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1月22日，美国当选总统提名对冲基金经理斯科特贝森特担任财政部长，贝森特主张到2028年将预算赤字率降至3%[1]。此前，特朗普任命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共同筹建并领导联邦政府顾问机构 “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简称DOGE）[2]，以“废除官僚机构、削减法规和重组政府”[3]。马斯克表示“至少可削减2万亿美元的联邦开支”，约等于2024财年联邦总开支的30%[4]，但并未说明完成削减计划的具体时限。特朗普内阁一系列任命显示，财政紧缩似乎箭在弦上。但我们预计，联邦财政支出可削减的规模相对有限[5]，同时，鉴于特朗普还提出了大规模减税计划降低财政收入，且贝森特当地时间11月24日表示其首要政策是兑现减税承诺[6]，我们认为特朗普2.0时期或难以有效地削减赤字。
美国历史上看，联邦财政往往逆周期，表现在财政赤字率与失业率的高度相关：经济下行压力大、失业率高企时，做大财政托举经济。但也存在几次财政顺周期时期，多数对应财政有亟需解决的经济之外的如“安全”等问题。2018年以来，新一轮财政顺周期开启，贫富分化、再工业化等结构性问题，呼唤持续做大功能性财政，来应对经济周期之外的挑战。
图表：美国财政进入顺周期，财政往往有“功能性”任务
注：预计值来自CBO估计
资料来源：CBO，中金公司研究部
内部民意导向来看，
贫富分化亟需财政发力来缓解。1980年代里根政府开始，美国进入“重效率，轻分配”的小财政时期，金融去监管、工会组织削弱等因素，致使贫富分化加剧[7]。缺乏产业政策对国内工业保护的情况下，不具成本优势的中低端制造业外流，制造业岗位大幅削减，劳动报酬占比趋势下滑，而收入分配开始向资本或者高收入人群集中。
图表：伴随里根-克林顿开启小财政后，美国基尼系数快速抬升
2008年金融危机后，民意开始倾向于财政发力以推动制造业回流。对此，奥巴马政府通过《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改善交通、网络宽带等基础设施，并要求建设所需钢铁须产自美国[8]，开启了通过产业政策吸引制造业回流的先河，随后特朗普的MAGA主张与拜登政府的供给侧经济学，基本延续这一思路，并形成两党共识。但回流的成本较大，美国工业与基建长期欠投资，自80年代起制造业、能源、交通建筑持续老化，生产所需的工业设备（特别是电力设备）较为陈旧，补贴工业基础设施投资将带来持续的财政收支压力。
注：数据为建筑账龄
资料来源：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注：数据为设备账龄
资料来源：Haver，中金公司研究部
外部大国博弈来看，
以AIGC为代表的全球新一轮科技竞争如火如荼。拜登政府通过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与《芯片法案》，10年分别增加2561亿和793亿美元赤字，刺激工业基础设施和半导体行业建设。自2021年起，一轮以电脑电子行业主导的厂房建设潮已经完成但从结果上来看，相关行业工业生产与就业并未出现明显增加。特朗普2.0时期，将面临AI革命从投资和愿景变现为生产和普及的过程，无论是以减税还是以增支为形式的财政补贴，皆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