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联邦州比较好忽悠。两德虽已统一很久，但各方面、尤其是经济上的差距还是很惊人的。在柏林乘坐地铁，只要一过曾是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分界的亚历山大广场，窗外的景致几乎是两个世界。统一虽给民主德国的经济带来了好处，但也使其滞后状况在联邦德国的繁荣面前无所遁形。没有了柏林墙和军警挡住人员“外逃”，过去民族德国的很多地方现在已成“鬼城”。而更令前民主德国的人们吃力的是，经济还没有恢复过来，就跟着联邦德国一起被拖进了全球化的大潮。经济基础差、失业率高、人员外流，这三点足以构成排外的最好土壤，所有的问题都会被怪罪到“外人”的头上：经济基础差，是外人毁了我们的市场；失业率高，是外人抢了我们的工作岗位；人员外流，是外人挤压了我们青年人的生存空间。所以，德国选择党在新联邦州打的就是爱国牌，但是他们又巧妙避免了牵涉过多政治因素的爱国主义，而仅仅提出“保护家乡”的口号。
但“爱国主义”这张药方在老联邦州那里就不怎么灵了。首先，老联邦州相较于新联邦州本来就有经济和政治体制上的优势，他们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失去家乡”的感觉。其次，“爱国主义”这个概念，在老联邦州的语境里并不受欢迎：二战之后，对纳粹的全面反思使“爱德国”成了政治和文化中的禁忌。在德国不仅很少听到国歌，而且直到2006年世界杯，街道上都很难看到一面国旗。并且，经历了1960年代的左翼学潮、7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八九十年代的解构主义思潮之后，德国社会早就对一切宏大概念失去了兴趣。“爱国”也好，崇高也好，煽情也好，在老联邦州都是已经过时的梗。但这最后一点，虽然断绝了在老联邦州打“爱国”牌的可能，却被德国选择党颇为精准地揉捏转化为另两面舆论的大旗：“传统”和“反抗”。
所谓“传统”，指的是回归“纯德国式”的传统。就像政治学家总结的那样，其代表是“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保守的、信基督教的、较为年长的白人男性”，最好还是天主教徒而不是新教徒。这实际上就是科尔执掌基督教民主联盟时的样子。但不要忘了，科尔任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党魁是在1973到1998年，任德国总理是1982年到1998年，他的权力全盛时期正好覆盖了冷战由白热化走向消退最终结束的过程。而千禧年前后的欧洲和国际局势发生的改变完全把德国和世界变成了全新的局面：老龄化社会的问题开始凸显并逐渐升级为养老危机；六七十年代来到西欧务工、帮助德国重建的第一代移民的孩子已经长大并且走入社会，他们自身所挟带的文化、甚至是他们的存在本身都不可避免地使欧洲的文化和社会图谱发生变化；欧洲的发展已经到了不得不做出战略调整的地步——最直观的例子就是欧元诞生——尽管北约仍然存在并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有约束力，但欧盟的诞生和壮大已使欧洲各国有底气在涉及各类国际问题时，优先考虑自身而不是美国的态度。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提“传统”的意义何在呢？千禧年后，全球化的步伐越来越快。这对欧洲国家的冲击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若干“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另一方面是欧洲“老大哥”美国的扩张。尽管很多人认为，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欧洲会对“第三世界”更加警惕。但实际上，美国在经济、文化和政治势力上的扩张和渗透和欧洲社会的自然发展才是使所谓的“传统”更有比照性的原因。
或许那些诉诸“传统”的人们不能理解越来越多的外国商品甚至公司的“入侵”是全球化经济规则的必然结果，但他们起码会看到：大街上出现了越来越多麦当劳，年轻人不再听贝多芬，爱听的歌和美国人爱听的一样都是英语唱的，越来越多的人通宵达旦地蹦迪，电视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有色皮肤和奇异的着装、习俗。在德国这样一个以自己的文化为荣的国家，这些改变伤害了部分德国人脆弱的神经和自尊。他们对此捶胸顿足，大叹人心不古。他们认为德国式的德国，应该是“美好旧时光”的样子：男人西装领带出去干活，女人擦着粉和口红在家烧菜，在丈夫到家前还得换身裙子，夏日偶尔带上两个孩子去意大利度假，一家人周日去教堂礼拜，回来吃的是甘蓝炖肉配土豆汤。这样的“传统”，跟德国选择党在新联邦州提倡的“爱国”其实是换汤不换药，都是针对那些有“旧日情结”、并把发展所必然带来的不适归咎于发展的人。
这种“传统”论的悖论在于：真正经历过那个被呼唤的年代的人并未对所谓“美好的旧时光”表现出多少怀念。这些图景描绘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德国印象”：彼时，经济奇迹使德国人摆脱了困苦的战争记忆，开始有闲钱享受“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全球化的浪潮尚未波及到德国。然而，保守地以25岁到55岁作为工作年龄段估算，真正在这段时间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人多半经历过战争，最起码也经历过战后的废墟时代。当选择党鼓励人们想象花红柳绿，教堂巍峨，挂着古老人像的乡间旅馆里，脸蛋粉红的姑娘笑眯眯地端上一盘奶油酱汁猪肩肉配炸土豆的“美好旧时光”，并且质问为什么一切不能停留在那个年代时，时代真正的见证者们却清楚地知道：彼时的乡间小道满是泥泞，那个脸蛋儿粉红的姑娘可能是当地某个农民的私生女，因为身份不被接受只能在乡间旅馆端菜，桌子对面挂着的人像也不是什么“农民风情画”，而是旅馆老板对那些把生命留在二战战场上的家人的记忆，并且人像还穿着纳粹军装。换句话说，对于“为什么一切不能停留在美好旧时光”这个问题，真正经历过的人已经带着答案在前面等着了。
而所谓“反抗”，指的是德国选择党把自己包装成“小人物”和激进的代表。对结构和阶层的反抗自六十年代末的左翼学潮，经由七十年代的议会外反对党运动，到今天已经深深植根于欧洲的政治文化。反抗意味着勇气和革新，意味着“大多数”的小人物力量壮大，并向权力结构的“高层”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而争取自己的权益。在近来的事件中，德国选择党巧妙地把其他政治力量的技术错误转化为“那些高层的人不听你们说话，不在乎你们的感受”的“定性分析”，然后以“我们来代表你们”的形象出现。德国选择党还抓准了后现代的社会语境下流行的反崇高的文化心态，微妙地把流行于各大传统政党、政治场合以及媒体的“欧洲价值观”和虚伪的“崇高”划上了等号，向选民传递出这样一种信息：知道你们听够了，我们就是要撕下这些头脑僵化的人的华丽外衣，给你们一个接地气的现实，也许我们说的不那么动听，但你们知道，这才是真实。
不无讽刺的是，“反抗”已经从最开始的“物不平则鸣”逐渐变成政治和社会机制里固化的一环，变成了“为了反抗而反抗”，从而使“反抗”自身也带上了它最初所要反对的“权力”、“结构”和“阶层”的色彩。“宏大叙事的终结”成了新的宏大叙事。尽管德国选择党给自己的公共定义是“小人物”的代表，但就连佩特里本人都在党代会上说过：“我们不能只是赚钱少的小人物的党”。
距德国大选还有不到两周。按现在的趋势，德国选择党进驻德国联邦议会成为在野党几乎已无悬念。接下来，无论哪个政党组阁，都必须面对这个“搅局者”同其他在野党分工甚至联手的局面。主流媒体上，依然有很多人无法接受这么多选民选择了“种族主义者”。
但也许，“种族主义”并不是德国选择党最合适的标签。事实上，尽管人们倾向于认为选择党的“民意基本盘”是那些“失败者，失业者和低素质人群”，但这只是无法忍受“侮辱”的人的某种自我安慰。选择党的成员构成实际上非常复杂，其中既不乏教授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也不乏从基督教民主联盟这样的传统大党“叛逃”过来的人。更合适的说法是，选择党代表的是一种情绪，有别于其他传统政党的是，它在策略上选择了“情绪”而不是“阶级”作为自己的舆论诉求。正如若干右翼用来做文章的发展带来的不适一样，德国选择党的上位也是发展的结果。传统大党与其痛心疾首地拒绝接受“侮辱”，不如深挖造成这些情绪的社会和经济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