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值人”迷思：大众庸俗而沉默，但谁是大众？

新京报传媒研究 · 公众号 · 社会 · 2019-08-08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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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在公共讨论中时常被认为是庸俗的、被动的、沉默的多数。那么，谁是大众？社会学家叶启政认为，“大众”往往只是一种想象，而他们只有在民意调查或焦点事件中才会部分显现。我们迷思于极致理性的现代统计“均值人”，导致“人本身作为个体的独特与自主性”被撤销掉了。

从重庆保时捷女司机掌掴事件被立案调查，到河南“瓜农抓贼倒赔三百”得到重新处理，再到江苏女教师“绝笔信”在公号上“在看”超10万并引起关于上访的巨大争议等等，在微博、微信，舆论正在展现“大众”的影响力。

而与此同时，相声演员于谦的一段吐槽也让“当代互联网喷子现状”成为热搜。

两幅画面，一正一反，谁在发声产生舆论监督，谁在乱喷？尽管他们不同，可一论及他们，通常会用到一个共同的称呼：大众。比如，大众舆论、大众传播或大众逻辑。

除了舆论监督等极少数情况之外，当我们在用“大众”一词的时候，也是在彰显自己与众不同，好像自己并不属于大众，因为大众通常被认为是庸俗的、被动的、沉默的多数。 那么，谁是大众？

谁是大众？

“对其他人，我们也是大众”

依当代的习惯用法，“大众”涉及的是一群在空间上（乃至在时间上）可以是分离开的人群，他们的身体是否直接接触乃至是否相互接近，并不是定义此一概念的必要条件。让我借用威廉斯的见解来开题。在其著《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一书中，威廉斯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

我并不把我的亲戚、朋友、邻居、同事、认识的人当成大众；我们没有人可以这么做，也不会这么做。大众经常即是其他人，是那些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其他人。

然而，如今，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却总是恒常地看到无数类别的这样其他人，并且身体邻近地站在他们的身边。他们就在这儿，而我们也与他们一起在这儿。正是我们与他们一起，是整个关键的所在。对其他人，我们也是大众，因而，大众即其他人。如此一来，事实上，根本没有大众自身，只有种种将其他人视为大众的看法而已。

换句话说，不管“大众”是不是身处我们可见或可触及的四周，他们都是陌生人。然而，威廉斯却似乎无法把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对“大众”此一概念所可能展衍的意涵更为简明而清澈地描述出来。

就此，依我个人的观点： “大众”一词乃用来泛指具某种特质的人口 （如听众、观众、消费者等等）；简单地说，即是他们 分享着具某种特殊性质的社会生活情境，而共同受制于具结构性的社会力量。

活跃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西班牙思想家奥尔特加曾经指出，相对于过去的十二个世纪，从十九世纪中叶一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洲人口骤增。科学技术发展、自由民主政体与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等崭新的社会形式浮现，造就了一群有着安逸物质生活之中产阶级的人口。

基本上，这些人即构成为“大众”的主体，形塑了所谓的“大众形态的人”（mass-man）。前面提到威廉斯所说“只有种种将其他人视为大众的看法”这样的说法，事实上就是呼应奥尔特加所说这个“大众形态的人”的概念，描绘的正是那群被同样社会结构条件所制约而彰显相同“命运”样态的陌生他人。

奥尔特加(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5.9—1955.10.18) ，二十世纪西班牙思想家，国内译有他的《大众的反叛》（广东人民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

正是在十九世纪这样一个时代里，大众的形态特征不但形塑了足以刻画大多数人的集体人格，甚至，也同时意味着少数的精英人物亦必得是分享着同样的历史性格特质。更确切地说，少数的精英分子经常需要在迎合（与掌握）“大众”的典型品位、态度、价值、视野等等的一般情形之下，才得以脱颖而出。

倘若我们说他们亦是大众形态的产物，应当不为过的。只是，大众形态之特质的形成总是使得芸芸众生在其所处的日常生活世界里以“无名”的沉默姿态展示着，而少数的精英分子却总是以特殊例外，且经常是极其喧哗的“有名”方式展现其自身。

除此之外，不管有名与否，人们其实展示着本质上相同的东西，其所展示的基本上是具有表象性之“有”的符号形式（诸如地位、声望、财富、权力、容貌、身躯、衣饰、举止等符号）。在当代的世界里，这形构出一幅看起来极其丰饶而多变的有趣世俗浮世图。

意大利电影《大众故事》（Romanzo popolare 1974）海报。

大众如何思考？

被简化的“是”或“否”统计思维

因此，固然“大众”立基于一个个可以名状之实际的独立个体人，但却是缺乏具体而固定的社会关系可以用来作为固着概念的坚实后盾。尤其，它更因为没有可以明确指涉的真正人口母体（population）、身体，或特定的社会聚体来予以表现与保证，以至于找不到一个具社会学意义的具体实在可以充当妥帖的依靠。

这致使“大众”一词本身即是其定义，或更确切地说，它本身就是极端地缺乏定义。

无疑，“大众”所彰显之如此一般的特质，反映的其实正是大众传播（特别是电视）作为介体机制的基本结构理路所衍生的因果权能效应。我们可以使用三个特征来表达：

（1）构成“大众”此一受体概念的成员彼此之间本质上具有缺乏互动的陌生人特质，他们是同质（即具同一性），且各自独立而自主的；

（2）对大众传播作为介体而言，“大众”受体的成员几乎没有足以产生有效的反馈能力与契机；甚至可以说，此一能力与契机并不是从大众传播作为介体出发来界定“大众”的基本结构要件；

（3）就大众传播作为介体的结构理路而言，“大众”这一概念没有引发主体能动性，更无产生集体动员之任何契机的意涵，否则的话，就成为（诸如进行抗议示威的）群众（乃至暴众）了。

准此，从大众传播作为介体的立场来界定，“大众”可以说是以无真正表征作为依托的无指涉姿态存在着，是一种完全丧失明确指示对象的模拟，其本质是被动而冷漠的，只能以进行诸如民意调查时运用统计概念所释放的拟像（simulacrum）形式（“均值人”即是典型的代表）来构作其样态。

既然“大众”是一种无真正表征作为依托底蕴，且指涉对象为虚隐的概念， 我们于是只能以迂回而委婉的折射方式予以显像 ， 更是需要以特殊的具体事件 （如三聚氰胺毒奶事件） 作为显剂 ，并利用某种社会机制作为棱镜来加以定性 ，再透过某种介体来析透，大众形态的特质才得以显现出来。

简扼地说，以统计学的“均值”搭架“多数”的绝对神圣来展现所谓的公共意见，基本上是把人们个别意见中诸多分歧、暧昧、矛盾等等无形复杂的个别品质成分完全剔除，经常仅留下以“是”或“否”之简化两分选择的回应形式来定义结果样态。

无疑，以这样的简单两分的回应形式来形塑的公共意见拟像，亵渎了被视为具大众形态之个体人的意志、认知与判断能力，也践踏了个体性可能具有的社会学意涵，更是扼杀了具共识共感性之伦理或道德情操背后应有的神圣性。

20世纪30年代电影《星期天的人们》（Menschen am Sonntag 1930）中人们到郊外寻找自由和特性。

大众是沉默的？

被视为“大众”的个体人并非不说话

倘若“大众”此一概念有社会学意义的话，关键在于个体人以大众形态的姿态来呈现自身，或大众形态作为一种基本社会表征而牵带出来的拟像上面。

“均值人”迷思：大众庸俗而沉默，但谁是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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