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七点半，黄昏还没开始，阳光照在马路的灰尘上，他们之中的每一粒都是如此清晰可见。我坐在校门口一家面馆里，选一个面朝大街的窗户，一口口喝着手中的啤酒。麦芽的香味伴着微凉的晚风迎面吹来，在我点的干拌面还没有被端上来之前，我有很多时间去体会这平静的一刻，它仿佛无穷无尽，永远不会过去。
这是我在五月的兰州经历的一个傍晚，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我所能经历的这样的傍晚数目屈指可数。
像每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一样，我在烟酒弥漫的聚会、拍不完的学士服照片里虚度时光。
每个人对于接下来需要独立面对的生活，都报以一种暂时不想理会的态度——或许命运对人的安排，无论是眷顾还是嘲弄，在新的一刻刚刚到来时，都只能达到令人勉强接受的程度。
只有在你逐渐习惯它之后，才能体会其中玄妙的神意。
比如从某一个冰冷的清晨醒来，我走在从宿舍到图书馆那条熟悉的路上，闻到空气中浓郁的槐花香，会感到一切都是那么不多不少，恰到好处。
四年前机场大巴把我扔在兰州大学门口的时候，看着几个电脑拼凑出来的毛体大字，同样也感到面对命运只能勉强接受。
那时候我背包里还装着复习考历史基地班的英文习题，我是浙江省录到兰大分数最低的考生，要是考不上好的文科专业，留在一个我不知所云的被调剂的专业里虚度四年，不如早点卷了铺盖回家。
不过相比起来，去榆中分部的校车给人的感觉更糟，我难以相信自己置身于飞机上看到的那些荒山野地里，没有什么比想到这场艰苦卓绝的郊游即将持续三年，更令人感到人生就是如此孤注一掷。
我爸带我吃了一碗四块钱的牛肉面，又在沉默里陪我逛到了学校周围满是黄土坡的村庄深处，便独自回家去了。
李建傧《黄河淌过了金城关》
接下来的一切还算顺利，我如愿进了基地班，得以学习一门正儿八经的人文学科。
在军训文艺演出时结识了我后来最好的朋友胡天杨和顾恺，往后组建乐队和准备出国出境学习的理想都有了支持。
虽然离开了教育学院几个相处融洽的室友，不过我新宿舍的蒙古族同学令我备受异域风情的熏陶，总在四下无人的黄昏里骑飞车绕学校兜风，一起发出骑马一样尖叫声。
在一个荷尔蒙旺盛的五月，以外遇的形式（那时我尚未结束和高中女友的远距恋情），和一个中文系女孩儿谈了一场短促有力恋爱。
除了勉强比别人先通过英文四六级，我实际一无所成。
许多个夜晚我爬上宿舍楼顶，看见学校背后的强健有力的山脊映射着皎洁的月光，头顶是一望无际的璀璨星空，忧心自己凶吉未卜的前程。
那些冗长烦闷的历史学论著和我极低的GPA，以及在北方几场挥霍无度的旅行，构成了我庸碌的大一。
暑假的时候发生了几件对我有些触动的事，一是在兰州河口村的实践调查让我有机会深入西北农村的生活，他们的极其简陋的生活，让我对自己的玩世不恭无言以对；
二是去海南广州的度假旅行中，挤满务工人员的火车硬座车厢，和坐满成功人士、国际友人的南航头等舱形成的强烈对比，让我深深感到人生选择的机会不多；
三是读了Richard Evans的In Defence of History，这本书回顾了西方历史学的发展史，探究历史学存在的意义等，让我开始对自己的专业有入门的感觉。
大二的课程十分精彩，张克非教授的务实严谨和乔健副院长的悠远情怀都令人印象深刻，我开始变成一个上课积极表现，课后喜欢思考的学生，这些行为让我无意之中融入了基地班，并发现他们每一个人都擅长在沉默寡言中保持自己的真诚可爱。
密集的演出为乐队博得了声誉，我也深深体会到历史学写作的巨大乐趣，可就在一切都变得有模有样、甚至有些难以割舍的时候，我得到了去台湾的交流机会，一去就“消失”了一年。
我成了一个挂名在学校却不存在的人，有时独自徘徊在台北公馆街头，会深切地怀疑起生命中是否经历过兰州，它像我在远方的朋友们一样遥不可及，只是埋在心头的一个念想。
有句歌词写过“青春和瞎子一起变成了哑巴”，参天的槐树、闪闪发光的灰尘、沉默不语的人们，关于兰州的记忆就是这样和青春联系在一起，触不可及，无法言说。
向日葵乐队《伯夷叔齐歌》
我手中的啤酒喝了一半，兰州的夕阳照进窗户，晒得我的脸疼。
兰州人上下班的时间也被时差推迟了，现在路上的滚滚车流，为行人不守秩序感到义愤填膺，疯狂按着喇叭，夹杂着司机们粗鲁的兰州话叫骂。
和四年前相比起来，兰州仿佛从来没有变过。
从台湾回来时已是大三下半学期，最能让人体会到时间变化的，是校园里无所畏惧的新生面孔，和我认识的那些已经分手的情侣们。
在一边补修学分一边读掉的几本世界现当代史翻译教材里，最吸引我的是社会主义体制在二十世纪掀起的狂潮。
兰大的课堂上残余着苏式教学传统，尤其是世界史领域；
这座西北重工业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遗留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置身其中的我感到无比荣幸定向分配的大学生培养计划、代表着公有制大锅饭传统的廉价食堂不说，甚至在所有人赤身裸体、坦诚相对的澡堂子里，我都能感到那种众生平等、亲密无间的乌托邦理想。
这些建国之初立场鲜明的意识形态选择，不仅孵化了无数悲剧性的政治运动和广为诟病的官僚体制，也成就了35年来主导生活水平飞跃的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更关系到每一个坚信唯物主义的中国人呈现的精神面貌。
历史和现实就这样在这座城市里交汇，它淳朴、剽悍个性之于商业化的水土不服，使得社会主义体制留给当代的冲突性因素格外显眼。
兰州对我的另一点启发，大概是对统一国家的概念和边疆社会的性质有所了解。
比如准备乐队专场的过程中，我和团员们共同经历的亲密无间的生活，使我们体会到巨大的语言文化差异。
我们分别来自东三省、北京、新疆、江南和甘肃本地，分享我们的童年照片，从胡杨林罗布泊的大漠孤烟直到烟雨濛濛的小桥流水人家，从戈壁滩里的稀有金属资源型城市到鸭绿江上的中朝边境战略要地，从冰天雪地的齐齐哈尔到红墙绿瓦的帝都皇城，如果没有自古以来凭借政治家的气度和文人的情怀凝聚起来的统一国家，我们不可能聚集在一个不足八平米的排练房，搞出三四十首摇滚和民谣。
再比如大四投简历参加各校面试时，我总被当做西北边疆来的学生，这种外来灌输的自我定位，迫使我思考兰州这座城市在中国的性质。
它总是辩称自己不是西北边疆城市，而是处于中国几何版图的中心，但兰州却被视为是汉族核心区的边疆地区，也在多民族国家的统合中占有重要地位。
这些思考在实际上促进了我的边疆政治史研究，更长远地说，教会我从前所未有的角度和视野看待中国问题。
野孩子 《眼望着北方live ARK live 上海现场版》
若不是毕业前拍学士服照片，大四已经搬来市区的我们都没什么机会回榆中。
我比其他人好些，只在那里待了两年，不过已经同样感到十分足够。
荒凉遒劲的山脊、间歇不断的沙尘、几乎缺乏臭氧层遮蔽的紫外线，让我们在这座人间炼狱里百病丛生。
在那里发生的那些失败的爱情，让我们害怕相遇，常常彼此仇恨。
在往返市区和榆中之间的校车上，我百无聊赖地想着，不知道过去的两年，自己是如何熬过来的，发生的愉快和不愉快都随意吧，反正我已经决定不再回去。
低苦艾乐队的主唱刘堃曾说：
“兰州，她不是兰州，她是每个人的兰州，她是你心里的一个家，那里埋藏了你的过去，你的青春，你的某一次头破血流，你的那个姑娘。
”我坐在那个面朝大街的窗户前，想着在这句语义不通的话。
我的啤酒已经在无穷无尽的时间里被喝的差不多了，这时候，我点的那碗可能永不出现的干拌面被端了上来，我知道，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大口把它吃掉，同时忘掉自己身在何处，因为吃完以后，我就要出发去下一个地方了。
低苦艾 《兰州 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