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媒体记者｜
李程程
姚谦一度是台湾文艺风尚的代表，既精于艺术创作，又能玩转市场运营，算得上是华语乐坛难得的“奇葩”。他最为人知的身份是填词人，但还曾有一个重要角色是EMI，Sony唱片公司的总经理。曾影响了整个华语地区唱片行业的他，沉寂了近十年之后，在今年3月跨界到了互联网圈，加入乐视音乐担任高级副总裁。
与MTA 天漠音乐节合作的钛媒体T-EDGE MUSIC 科技论坛找到了这朵“奇葩”。钛媒体联合创始人、《商业价值》出版人刘湘明与姚谦，进行了一场结合音乐与科技，有关创作、运营和互联网的对话。
谈论华语音乐的发展，一定绕不开台湾流行歌坛。这股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刮起，蔓延至今的音乐“台风”，影响了几代大陆人对于流行音乐的审美认知。伍思凯、侯湘婷、萧亚轩、李玟、江美琪、林忆莲、刘若英、蔡健雅、庾澄庆、黄立行等流行于不同时期、音乐风格迥异大咖小将们，背后都有同一个关键词——“姚门子弟”。
姚谦在开场聊起了影响一代人记忆的《鲁冰花》背后的创作故事，慢斯条理地像是在轻描淡写一个偶然的巧合：
电影导演临时来录音室找人，而“我”恰好在。
然而观照姚谦的个人履历，他口中这次“刚刚好”的创作灵感，实际上有一个大量阅读沉淀期作铺垫。这首仅用了两小时就创作出来的电影同名歌曲《鲁冰花》，在1989年斩获了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原创歌曲奖，也开启了姚谦的词作人职业生涯。
或许正是这段经历，让姚谦更加深刻认知到，“音乐是所有的文艺媒体里最适合这个时代的”。在他看来， 现在是快速片断化的时代，音乐的创作是最接近片断化的，“它是最短的创作，消耗的时间最少”，“如果钟意一首歌，你可以听一百次”。
“乐坛伯乐”姚谦认为自己是幸运的——自己的职业上升期刚好出现在台湾唱片业勃兴的年代，他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天时与地利。不过，在唱片时代就懂得粉丝经济运营的他，坦言自己并不喜欢当前流行的“粉丝经济”。他认为没有作品的艺人，挤压了公众空间去容纳一些差异化的作品。从事音乐平台的媒体人，更应该去思考如何去呈现少部分“有作品”的音乐人。
在互联网时代，姚谦对科技之于人类的影响表现得颇为乐观。他认为，当下有关微信、微博等互联网式地表达，本质上与书信时代并无差异，都是一种寻找价值观与认同感的过程。创作是阅读的对照，作品的表达往往背负着特有时代的意义。
谈EDM（Electronic Dance Music），谈音乐节Live，谈网络直播，这位60后新晋互联网人正在探究00后，自认是无畏的双子座，“永远在想下一件事情是怎么样”。
在当下大部分艺术创作者都试图远离现代社会回归原始状态的时候，姚谦并不抗拒技术给艺术带来的改变。在他眼中，变才是唯一的不变，“技术是服务于创作的，创作者千万不要对抗技术”，也要清醒认识到“营运人也千万不要把技术当做创作”。
以下是姚谦与刘湘明在2016年钛媒体 T- EDGE MUSIC 论坛上的精彩对话，经钛媒体整理：
刘湘明：现在这样的社会，跟您写作《鲁冰花》的那个时代相比，您觉得社会有什么变化？您自己有什么变化？
姚谦： 今天我在微信上看到李安谈他的新的想法。他说，这个世界不停要面对的就是改变。你自己和你接触的人都在改变。所以这个时代变化非常大，而这些改变是由每一天的小改变累积的。
说到《鲁冰花》，一开始我很高兴，大家都听《鲁冰花》。久了之后，大家都说小时候听《鲁冰花》，所以我开始想了一些应对这个话题的方法。最后想了一个办法，说那首歌是我小时候写的。
改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而且改变是一件很正面的事情，不要害怕改变。我现在可以跳到写《鲁冰花》的场景，那时候我是个新人，那时候台湾的唱片业发展还没有特别好，只是从卡带唱片还没有转到CD之前，大家求生存的时候。
《鲁冰花》这首歌的成形是在电影（《鲁冰花》）拍了一半的时候，电影里面有孩子要唱一首歌。《鲁冰花》是一本台湾的乡土小说，写的一个关于偏僻乡村茶园里的一个孩子的故事。其实当时那个小说是批评台湾“谋杀人才”的教育系统，是教育谋杀天才的故事。但是他（小说《鲁冰花》作者钟肇政）做了一个包装，用很温情的方法来谈，一个孩子因为教育系统的原因死了。
他（主人公）是难产而生下来的孩子，所以他经常碰到挫折——跟父亲沟通不好，长他几岁的姐姐愿意支持他，但是学校不愿意支持。所以他经常在受到挫折的时候去采茶唱歌，打发采茶的枯燥，需要一些节奏，需要音乐。采茶山歌是一个很重要的音乐的传递在民间，所以需要这样一首歌。孩子会唱，大人也会唱。
当时原作者写了一套，结果那个儿童演员老是背不起来，所以拍了一天，那首歌一直NG，后来导演就找配乐陈阳（《鲁冰花》曲作者），正好那时候我跟陈阳在录音室录郑智化的第一张专辑。导演突然闯进来，我们停下了工作。导演让我帮个忙，说能不能现在写一个歌，因为（原来那首）儿童演员背不下来。我说行，旋律让我听一下，他说那个旋律真的太难了。他就说，你想一个山歌，把民间流行的儿歌用山歌的形式展现。我大概半个小时写出来了，然后陈阳录了个小样。现在听的《鲁冰花》是从民歌发展出了全曲。
那个年代是台湾唱片业刚刚兴起的年代，那时候校园民歌兴起，开始有蔡琴这种民歌手，不再需要电视台的支持。因为那时候台湾只有三个电视台，掌握了所有媒体的窗口。那时候的（媒介环境）就是报纸、电视和几个电台而已。因为校园的传播，因为唱片这个平台，成就了这些音乐人。
所以那个年代我们在完成歌曲的过程，跟现在有点像，最好《我是歌手》要唱过的歌才好，或者《中国好声音》的歌，或者主流媒体。那时候我们可以不用理会主流媒体，而是建立一套校园的媒体系统，那时候的媒体系统最多的是平面报纸的乐评，第二就是电台。
所以我们因为媒体对你而言机会难得，在发表一个作品的时候，都是再三地讨论和确认，即使是《鲁冰花》这一首歌，它其经过很大的目的讨论和定义完成的。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没有作品的年代？为什么媒体这么发达的时代，反而是没有作品的年代？我不觉得是没有作品，而是我们媒体是不是有把作品很整齐地放上来。
刘湘明：您当年很多作品都给我带来很多感动，这包括可能跟（我的）年纪也有关系，总觉得心里有个什么地方被触摸到了，但是现在年轻人好像不是这样。现在的音乐，更多地是作为一种背景、一种伴随，作为填补空白或者无聊的一个手段，而不再是像原来我们要全身心去体会和感受的东西。在这样的环境下，音乐人应该怎么办？
姚谦： 其实我反而觉得音乐是所有的文艺媒体里最适合这个时代的。 因为现在是快速片断化的时代，音乐接近片断化的创作，它是最短的创作，消耗的时间最少。 而且音乐如果做好了，是最有产值的。因为电影可能重复看一次得隔一段时间，或者一个电影你很难重复看一百次。但是如果钟意一首歌，你可以听一百次的。
坦白讲，我觉得现在投资人给的压力太大了，平台要急着对投资人负责，这个压力是很可怕的。（这种现象）造成我们没有耐心跟群众沟通，我很讨厌粉丝经济。 （粉丝经济）其实在唱片时代就有过，以前我们唱片时代玩的是换封面，跟现在粉丝经济很强的艺人是同样的。我制作八个唱片封面，我知道他会消费八次，就可以算进我的营运额。媒体认为可能跟他合作就不会赔钱。所以我们就失去空间去容纳不一样的（作品）。我的作品你消费一次就行了，重点是让你听，而不是消费八次。但是，我不反对媒体经济要营运的方法，粉丝经济确实是一个快速获利的方法。
刘湘明：刚才您谈到了现在缺乏很多好的作品，是不是因为科技的发展（而导致的）？可能很多作品都在写我们心里最本质的一些感情，比如离愁别绪。但现在科技的发展，其实把很多的距离缩短了，或者说，在很近的距离大家却觉得很遥远。我们好像都坐在一起，但是想的事情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