讲机兴奋地对大本营说：“这里太漂亮了！我真不想下去了。”事后陈尚仁回忆这个情景，觉得斯那次里此言颇为不祥，“怎么能说不想下来了呢！”
1991年1月3日夜，和其他15位队员一同在3号营地帐篷里躲避风雪的林文生和斯那次里也正期待着坏天气快过去，好去冲击顶峰。此前，他们还专门就希望加入登顶队伍进行了申请，张俊回忆，“他们觉得自己代表了本地人的力量，具备条件。我当时是请示了当时德钦县县长曲扎，曲扎专门到山对面，他们拿对讲机用藏语意里哇啦地讲了一通，最后告诉我，同意了。”
张俊说，“1996年以前，都是一路绿灯”，到1996年，中日双方又一次成立联合登山队，重新冲击卡瓦格博峰，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攀登卡瓦格博峰活动遭到了德钦藏族同胞的强烈抵制，“要过村子，来拦车，不让我们过，留下买路钱。现场谈判，谈妥费用，让日本人给。”
在张俊看来，登山队后来之所以和村民有了冲突，主要是因为利益，“每次登山结束，都给德钦县20～50万元不等的人民币，让他们建体育设施。这个钱，迪庆州、德钦县和当地的村民没有协调好，村民没有实惠。”
但这样的利益之争，在藏民口中成了神山“所有权”之争，“当地村民会说，我们这个山和你有什么关系？和省里有什么关系？我们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山是我们的，和县里没关系，和州里、国家都没关系，和你们云南省体委更没关系。县里和州里都做不通工作。”
“当初我和村民的关系很好很好的，很多家庭都有我的照片。1996年登山结束时，我都曾经觉得，自己是最后一次来梅里雪山了，不会再来了。对我的刺伤太厉害了，有的村民来偷东西，其实就是来阻止，不让我们登山。”
“可是，现在村长的女儿都嫁到日本去了。”张俊无奈苦笑。
而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云南大学民族史博士郭净看来，当地藏民对登山队的矛盾冲突，可能与双方对山名的理解差异有关，“此山”非“彼山”。他曾前后花费五六年时间在雪山脚下的村庄进行民族学和人类学调查，对当地居民的生活状态和文化信仰有细致观察。
虽然，我们现在通常把卡瓦格博当作是梅里雪山的最高峰来理解，但是住在山脚下的居民并不认为两者是一体，它们分属两座不同的雪山。
上世纪50年代，由德钦进藏时的解放军，在军用地图上将卡瓦格博旁边的一座山标注为“梅里雪山”，“梅里”是药草的意思，藏民常去采药；1957年，云南省交通厅下属绘测大队将德钦县境内澜沧江西岸的怒山山脉均标为“梅里雪山”，甚至把海拔6740米的主峰卡瓦格博也标为“梅里雪山”，这种用法沿袭至今。
对山的名称的认知不同，导致人们看待它的心态完全不同——登山者认为梅里雪山是一座自然山，属于公共资源；而本土藏族居民把这座山称为卡瓦格博，“在当地人的语汇里，这座山具有神山的文化属性。”郭净说，“在西藏整个神山谱系中，卡瓦格博是很重要的一座雪山，地处西藏和云南交界，是藏区神山谱系南部最重要的一座神山，地位非常重要。在横断山系区域里，也是最大的一座神山。”
德钦县卡瓦格博文化社社长斯朗伦布说：“在我们这些当地人的眼里，登神山是犯忌的。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本地人还不怎么会用网络，那时候本土的声音比较弱，很多对登山的看法，是无法发出去的，也不被主流媒体听到。”
按照这样的逻辑，攀登“梅里雪山”当地人也许并不在意，但触碰神山圣境卡瓦格博，就是在触碰禁忌。
雪崩事件几天后飞机航拍的照片
山难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登山协会接到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登山申请。
云南省为日本保留了五年的首登权。1996年，第二支登山队再次抵达。这支登山队，还是以京都大学的学生和校友为主。一切费用、装备、车辆，还是日本方面出的。
这一次，中国登山协会没有派人来，云南体委在当地招募了四个队员，代表中国。两个是退役的运动员（非登山），两个是社会上招募的，其中一个就是当时36岁的当地人金飞彪——当时中国第一个民间登山协会“昆明登山探险协会”的成员。“我们没有技术，就是体力好、胆子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