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常阅读20 | 韩潮：经典的魅力在于与当下的联系

韩  潮

1974年生，哲学博士，同济大学哲学系任教，研究方向为政治思想史等。著有《海德格尔与伦理学问题》。

最近在读的专业领域的新书，可否推荐一两种（近三年的书都算新书，我们想借此了解一下学科内的新消息）？

也不知道自己的专业是什么，勉强说一些吧。

The sleeping sovereign: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democracy .

Richard Tuc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塔克《沉睡的主权——现代民主的发明》

尽管是斯金纳的亲炙弟子，但除了第一本书花了大气 力在语境重构方面 外，塔克并不算一个非常典型的剑桥学派学者。他的文本分析功夫不亚于语境分析的功夫，观点上也与剑桥学派的主流共和主义倾向有相当的距离。此书是他在剑桥的希里讲座（Seeley Lectures）的演讲稿的集结。 不同于专著，讲座稿往往有个好处，能够抽离出细节和枝蔓的牵绊，直指最核心的问题。 此书的论证也有这个好处，读来毫无那种拉拉杂杂兜圈子、三过其门而不入的语境主义恶趣味。

从问题意识的角度看，此书实际上延续了塔克早年的霍布斯研究尤其是 《霍布斯与民主》 一文的若干洞察，但现在塔克诉诸的是博丹的奠基位置。全书的核心是第一篇的博丹研究，写的尤其精彩，比若干年前的富兰克林塑造的那个不尴不尬的宪政主义者博丹的形象要有说服力得多。 当然，此书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塔克对主权和宪政的连贯性阐释。此书很可能是这个老问题近些年来最为重要的推进。

Livy's Political Philosophy .

Ann. Vasal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瓦萨利《李维的政治哲学》

此书为第一本专论李维政治思想的著述。此前重要的古典史学家如修昔底德、波里庇乌斯、塔西佗乃至于撒路斯特的政治思想都有专门的论著面世，随着近些年来罗马政治思想研究的复兴，终于可以看到一本考察李维政治哲学的著述。不过，瓦萨利实际上只是截取了 李维《建城以来史》前五卷为 研究对象。 将前五卷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无论在文本上还是在主题上都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从20世纪早期开始，学界基于第五卷中卡米卢斯与奥古斯都的相关性，往往将李维视作一个奥古斯都派；而瓦萨利则试图论证，至少在前五卷中，李维实际上是个西塞罗派，因此更偏向于共和主义的立场。瓦萨利的工作肯定是当下学界某种特定学术氛围的产物，但总体上她并没有特别强的规范性共和主义嗜好，因此，其解释当然还不算生硬，能够贴近李维自身的脉络。 事实上，在政治语言层面，奥古斯都派和西塞罗派之间的界限是相当模糊的，二者分享了相当多的前提 ，后宪政的凯撒主义政治语言很可能就是西塞罗式共和主义政治语言的平滑过渡，比如第五卷的concordia问题就很难说应当归属于哪一方。此书并不是突破性的著述，很难脱离传统的窠臼，不过总算让李维来到政治思想的舞台上吧。

此外，李维《建城以来史》前五卷的确自成一体，值得抽离出来讨论。 据我所知，国内的年轻译者正在致力于推出一个前五卷的译本，希望能早些面世。

涉猎所及的专业外的新书，可否也推荐一两种？

1. 吴功青 《上帝与罗马：奥利金与早期基督教的宗教-政治革命》 ，2018年，上海三联书店

奥利金的研究此前有，今后相信也一定会有，但此书最为独特之处反而是对奥利金的论辩对手凯尔苏斯的呈现。陶伯斯说，尼采说的所有东西，凯尔苏斯都已经说过了。 从这个角度看，此书所呈现的凯尔苏斯与奥利金之争或者说罗马与基督教之争也就有了超脱语境的意义，我相信作者的关怀不止是历史性的。

从作者的行文来看，尽管不同于尼采和陶伯斯的思路，但作者仍然把近于一半的笔力放在对奥利金的论辩对手凯尔苏斯所持有的观念立场的分析上，因此这本书所呈现的与其说是奥利金自身的思想，还 毋宁说呈现的是一场发生在奥利金和凯尔苏斯那里的、隐约能瞥见刀光剑影的观念对抗。后世西方精神史上的大事因缘或多或少都起源于这场精神对抗。 此书的论题因此有着诸多研究难以取代的意义， 作者对切入点的择取以及对各个对抗性层面的分解剖析都是非常出色的。但唯一让人疑惑的反而是希腊在这本书中的位置：上帝与罗马之争，希腊站在何处？

2. 高波 《追寻新共和——张东荪早期思想与活动研究》 三联书店，2018

此书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对西学尤其是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解毫无执障，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乃至于民主观念本身的问题、宿命和历史有效性都能做到充分体贴，故而能游刃有余地呈现出传主张东荪思想的复杂性。这一点在不专治西学的研究者那里往往是罕见的。以往读此类研究西方思想切入中国语境的著作，包括海外汉学研究在内，对同时代的西学理解尤其是问题意识的呈现都多多少少有简单、偏执、妄测之嫌。但读完此书，却丝毫没有此类感觉。 作者不仅做到了所谓同情之了解，而且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同传主一起思考。 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本体现新一辈近代思想史研究者格局和气度的著作。有理由对作者今后的研究有所期待。

可有个人受益最大、常读常新的经典（一种或两种）？还请简短介绍介绍。

早几年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一定会说《理想国》。但现在我得承认，人是个容易倦怠的动物。尽管现在每次备课读《理想国》都仍然有此前没有领悟到的感触，但要让我闲来无事翻翻《理想国》，或者正襟危坐发愿去重读，却是万万做不到的。

其实， 我以为，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并不在于有夸张到每次总有常读常新的魅力，而是在某个机缘下偶然瞥见过去的经典与当下、与现实、与当代观念之间的联系，然后感受到重读的召唤。 这个机缘有时可能是一段文字、一种现象、一个人，有时可能甚至就是一个脚注。

前年或者去年的一段时间，重新翻起 《美国精神的封闭》 ，发现早年的阅读经验往往是不可靠的，完全低估了这本书的价值。现在看来，这简直就是一部先知书。今天白左运动的种种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对应。去年此书出版30周年，本想写个书评，但一倦怠起来，也就罢了。

再有，今年有那么几天重感冒，什么也读不下去，偶然读到一本金瓶梅作者“徐渭说”的开创之作潘承玉的 《金瓶梅新证》 ，仿佛是打开一个世界。 书中有趣的一个旁证是，徐渭作文往往以“呵呵”二字作结。 徐渭尝言，“天下事那一件不可笑者? 譬如到极没摆布处 , 祗以一笑付之, 就是天地也奈何我不得了”——若此说果然成立，那么徐渭简直要从中国的梵高变为中国的萨德了……反观《金瓶梅》，恐怕怎么也读不出慈悲的味道了，有的只是嘲弄。

比较常读哪些纸质刊物（专业或非专业均可，应为纸质版）？

不读。

可有纯为休闲的“读物”，比如小说、漫画、绘本、网络文学、微信公众号、电视剧或其他？请推荐一两位作者、或一两部作品（或公号），我们也试着拓宽阅读的疆界。

刷刷知乎吧。

主要是调剂。 知乎是一种新形态的知识生产方式 ，和我们这些传统学院知识分子所习惯的客观中立不同，知乎有一个特点，在回答问题的文前文后， 回答者往往会交待自己的可能存在的利益相关倾向——好比一个人走上来先说：告诉你们，我屁股坐在哪边，下面我就开始发言了。 “利益相关”可能来源于quora的disclosure（信息披露），但在中文语境里颇有些不讳言利害相关、信不信由你的爽利劲头。 这种态度，既非全然主观也非全然客观，倒是极类似于葛兰西所谓“有机知识分子”，我是很喜欢的。

当然，我自己还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只是偶尔感到乏味而已。

可以的话，还望介绍一下个人受益最大的读书方法或读书习惯。

读书没有习惯，即便有，也是坏习惯。比如总是被一个新主题所吸引，读了一阵子才发现好像走远了，只好暂时放下不读。尽管过程中也有阅读享受，而且从结果上看，往往某些主题最后纠缠在一起，对打开写作思路也算有些帮助。但总体上这么做其实已经有了不少恶果，实在不是什么好习惯，非但不值得分享，让大家引以为戒才对。

近来对电子阅读的依赖倒确实成了一个习惯。 外文书方面，电子化程度其实已经更高了，最近二三十年出版的书以及更早过了版权期的书大多被电子化了 ，倒是20世纪中期左右还有一些书还没有被电子化，所以我大体上只买这些不新不旧的读物，以补电子化之缺。除此之外，几乎也不太买书。

另一个考虑在于，藏书越来越发现是鸡肋，占了空间不说，书架上找起来也非常不方便。有几次找了半天还一无所获，郁闷之余，就起了扔书的念头。最近一两年每年都几乎要扔一次书，每次是叫一个旧书店的老板上门来搬书。一本本剔除时其实没太在意专门要扔哪些书，后来堆在一起时才发现，扔的书好像集中于这几个领域：首先是神学，然后是经学，再然后是民国大师的书……当然，西学译本也扔了不少。古今中西皆可抛，冥冥中好像是有这么个意思。

文 | 韩 潮

《自然社会》是一本颇难索解的书。这首先是因为，通常我们借以理解全书整体的线索比如序言、结语、后记之类的体例似乎被作者视为冗赘的成分，一概略去不表，唯一保留的导论却又只是旁逸出去的一篇对《鲁滨逊漂流记》的释读。于是，作者在表达上的克制事实上造成了一种效果——作者的意图以及全书的论证线索、整体构思或许确乎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谜。

不过，尽管如此，作者也并不是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稍有概念敏感性的读者其实肯定会对这本书的书名感到轻微的不适：“自然社会”——这是个颇为不凡的词语。与我们习见熟识的“自然法”、“自然状态”等概念不同，“自然社会”这个概念在今天的政治观念史论述里并不算常见。当代的政治哲学已经不再运用这个早期现代自然法学派的术语，甚至在关于近代政治思想的大多数史述里，也难见其有一席之地。因此， 不妨说“自然社会”仿佛是一个遗失在政治思想史密林的观念，重新被作者发现和呵护。 而我们眼前李猛的这本《自然社会》，最为直接和显明的意义，就是对这个概念及其相关论证的重新展示。

然而，这个概念究竟在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史语境下被引入，又在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史语境下消失？这其实本应当是理解这本书的必要环节。但由于作者对于思想史背景的介绍付之阙如，我认为多多少少造成了读者不必要的困惑。

实际上，造成“自然社会”这个概念被遗忘的原因，最为明确的表述来自塔克（Richard Tuck）在《战争与和平法》一书里的一段话，

塔克提到的康德的这篇著名文章是他的《永久和平论》，在这篇文章里康德对格劳修斯传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称这个传统为 “叫人愁烦的安慰者” （leidige Tröster）。所谓“叫人愁烦的安慰者”，其实是康德化用自《约伯记》中的一段话，“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塔克所谓“天真社会性”的传统，就是康德所谓“安慰人、反叫人愁烦”的那个格劳修斯、普凡道夫、瓦特尔的传统。 这个近代自然法学派中与霍布斯相区别的“社会性”传统，是18世纪道德史家巴贝拉克（Jean Barbeyrac）首先确立并沿用至今的一种区分。在我看来，这个传统的消失，伴随的就是“自然社会”这个概念的消失。

这个学术史背景应当是我们进入《自然社会》一书的第一个落脚点。

《自然社会》一书的论题显然延续了对这一问题域的反思，全书的基本框架大体落在这个基本问题域之内，尽管也有一些跳脱出去的支脉比如中篇的苏亚雷斯综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自然社会》一书实际上存在着一个隐而未显、却贯穿全书始终的线索——这恰恰就是近代自然法学派所提出新的“社会性”概念。 这个“社会性”概念分别在上中下三篇的三个不同论域呈现为三种不同形态：在自然状态论域中，这个“社会性空间”呈现为现代的社会性概念与古典共同体概念的断裂；在自然法论域，“社会性”则呈现为规范性的一面，即“社会性作为根本自然法”；在政治社会领域，则呈现为社会性契约结构（财产结构）和主权结构的矛盾（虽然据我所知，这一部分作者没有充分展开）。

应当说，作者的构想尽管还有一些不够融贯的成分，但这个试图用新的“社会性”范畴将近代自然法学派的三个基本论域即“自然状态”、“自然法”和“政治社会”统摄起来的思路，无论如何也是一种气魄宏大的构思。

通过对这个“新的社会性概念”的发现、拆解和阐发，写在《自然社会》扉页上的那个充满魔力的问题——“一个几乎上千年毫无危险的道德学说，为什么会在十八世纪突然点燃了革命的引线，摧毁了旧制度，建立了世界的新秩序？”——其实是有了一个足够明确的答案： 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新的社会性概念”的发现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流传至今的一切所谓“政治”和“政治社会”。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如果作者的论断是正确的，如果作者的论证足以支撑他的论断，那么，《自然社会》一书毫无疑问首先冲击的是“自然权利”概念在这段政治思想史上的中心位置。甚至，如果我们还多少信赖巴贝拉克的区分，我们可能还会认为，作者所做的其实是为那个“天真社会性”的传统正名的工作。因为， 至少在名义上，“自然社会”概念取代了“自然权利”概念在当代思想史家如列奥·施特劳斯那里的中心位置 ；至少在名义上，在两种竞争性范式的角逐中，格劳修斯、普凡道夫重新获得了与霍布斯同等重要的位置。

——这不禁让我们产生了一些困惑：自然权利论证与新的“社会性”概念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作者所阐发的这个新的社会性概念，究竟是从属于自然权利论证，还是超越了自然权利论证？如果这个新的社会性空间超越了自然权利论证，那么《自然社会》一书引入的这个新的社会性概念，是否的确隐含着一种从格劳修斯、普凡道夫的社会性传统入手对霍布斯式的自然权利加以限制的意图？是否《自然社会》一书的根本目的还是要呈现出现代政治思想中更为温和的一面或者说更具道德色彩的一面，用以替换那种以霍布斯式自然权利学说为中心的史述？而经过这一史述的转换，通过这个被塔克贬低为“天真社会性传统”的中介，最终向我们呈现的鲁滨逊的现代世界，或许更令我们报以同情，而非如表面文字那样空具难以言传的绝望和悲凉？

《自然社会》一书真正微妙的地方恰恰在这里。作者几乎没有提及列奥·施特劳斯学派的史述立场。就问题域而言，相反作者引入了一个列奥·施特劳斯学派很少涉足的思想史领域。而这个问题域承袭的恰恰是18世纪巴贝拉克以来对霍布斯的非社会性的自然权利学说与格劳修斯、普凡道夫的自然社会学说的区分，因此，从问题域的角度，看上去作者似乎是试图提供一种与“自然权利中心说”相对抗的现代政治思想起源的竞争性范式。

可是如果我们认为，作者仅仅是想用格劳修斯或普凡道夫的“自然社会”概念或者说一种新的“社会性概念”取代霍布斯的“自然权利”概念的中心位置，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 作者的论述无处不表明他试图深化而不是简化这个现代政治思想起源的主题——这本书的全部微妙和全部暧昧或许也都在这里。 作者并非是简单地引入一个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自然权利范式，相反，这部书几乎就是在与自然权利范式的纠缠中展开全书的论证的。作者着意充分展示这 两个范式之间的勾连难解的关系 ：对于旧的自然权利传统而言，新的社会性传统的出现在这本书里呈现出的意味相当之复杂，似乎是限制之、又似乎是综合之、更似乎是化约之。

作者的工作之所以呈现出这样复杂暧昧的面目，并非作者有意为之设障，而是多少反映出 问题本身的复杂难解以及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共识的匮乏 。事实上，作者的思考并非全然是一己独见，在近年来的自然法学术界，18世纪巴贝拉克以来的区分已经受到各种不同形式的冲击，几有土崩瓦解的趋势，不过其中的批判角度却大相径庭。比如，帕拉蒂尼（Palladini）主张，与格劳修斯不同，这个社会性传统中的普凡道夫其实是一个隐秘的霍布斯主义者；而塔克则认为，这个社会性传统中的格劳修斯和霍布斯持有相似的立场，他们都持有某种最低限度的社会性概念，普凡道夫却是唯一的例外，他才是唯一的“天真社会性”传统的传人。

《自然社会》一书明显受到了上述研究的影响，作者试图将上述对立的批判取向整合为一个具有内在张力的体系，进而一劳永逸地解决近代自然法学派内部的“判教”工作——而这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理解霍布斯、格劳修斯、普凡道夫三者之间的关系。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态度其实是相当值得琢磨的。作者曾经有过一段可以看作全书的核心论点之一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