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于英国伦敦
“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像数学一样精确的证明：为什么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虚伪的兄弟，但面对着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1页）
如果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共济会就是资产阶级“先锋队”，特别是金融资产阶级的“先锋队”。
在共产主义幽灵出现之前的上千年，一直都是共济会这个古老幽灵徘徊在欧洲上空，它一直在苦苦寻找禁锢思想的天主教教权以及残酷剥削的封建王权的软弱空档，伺机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攻击。
发生在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正是共济发会这个古老幽灵获得形体的关键事件，它从此获得了巨大的力量，彻底击败王权和教权，在受到千年压迫之后，终于翻身获得解放！共济会成为了打倒顽固反动旧势力的大英雄！
然而，历史到这里并没有终结……
正如古老的“勇者斗恶龙”的传说所讲述的故事，一个叫做佛瑞·梅森的平凡少年，他住的村子附近有一条贪财的恶龙，喜欢到处打劫。他的父母都被恶龙杀死，他立誓要杀掉恶龙为父母报仇。历尽千辛万苦，他获得了神力变成勇者，又经过九死一生的搏斗终于杀死了恶龙，解救了受苦受难的乡亲，成为万众景仰的大英雄！
可是在若干年以后，他却渐渐发现，对于金灿灿的东西越来越爱不释手，看到了别人手里的金子不弄到自己手里，心里就像猫抓了一样难受；慢慢地，他的头上长出了角，身上长出了鳞片。
于是，他做了一件宽大的袍子，把角和鳞片小心地遮掩了起来，袍子上写着几个大字：民主、自由、人权。
（注：佛瑞·梅森 为“Free-Mason”，共济会的英文名称）
目前这个纷乱的世界所发生的种种乱象，又是这个勇者斗恶龙故事的最新延续。二十一世纪之后，无论是代表国际金融资本势力的共济会还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主义，都渐渐被人们所遗忘，但是斗争仍然在延续。
自从失去了苏联这个制衡力量，国际金融资本披着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外衣，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其实质是推动金融资本的全球化配置，从全球范围内榨取利益，这不仅引发了英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剧，也推动了中国融入全球资本循环。
资本的魔力在新冠抗疫面前，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为了保证资本的利益，死个几十万人又算得了什么？而整个国家的民众居然也被洗脑，而接受这种事实，甚至也身体力行地抗拒防疫措施。
中国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也在中国国内累积了巨量的金融资本。金融资本正如《指环王》中的那个魔戒，无论落到谁手里，都会产生难以抗拒的诱惑魔力，使得那个人成为金融资本的奴隶和意志体现。
当年杭州西子湖畔那个充满正义感的马姓少年，在金融的巨大魔力诱惑之下，已经蜕变成了咕噜！
如果没有力量能够控制住金融资本这种吞噬一切的魔力，那么全人类都会沦为咕噜，成为资本的奴隶！
幸好东方大国具有千年以来积淀的民本思想的基础，现政权也依然抱有红色初心，长缨在手敢缚苍龙，坚持以人民利益为中心，金融只能成为服务实体经济的仆人而不是主人。
随着国际金融资本已经逐渐丧失推动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积极一面，逐渐和它的前辈土地资本一样，蜕化为纯粹食利的攫取性力量，它也必然要被从高高的神坛上掀翻在地，被埋葬在历史的尘埃中。
古语有云：“善泳者溺 善骑者堕 各以其所好，反自为祸”。这句话意思是说，一个人往往最擅长什么，也会因为这个特长惹来祸端。或者换成一句更加朴素的话来说，“因为什么而走向成功，也会因为什么走向失败”，这其中包含着关于第一性原理的思辨：
一个系统之所以创生，是该系统的“第一性原理”带来的结果，也会因为“第一性原理”的失效而毁灭。
因此，要想知道国际金融资本如何走下历史舞台的中心，那么首先要看看它是怎么走向舞台中心的，而这一标志性事件就是“光荣革命”。
根据通常的史料（辉格党人提供的史料），光荣革命（GloriousRevolution）是发生在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发动的旨在推翻詹姆斯二世的统治、防止天主教复辟的非暴力政变。这场革命没有发生流血冲突，因此将其称之为“光荣革命”。
1689年，英国国会通过了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奠定了国王“统而不治”的宪政基础，国家权力由国王逐渐转移到国会，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政体由此确立。
根据辉格党的历史叙述，光荣革命的历程是这样的：
1688年6月20日，詹姆斯二世的第二任王后生了一个儿子，其信仰英国国教的女儿玛丽失去了继承王位的希望。为防止天主教徒承袭王位，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决定推翻詹姆斯二世的统治。
原本处于高度政治对立的辉格党和托利党的七位领袖达成共识，共同出面邀请詹姆斯二世的女婿、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来英国，以保护英国的宗教、自由和财产。
1688年11月5日，威廉三世率领1.4万人在托尔湾登陆。消息传到伦敦，詹姆斯二世出逃德意志，途中被截获送回伦敦。后经威廉同意，詹姆斯二世逃亡法国。1688年12月威廉兵不血刃进入伦敦。
辉格党人欢迎威廉三世解放英国
1689年1月，在伦敦召开的议会全体会议上，宣布詹姆斯二世逊位，由威廉和玛丽共同统治英国，称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同时，国会向威廉提出一个《权利宣言》。
宣言谴责詹姆斯二世破坏法律的行为；天主教徒不能担任国王，国王不能与天主教徒结婚等；宣言中坚持了人民应享有的“真正的、古老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包括不经国会同意不能制订或终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不经国会同意不能征税；不经国会同意不能建立常备军；人民应享有选举国会议员的自由；国会享有辩论的自由等。
威廉接受宣言中提出的要求。宣言于当年10月经议会正式批准定为法律，即《权利法案》。同时，《宽容法案》通过，用于解决天主教与英国国教间的矛盾，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得到确认。
光荣革命过程的上述描述及定性，来自辉格派历史学家麦考莱以及后来的屈维廉。
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年）是一位铁杆辉格党人，1839年起担任英国陆军大臣，
正是在他的力主之下，英国发动鸦片战争
；1842年，
他反对宪章派提出的人民普选权要求
；1847年在爱丁堡竞选失败，从而退出政界，然后就着手写《英国史》（全名是《自詹姆斯二世和威廉三世即位以来的英国史》）。
该书记载了自1685年詹姆斯二世即位至1702年威廉三世逝世17年间的历史。这本书的开头写到，
英国无疑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而英国之所以伟大，其渊源就在于1688年的革命。
“对1688年革命所能作的最高赞颂乃是：它是我们的最后一次革命。自从任何一个聪明的和爱国的英国人试图反抗当权的政府以来，已有几代人过去了。在所有诚实的、善于思考的头脑中，有一种随着经验的积累而与日俱增的信念，即影响宪法所需的每种改进都可在宪法本身内部找到。”
1857年麦考莱受封男爵，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因文学（主要就是《英国史》）而获此殊荣者。
在麦考莱的外甥屈维廉（Trevelyan，George Macaulay，1876～1962年）的笔下，光荣革命的地位进一步拔高，好像是
“欧洲所有的新教各族人民共同汇合在一起，来帮助拯救英国。”
在今天看来，辉格派历史学家（历史发明家）对于光荣革命的描述就如同一份标准的新闻通稿，其中虽然都是事实，但真相被巧妙地掩盖了。
所谓“最后一次革命的论调”与二十世纪的“历史终结论”，简直就是前后呼应，异曲同工。
世界各国史学家对于光荣革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后世历史学家通常认为，麦考莱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从辉格党的立场出发解读历史，用历史来论证政治主张，
呼吁英国人民满足于现状，维护现存制度，因此带有鲜明的政党偏见和个人成见，
在史料和史实上都有不少错误。
1990年之后，西方史学界对于光荣革命的性质进行了更加深入及全面的研究，出现了许多与以前的著作不同的观点，甚至出现了一些翻案性的文章，对整个“光荣革命”的性质进行根本的否定。
无论是哪种观点，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在稀奇古怪年代里发生的一件稀奇古怪的事件”，其中有太多的反常现象了，归纳起来主要有两条：
革命爆发的起因极为反常，发展过程极为反常。
起因反常：光荣革命的一大成果是宗教信仰自由，可讽刺的是，当初激起革命的导火索，正是1688年4月国王颁布的要求实现宗教信仰自由的《宽容宣言》；国王之所以颁布这个宣言，起因恰恰是辉格党人对天主教徒和贵格会教徒进行宗教迫害。
推翻詹姆斯二世最重要的法理依据是不让天主教徒做国王，因为天主教国王会对臣民不利；但是，英国人对于天主教徒的恐惧是辉格党人散布的关于天主教的谣言造成的；
这就好比先散布谣言说：政府会大肆迫害人民，所以推翻政府是合理的。
如果这都可以说得通，那么纳粹迫害犹太人也能说得通，逻辑是完全一致的。
世界上的社会革命，无论表面的原因以及表现如何，99.9%的实质无非是贫富分化加剧，经济衰退，或者面临重大外敌入侵，政府机构却懦弱无能，国家内部的各个阶层之间存在尖锐矛盾。说白了，都是人民眼看快要活不下去了才闹革命。
这就说明，
“光荣革命”是一场没有充分的社会基础，被人为生造出来的革命。
如果跟四十年前的英国内战，或者一百多年后的法国大革命对比，就更加反衬出这种突兀性：人民正吃着火锅唱着歌呢，突然就革命了！
过程反常：世界上的大多数革命，往往充满了各种意外和临时起意，是各方力量博弈推动的结果。
光荣革命过程中几乎没有博弈，完全是一边倒的态势。
荷兰人由海上而来，英勇的英国皇家海军哪里去了？要知道，就在十年前，第三次英荷战争两国海军还打得难舍难分呢！再说，国王詹姆斯二世可是长期担任英国的海军大臣！
詹姆斯二世败得太蹊跷，他拥有有史以来英国最强大的一支陆军（与克伦威尔的新模范军规模相当），居然听到威廉三世登陆的消息后，不尝试抵抗一下就逃跑了？如果说詹姆斯二世是个胆小鬼似乎勉强说得通，但这又和他长期的军旅经验明显矛盾。要知道，詹姆斯在此之前长期执掌英国兵权，并屡获战功。
光荣革命，是一场经过长期策划、精心设计出来的“革命”，其中每一个环节都事先做出了充足的预案，力求万无一失。与其说是一场革命，倒不如把它看作一场精致的政变更加合适。
光荣革命的真实历程，被辉格派历史学家掩盖在重重历史迷雾中。要看清光荣革命的全景，其实也并不困难，辉格派历史学家讲述了大部分事实，他们只隐藏了两个线索，
第一个是金融资本主动向英格兰转移的过程，第二个则是第一代马尔博罗公爵约翰·丘吉尔（温斯顿·丘吉尔的祖先）的动向。
如果缺失了这两条线，看光荣革命就会觉得云山雾罩，稀里糊涂，补上了以后，一切的脉络都清楚了。
下面我们首先沿着第一条线索，对光荣革命的前因后果进行一番梳理。
在光荣革命之前，伦敦的银行和金融制度在全欧洲范围内就算不是最落后的，也是最落后之一。
要说英国金融业历史上长期落后，这事还得追溯到狮心王理查的时代。中世纪的英国只有金融业的前身——放贷业，由于基督教禁止教徒放贷，而犹太人又被严格限制不能拥有土地，大多经营高利贷生意，因此犹太人与放贷渐渐地密不可分。
按说英国远离纷争不断的欧洲大陆，国内相对安全，是个发展金融业的理想场所（金融的首要要求就是安全稳定）。在亨利二世的时代，英国境内犹太人颇多，国王给他们提供庇护，而犹太人投桃报李，给国王提供了稳定可观的财源。狮心王理查打倒了自己的父亲亨利二世之后，为了筹钱组织十字军东征（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1192年），开了大肆从犹太人身上刮钱的先例，到爱德华一世的时代，为了筹集征服苏格兰的军费，对英国的犹太人进行杀鸡取卵，赶尽杀绝。没有了犹太人，英国的金融业也就没有了下文。
此后历代，英国国王筹措军费都必须向国会妥协，拿人手短就得不断让权，让到最后国会议员们觉得我们才是国家的主人，于是爆发内战。
克伦威尔时期推行宗教宽容政策，欢迎犹太人去英国创业，英国才又有犹太人出现。随后的王政复辟时期，虽然国王一直尝试推行宗教宽容，但清教和国教联合控制的国会始终坚持宗教不宽容政策，在一片恐怖气氛下，天天吵吵着迫害包括天主教徒在内的一切不信国教者。
在这种白色恐怖气氛
下，非国教教徒吓都吓死了，谁知道哪天迫害就落在自己身上，犹太人才不愿去趟这滩浑水，因此英国的金融业仍然基本为零，只有一些金匠兼营一点放贷业务。
在英国的国王和国会之间在为了军费问题成天撕逼的时候，欧洲大陆上早就通过金融信贷工具来解决军费问题了。例如，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当年建造无敌舰队，就是从热那亚圣乔治银行贷的款。
查理二世为了摆脱对国会拨款的依赖，想尽各种办法从各种渠道筹钱：从路易十四那里讹一笔算一笔，以分封北美的土地作为交换从富豪那里借钱，以提供保护为名（虽说实际没什么卵用）收取天主教徒和贵格会的捐款等等。查理二世就这样过着一种得过且过，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天睡大街的生活，这倒是跟他流亡期间的生活经历一脉相承。
然而自从1675年之后（1672年法荷战争休战之后），查理二世多了一大笔
来自阿姆斯特丹的补贴
，加上其他各种杂七杂八的收入，使得查理二世后期逐渐摆脱了对国会财政的依赖。
在英国历史上
，“光荣革命”之所以是个重要的转折点，比起表面的所谓“宪政革命”，更深层的原因是英国的金融业此后突飞猛进，英国政府仿佛一夜之间从看人脸色吃饭的穷屌丝变成任性的土豪。
1694年建立英格兰银行，这家银行成立后的第一笔生意，就是向英国政府发放长期贷款作为军费，同时收取8%的年息。描写“九年战争” (1688年 - 1697年，又叫奥格斯堡同盟战争，巴拉丁王位继承战争，是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国与英国、荷兰和神圣罗马帝国组成“大同盟”之间的战争)的学者们写到，英国士兵在前线的装备从此让法国人羡慕不已。
英格兰银行的成立，使得英国政府再也无需因为发动战争而向民众直接征税，
解决了自狮心王理查一世以来，长期困扰英国国王、并导致王权逐渐丧失
（以及政治自由民主化）
的财政问题
。与此同时，英国的金融业迅速发展，到1750年左右，伦敦事实上已经成为新的欧洲金融中心。
自古以来
，金融业就是知识密集型以及资金密集型的“高帅富”产业，在教育资源极为稀缺的欧洲，金融业的相关知识长期掌握在少数世袭的金融家族手里。
光荣革命前后英国的巨大反差，就带来一系列关键问题：
在金融业落后的英国，凭什么突然冒出英格兰银行，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欧洲金融业的翘楚？
在此后不久，伦敦如同雨后春笋般冒出了一大批银行。
金融传统匮乏的英国，从哪里突然冒出这么多金融人才，以及开办银行的大笔资金？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荷兰执政威廉三世当了英国国王之后，大批荷兰的金融人才来到英国，参与建设英国的金融业。但别忘了，威廉三世可是签了《权利法案》的，他是一个没什么实权的国王，甚至有人用“英格兰的执政，荷兰的国王”来形容威廉虽然在英国名为国王，但实际权力还不如在荷兰的地位。仅凭威廉三世自己，哪有那么大的权力和号召力？
从前面的章节中也可以看出，荷兰执政一直受到荷兰商业金融寡头的抵制，权力也十分有限。而且，威廉三世到1702年就不幸身故了，之后英国王室就跟荷兰人没什么关系。
荷兰金融寡头就这么笃定，他们在英国的大笔投资一定会有保证？就在不久之前，英国和荷兰还是商业竞争对手以及敌对国家，一度打得你死我活。这些金融寡头忙活一场，就不担心为别人做了嫁衣？
事实的真相恰恰相反，
实际上
的光荣革命，恰恰是英国人给荷兰金融寡头做了嫁衣！
金融资本追求的是金融权力的垄断与安全，极端情况，天下大乱，这边风景独好，大家都会把钱汇聚到安全的地方，那个“安全的地方”，就成了金融中心。
两次大战中，美国纽约就是这样变成了世界金融中心。因此金融资本最希望见到的情况是，除了自身所在地，其他地方都兵荒马乱。有时甚至为了吸引资金流向自己，故意在别处挑起战争，这也是美国纽约华尔街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之后，美国的行为逻辑。
但是反过来，金融中心最怕有什么局势动荡，引发资本外流。
美国的天量军费看起来远超“实际需要”，甚至有一种穷兵黩武的感觉，特别是在如今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这种感觉尤为强烈，这是因为要打造美军天下无敌的形象，让全世界相信美国本土的绝对安全，这是美国这个金融国家的立国之本！
为什么911事件使得美国大动干戈，挑起一场耗费巨大的“反恐战争”？因为911事件使得美国本土安全的形象大打折扣，触动了美国这个金融帝国的根基。
金融帝国对于本土安全的需求远超其他国家。
荷兰作为十七世纪的金融帝国，其行为逻辑与今天的美国极为类似。
荷兰阿姆斯特丹正是趁着欧洲陷入宗教战争之时，吸收了全欧洲的金融资本而迅速发展成欧洲金融中心（其中西班牙居功至伟）。在1672年之前，欧洲一片兵荒马乱，资金都向阿姆斯特丹汇聚，阿姆斯特丹这个金融中心一切欣欣向荣。
1672年法荷战争爆发，欧洲金融市场出现了一只硕大无比的黑天鹅：荷兰很不安全，金融资本出现了强大的避险需求。路易十四还活蹦乱跳的很，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挑起新的战争，一打仗，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就得暴跌，金融寡头们还怎么愉快地玩耍啊？
荷兰的金融资本家们（至少其中一部分）认识到，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鸡蛋不能全放在荷兰这个随时会被打破的篮子里，必须另外开一个分基地，才能确保金融资本的安全，英国就是最合适的地点。
此后
他们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去开这个分基地呢？
金融资本的跨国大规模转移，听起来好像是现代才会发生的事，但实际上，这事在欧洲历史上并不新鲜。荷兰也不是欧洲金融业的源头，只不过是其一连串转移过程的一个中转站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