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录”之“自序”云：“乾隆三十年十月，重开国史馆于东华门内稍北。骐以谫陋，滥竽纂修。天拟管窥，事凭珠记。谨按馆例，凡私家著述，但考爵里，不采事实，惟以实录、红本及各种官修之书为主，遇阄分列传事迹及朝章国典兵礼大政，与列传有关合者，则以片纸录之，以备遗忘。信笔摘钞，逐年编载，只期鳞次栉比，遂觉缕析条分，积之既久，竟成卷轴，得若干卷云。”乾隆三十年重开国史馆，大约是“蒋录”编纂的开端。此书编纂前后历时至少有12年之久，撰成后却隐而不彰。
甚至在蒋良骐去世后，其墓志及嘉庆续修《全州志》所载之蒋良骐传记中，都未提及蒋良骐著有《东华录》一书。由于此书初无刊本，又经辗转传抄，部分钞本甚至将著者姓名误作“蒋良骥”。
道光年间，“蒋录”已经传至海外，出现了日本天保四年（公元1833年）官板，在国内却尚无刻本。奕赓《重订东华录序》云：“《东华录》，嬴川蒋良骐之私录也。良骐会充国史馆纂修，此为其随笔录记，以备考订者也。夫开国之宪章，列圣之鸿谟，秘府纪载，世人鲜觏，士大夫间有钞存，俱锦函榅匮，不肯轻易示人。”因“蒋录”钞本往往“鱼鲁豕亥，不堪寓目”，故奕赓参考《开国方略》等史料，对其进行逐条校证，又将其重新抄录并划分为六卷，每卷卷末另附“缀言”数则。经奕赓改订的“蒋录”题名作“重订东华录”，有学者认为晚清时期中国刊刻的各版本“蒋良骐《东华录》”，无一不是经过奕赓改订的《重订东华录》，只是为避免牵连而略去了奕赓的姓名及其所撰重订序言。
清代中后期，“蒋录”的境遇经历了由乾嘉时期的禁绝到咸同年间逐渐通行的转变。李慈铭日记记载，同治五年二月十四日“夜阅《东华录》，湘源蒋良骐千之撰……向传是书语多诋诬，故奉令禁，凡民间所妄谈国家草昧隐秘之事，谓皆出于此中，盖无稽之言，不可得而详也。”同治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又云：“连日以朱笔校阅初本蒋良骐《东华录》。其书虽诠综无次，详略不经，而自太祖至世宗五朝之圣德神功，亦藉以考见百一。士生下邑，既不获窥金匮石室之藏，得此为天管海蠡，良非无补。且其所纪载，皆直录史馆红本，绝无妨碍之辞，故近日都市通行，不复重申明禁。”及至同治年间，“蒋录”已经解禁，不复仅以钞本形式流传，而是有数种刊本公开印行。不过，在此书流传的过程中，一些抄写者或刊刻者可能为避祸而删改了部分敏感内容，如蒙起鹏编《广西近代经籍志》“东华录”条所述：“闻诸故老言，初稿有触讳多条，后皆削去矣”。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清代末年，“蒋录”客观上的确促进了排满反清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章太炎在致陶亚魂、柳亚庐的书信中写道：“鄙人自十四五时，览蒋氏《东华录》，已有逐满之志。”“蒋录”叙事中隐含着反清的思想，应是确定无疑。适值晚清社会环境内忧外患，清廷统治腐朽不堪，这一时期“蒋录”激发了革命者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志向，亦在情理之中。
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王先谦以国史馆协修身份初入史馆，其对“蒋录”的增补和续作，亦由此开始。王先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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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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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记述了自己编纂“王录”的缘起和经过：“臣往诵蒋氏《东华录》，粗知梗概。从事史馆，敬绎乾隆以次各朝为续编。病蒋氏简略，复自天命迄雍正，录之加详。”和“蒋录”相比，自“王录”编纂之初，作者就有将此书广泛刊布的愿望，其“以史经世”的思想意图也十分明确，如王先谦自云：“臣备员词曹，编摩史馆，亦颇究心当世之务，痛斯民无知与所以报上德之未至，仰体大圣人公天下之心，远追前代李、郑述作，近接蒋氏当日所录……欲得家置一编，循览
䌷
由绎，
于以体圣训而遵正直荡平之路。
微臣区区之意，实在于此。
”
“王录”编纂的过程中，王先谦的众多友人参与了此书的校阅。“王录”大部分刊本各卷卷首标出了校阅者的姓名：《九朝东华录》各卷“周润蕃、周瀹蕃”;《咸丰朝东华续录》各卷“陶濬宣”;《同治朝东华续录》各卷“张式恭”。王先谦在与缪荃孙探讨《东华录》修改事宜的信中亦称，此书“迩来友人校者颇多”。“王录”撰成之后，除编者王先谦与校阅者陶濬宣自刻外，各书局、书坊也竞相刊印。王先谦还主动将“王录”刊本赠与友人，其中不乏当时官居高位者，如谭钟麟、刘坤一、曾纪泽等。刘坤一对王先谦赞誉有加，并希望其将来能够“宏济艰难”，因此规劝王先谦“人之精力，正复有限，不可专为笔墨所耗……其余著作，似可从缓，幸留有余以待大用”，然而“《续东华录》为本朝掌故，自不可不卒其业”。由此可见，在刘坤一看来，“王录”在王先谦的著作中具有极为独特的意义，由于其内容涉及清代的本朝史事，即使需要消耗一些精力，也应将这部巨著编纂完成。
与“蒋录”最初被列为禁书不同，“王录”撰成后不久就得到了清廷的肯定和认可。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一部王先谦《东华录》刻本上盖有“民国七年由清监移藏图书馆”的长方形朱文印章，这说明清代灭亡之前，王先谦《东华录》已被官方机构收藏。清政府创办的江北大学堂和河南课吏馆也将“王录”作为学生需要阅读的书籍之一。光绪二十八年，时任漕运总督陈夔龙上《改设江北大学堂情形折》所附《试办江北大学堂规条》中规定：“中文则读‘四子书'、‘五经'，先读《春秋左传》，并阅《通鉴辑览》、《十一朝东华录》，先正事略，以讲解记熟为度。”同年颁布的《河南课吏馆章程》中亦云：“掌故之学，凡《大清会典》、十朝圣训、《东华录》、各种奏议及近时谕折，首令诵阅，以立政体。”据此可知，清朝末年，官方创办的教育机构将“王录”与《大清会典》、十朝圣训等官方文献并列，作为学生了解本朝历史的重要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