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春晚总带给我们欢笑与感动，由闫学晶孙涛刘伟仪表演的小品《真情永驻》向我们讲述一段破镜重圆的故事。
继“试管婴儿”话题首次登陆2017年国内收视率最高的春节联欢晚会，人民日报又刊登了“代孕”这一辅助生殖手段，讨论生殖科技目前在中国社会的需求及可行性。
这都是因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来，很多高龄妇女加入了生二孩的队伍，各地医院产科迎来婴儿出生潮。
不孕不育成难题
到45岁以后，将近90%的人没有生育能力了，末次妊娠的平均年龄是40岁左右
生了一个儿子，还想再生一个女儿，儿女双全一直是安徽合肥居民程荷凤最大的心愿。去年，39岁的她终于等来国家的二孩政策，尽管取掉了节育环，但一年多了还是怀不上。医院检查报告显示，输卵管通而不畅，子宫前壁有两个直径3厘米和2厘米的囊肿。程荷凤在上海一家大医院做了微创手术，最终幸运地怀了胎。
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以来，70后、80后加入了再育的行列，高龄孕妇井喷式增加。我国高龄孕妇的比例，1995年为0.9%，2005年为4%，2015年为10%。数据显示，全国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9000万左右家庭中，60%的女方年龄在35岁以上，50%在40岁以上。不少高龄女性急着怀孕，却有心无力，怀不上孩子了。不孕不育成为想生育二孩家庭的最大心病。
国家卫计委科研所临床医学中心副主任耿琳琳说，人的生育年龄和生育率呈负相关性，年龄越大,生育能力越低，再加上妇女的卵细胞逐渐老化，以及环境污染、电磁波辐射、化学品的影响，在未绝经期之前的10年内，妇女的卵泡质量会出现下降趋势。随着年龄增加，生育率呈明显下降趋势，到45岁以后，将近90%的妇女没有生育能力了，末次妊娠的平均年龄是40岁左右。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鹿群表示，年龄在生育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年龄决定了卵子细胞的质量和数量。生育能力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一方面是卵巢储备功能下降，另一方面是影响生育能力的疾病增加，流产率升高。
人类生育力下降，已经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特别规划署报告，世界范围内不孕不育率高达15%—20%，中国不孕夫妇约1500万对。北医三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王丽娜介绍，怀孕的妇女流产率高达15%，复发性流产约占1/3。即使能怀上，保住了，生下来的孩子有5.6%的出生缺陷率，是发达国家的2倍。
耿琳琳分析，高龄不但能使生育能力降低，而且生育的畸形儿童明显增加。高龄生育的妇女卵子老化，造成基因突变的情况增多，更容易生出基因缺陷的患儿。如果孕妇的实际年龄大于34岁，胎儿畸形率会达到8%—15%。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如心血管畸形、唇腭裂等，发病率也会随着母亲生育年龄增加而上升。
冷冻胚胎留“种子”
38岁以上再做生育力保存的成功率非常低，活产率小于1%，建议在35岁以前做生育力保存
2016年末，在长春市吉大二院，一名产妇剖腹产生下一个7斤4两的男婴，母子平安。让人惊奇的是，这名产妇已有64岁。产妇因“失独”在闭经10年后，再次通过试管婴儿技术怀孕。如此高龄还能成功怀孕，几率极小。
随着二孩政策全面放开，接受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程序简化，越来越多的高龄产妇选择再拼一把，冻精冻卵、试管婴儿成为热门话题。王丽娜说，辅助生育技术解决了不孕症患者的问题，给许多家庭带来了福音。
王丽娜刚开始在生殖门诊时，经常有病人来问：“大夫，我上你们这儿做试管，什么时候能把孩子抱回去？”他们以为是在试管里把孩子养大，不用生，到10个月把孩子抱回去就可以。
最近，北京石景山区居民成丽霞顺利地生下二胎。这个新生儿是她女儿的同胞胎，只是晚出生了10年。成丽霞当年为生孩子发愁，最终选择了在北医一家医院做试管婴儿。在实验室的培养皿里进行培养形成胚胎，取卵后3—5天把胚胎或囊胚移植到子宫。移植第四天验尿，如果怀孕了，30天进行B超检测，后续进行产科产检。当时还有剩余的胚胎，进行冷冻以备下次移植。放开二孩政策后，成丽霞到医院询问冷冻胚胎能否解冻，让她再生一个孩子。王丽娜说，冷冻胚胎成功率很高，同时打破了人们对生育的传统观念。
王丽娜介绍，实施辅助生育技术，早产率、妊娠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病率比自然妊娠高，多胎比例明显升高。多胎会导致孩子出生体重的下降，做辅助生育还有一些并发症。
肿瘤患者经过放化疗后，生育能力会受到毁灭性打击，生育率非常低。王丽娜提醒，这类人群可以提前冷冻胚胎留下“种子”。研究发现，38岁以上再做生育力保存，成功率是非常低的，活产率小于1%，因此建议在35岁以前做生育力保存。冻卵（胚胎），当然是女性的生育力保存的不二法门！详情请咨询“彩红宝贝 A哥 18925050143”
文末人民日报对于代孕的态度是：代孕要有“刹车”，不能任意行驶。要把代孕技术放在一个特定的笼子里关着，但这个笼子不能太松，“牛栏关猫”是不行的，生殖科技在中国还有何后续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法制日报》的文章指出“规范代孕”也好，“放开代孕”也罢，均与我国现行法律相悖。所谓的代孕，通俗地讲，就是“借腹生子”，把代孕者的卵子与购买方的精子结合成受精卵，在代孕者的子宫完成整个孕育过程并顺利生产。这样一个在医学上尚存争议的过程，被一些人钻了法律空子，从而变成了一种牟利手段，也有一些女性受利益驱使，选择做“代孕妈妈”。
在国人的观念中，“借腹生子”一直是违背人伦道德的行为。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父母身份的确认。一些代孕协议中明确规定“代孕妈妈”将与孩子永不见面，但是，这种血脉相连的母子之情割舍得了吗？这无疑为今后的道德伦理纠纷埋下了祸根。
《新京报》的评论文章对代孕问题持乐观态度，认为代孕之所以引人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隐藏的巨大需求。这一方面源于二孩政策释放了很多家庭的生育需求；另一方面就是不孕不育的家庭近些年呈不断上升趋势，他们有着非常强烈的孕育下一代的渴求。但在我们国家，代孕虽然没有在法律上被禁止，但早在2001年，原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三条就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这个对广大医务人员具有完全约束效力的规定，事实上禁止了我国代孕工作的展开。
文章指出，目前允许代孕的国家也为数不少，如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都允许代孕。当然，与之对应的是这些国家对代孕都有非常明确的限定，例如在代孕最为宽松的俄罗斯，虽然允许大量的代孕中介公司存在，但《俄联邦公民健康保护基本法》和《俄联邦家庭法》等法律中明确规定：代孕需要女方拥有确认自身无法生育的医疗证明，而代孕婴儿的父母如果希望将新生儿注册为自己孩子时，需要得到代孕者的许可。俄罗斯的做法或许值得借鉴，因为我国当前与其一样都面临生育不足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鼓励生育本身也符合国家发展的需要。
南方都市报的评论认为，在放开二孩等背景下，对那些符生育条件，又有意愿生育却由于身体等原因无法生育的群体而言，如果完全禁止“代孕”的确有些残酷和不近人情。但生育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放开代孕牵扯的不仅是个人、家庭的问题，更是一个牵扯国家法律、伦理和社会现实等的问题，不能不慎之又慎。而就现实来看，放开代孕，还需要我们创设、铺就更多有利条件。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就我国现实生育文明和接受程度而言，“代孕”还属于敏感和不被大众接受的范畴。而不被接受，更重要的在于实际操作层面。但是，理性告诉我们，伦理不能也不应该成为“代孕”技术的负担，而应成为促进技术有序发展的动力和工具。
因此，《南方都市报》得出结论认为“代孕”并非完全不可，而是要有一定足够严密的前提条件。那怎样才能让“代孕”有条件地顺利推进呢？这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首先，要扫除诸如《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等羁绊“代孕”发展和推进的硬性制度障碍。更重要的是，要对非法“代孕”行为，制定一条行之有效的事先预防制度，而不是试错之后的补漏制度，做到事前严密审核、事中无缝监管、出错严肃追责等，最大限度卸下社会关于“有条件放开代孕”成为非法“代孕”的制度漏斗，甚至肆无忌惮泛滥实施遮羞布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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