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省公安厅约我喝茶

这是一个绝对真实的故事……

我在外地讲课时，接到了我们院长的电话：“吴老师，你何时回来？某某省公安厅派人来找你，等你回来谈。”

我一听，大致已猜到这些人的来意，但还是多问了一句：“出了什么事情吗？”

“据说是某个案件的事，你在网上发了帖，省公安厅通过正式组织程序从学校上面找来的。我们也不好拒绝，所以请你回来跟他们谈。”

最近被删的那些帖，也算是找到原因了。

作为研究证据问题的我，发帖是慎之又慎，不可能未经核实就发，而且我也从来没有以我所在单位的名义发过啊。难道我作为普通网民发帖的权利都没有么？

我并不想见他们，尤其是这种官方的渠道过来的，无非就是要求我别管闲事。如果我个人不配合，就是通过领导让我感受到压力。

《人民的名义》中，“扫除一切害人虫”和“爱哭的毛毛虫”发帖，引起舆情，警方找上门，也没有要求删帖。因为警方知道，互联网时代，只要不造谣不传谣，网民有言论的自由，总不能因为曝光个突发事件而拘留人家吧。

两天后，我赶回北京。同时我也通知了爆料人，希望他们也能来当面说明一下情况，提供更多的证据材料。他们在电话中说，但凡有一句话是假的，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上午上完课，我顾不上吃午饭，就去了约定的科研楼办公室。某某省公安厅的几位同志已在那里等我，茶已倒好。院里一位同事作为见证人陪同我接受谈话。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我带了帖子中提到的反映冤情的近十位苦主，全部是来自基层的民警，他们前一天开了一整天的车，从当地赶到北京，就是希望有机会面陈。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见他们，之前都只是通过邮件和电话联系。

我为他们发声，完全是出于公义，出于同情，以及对司法公正的期盼。我想通过这样的机会，让省厅的同志也听听来自基层的蒙冤民警的呼声。有的人身上，还带有当年被刑讯逼供的不可磨灭的伤痕，这些事实总胜于雄辩吧？

省厅的同志跟我说了一些客气话，我没有时间客套，询问了来者的身份，都是省厅督导组的，组长、副组长都来了，还有几位干部模样的人。他们不大愿意跟这些苦主对话，只希望跟我单独谈谈。我则强调，没有什么秘密，什么都可以公开谈。

“我们的任务是来找你，来的任务里没有说要跟他们谈，所以我们不能做额外的工作”。

“既然他们都来了，就不能了解情况后再向省厅报告吗？”我还是替那些可怜的人请求。

省厅督导组的人说等跟我单独谈完再考虑，因为此行的任务只是找我。

在他们的再三坚持下，我同意了他们要求单独跟我谈的要求，但希望给远道而来的这些申诉人一个说话的机会。省厅督导组的同志们说，他们是受领导的指令，来跟我谈话的，至于这些申诉者反映帖子中的案情的证据，另一组人负责，“一定会再见面的”。

我对这样的回应，感到哭笑不得。“你们不是想了解真实的情况吗？我把人都找来了，你们却不跟他们本人谈，要跟我这个转发的人谈。这是想查清事实吗？到底是要解决提出的问题，还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呢？”

终于，省厅督导组的关起门来单独跟我谈了。除了我同事在场，其他人都出去了。他们给我看了一份内部文件，然后组长开始念一个小本本上的几句话：“从大的方面讲呢，我们国家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不是？这个，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呢，是我们的职责，是吧？这个，啊，我想，咱们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法律人，咱们这个，要庄严持重，哎，这个，发挥好我们的正能量作用。这个，嫉恶如仇、针砭时弊，依法关注，正本清源，没问题……”

我不得不打断他的官腔：“领导啊，这些大道理我都懂……”。

“是的，是的。那我再说最后一句”。领导知道我下午要赶飞机，也想收尾了。“嗯，咱们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法律人，这个，遇到求助啊，很正常，咱们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做好指引，比方说的话，这个案件已经判完了。判完之后呢，咱们还有后续的可以申诉，申诉不了的话呢，只能采取这种方式？好像这也不是唯一吧？你想，我们来的本身吧，也是引起你们的重视。”

“省厅如果能重视这个问题，我替受害者谢谢你们。其实我作为一个学者，作为法律人，我认为替底层的民众实事求是地反映他们的诉求，也是我的社会责任感，也是我在发回自己的正能量。我们的申诉渠道不畅通，多年上访申诉都解决不了，他们才会求助于网络发声。我既跟你们没有什么交往，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利益关系，今天我才第一次见到他们，但他们带来了所有的证据材料，证明我所反映的问题属实，希望你们可以正视。我的帖子已经被你们删了，但凡帖子里的内容有虚假的，你们可以一条条指出来，我们现在当场核对，但你们没有。反而说你们的目的是找我，接待这些申诉者是额外的任务，不愿跟他们对话，这让我很失望。这不是为人民办事的态度。”

不知为何，那时，我眼前浮现的，是汉东省公安厅祁厅长的身影。

不管外人怎么评价我，在“人民”这两个沉甸甸的字面前，我是问心无愧的。

因为不想被删，所以没有点名哪个省，但绝对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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