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国共合作彻底破裂。此后中共开始反击，首先周恩来组织力量发动于8月1日南昌起义。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由于形势紧迫，会议仅开了一天。
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靠边站，毛泽东发出惊世论断“枪杆子里出政权”。
同样在这次会议上，负责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和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1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在汉口德林公寓召开。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任弼时、顾顺章、罗亦农出席，会议讨论中央驻地迁移问题。
当时讨论是这样的，
原则确定：若湖南、湖北暴动没有大进展，中央就去上海；然后等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站住脚再去广东。9月21日，中央派戴琨赴上海布置住房，着手建立机关，同时中共军委特务工作科撤消。特务工作科虽然仅仅存在了几个月，但却为特科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因此可以说特务工作科即为日后成立的中共中央特科的前身。
9月23日，在中共中央迁往上海的前夕，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其职能负责保卫党核心成员和筹集党的经费等，顾顺章为负责人，李维汉、罗亦农、曾培洪（李强）等为委员。
10月1日，瞿秋白与中共中央出版局负责人郑超麟乘坐一艘开往上海的日本客轮，于10月5日抵达上海。李维汉在武汉安排善后工作后与顾顺章也于10月9日抵达上海。由于两湖暴动没能达到预期，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秘密建立在上海。在中共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
依然只能选择在上海。
原因之
一
，上海工人基础较为庞大。
原因之
二
，上海有租界，租界区华洋杂居、政出多门，各种势力矛盾重重。租界区不查户口、交通便利。在租界区，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特务不能随便执行“公务”，更不能开枪、捕人。租界巡捕房捉到共产党，国民党当局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引渡”，不能随便提走。中共利用一切条件和国民党周旋。
11月9日至10日两天，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增选周恩来和罗亦农为政治局常委。11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机构，不设部，集权于中央常委会。在常委会下设立组织局，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中央组织局的功能在于直接领导组织、宣传、军事、特务、交通、会计等众多的科：中央组织科、中央军事科、中央宣传科、中央特务科等。这些科室，也可以看作是国家各部委的雏形。组织局由罗亦农、周恩来和李维汉三人组成，罗亦农为主任。周恩来分工“主管军事和特务方面的工作”。
也就是从这次会议之后，周恩来立即着手整顿政治保卫机关，在原特务工作科的基础上，创建中共中央特务科，简称“特科”。鼎鼎大名的中央特科便由此而诞生。
国共隐蔽战线和情报机构之间持续数十年的漫长斗争，就此拉开帷幕。
要将国共情报战，首先要讲周恩来和蒋介石之间的博弈。两人的博弈始于黄埔。
当年孙中山决定在黄埔建军校时，蒋介石已经37岁，人生接近不惑。之前一段时间，蒋介石的人生之中充满困惑和迷茫。从辛亥革命回国，前后十几年了，军队里面混过，被粤军排挤；上海滩的江湖混过，没搞出名堂；青楼妓院也混过，还得过性病，仍然没能辉煌腾达。特别是大哥陈其美死后，虽然又拜把子无数，看起来依旧毫无起色。
孙中山黄埔建军，实际上是人生最后一次创业。蒋介石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历史机缘，通过各种谋划，甚至连装病和撒娇的手段都用上，终于如愿以偿，成为黄埔军校校长，决定大干一番。当时蒋介石羽翼未丰，雄心万丈，到处寻找英雄豪杰，打算大干一番。
蒋介石比较钟情两个地方的人才，保定陆军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
保定陆军学校
日本士官学校
1949年之前，要问中国哪所军校影响力最大，很多人可能回答黄埔军校。而实际上至少还有一个军校影响力绝不在黄埔军校之下，那就是保定军校。限于篇幅，这里简要介绍一下。众所周知，国共双方许多高级将领都来自黄埔军校。大部分军阀出自保定军校，比如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白崇禧等等；黄埔军校的教官，比如顾祝同，都是保定军校出来的。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中，有三虎出自保定军校。对了，蒋介石本人也在那个学校念过书。
日本士官学校当时信誉很高，只有留日精英才有资格进去学习。蒋介石留日的梦想就是去士官学校学习，却没能实现。有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文凭，回国后那就是高素质人才，直接去各路军阀上班。至于混成什么样，那就要看个人修行了。蒋介石走马上任，自然想要士官学校的人才，于是有了何应钦、汤恩伯等人。
何应钦
汤恩伯
班子刚组建，蒋介石就敏锐地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黄埔教官多半来自同一所学校，将来拉帮结派搞到一起，可能对自己不利（详情参照蒋介石和何应钦斗法），遂计划从欧洲引入一批人才，搞平衡。当时蒋介石就让秘书张申府推荐欧洲人才，张申府就给他推荐了周恩来等人。蒋介石没有意识到，他被张申府“坑”了，因为周恩来太有才了！
人就是这样，都想要人才，但也得能驾驭才行。正如韩王没办法真正使用张良，张良归汉；项羽没法使用韩信，韩信归刘邦。
尽管如此，两位注定要影响时代的人物还是当了战友。黄埔时代的周主任，行事风格虽然不如蒋校长那么高调，却也不像建国之后那般谨慎，还处于激情燃烧的岁月，可以尽情挥洒才情。周恩来多才多艺，除本职工作（抓政治）之外，搞宣传也是一把好手，还能讲政治经济学。最酷的是，还能编写戏剧节目（早年就靠这个赢得张若名和邓颖超芳心的）。现如今又得到蒋校长的认可，蒋校长夸奖曰：“周主任是个导演人才”。可惜当时没有各种电影奖，要不然周恩来应该能拿不少奖吧。而且以他的相貌，可以随时客串一把演员啥的。
起初蒋校长和周主任配合得很好，相似的知识结构和革命热情，让他们在一起工作愉快。但二人终究信仰不同，蒋介石一心继承孙中山衣钵，周恩来已经信仰共产主义。
——世界就是这样，其它分歧都容易协调，唯有信仰不易。志不同道不合，就算站在一起，也是暂时的。士官学校系统或保定军校系统，就算拉帮结派，也是内部分帮派。比如何应钦派和陈诚派。
周恩来不同，在黄埔军校内部发展共产党，吸走的都是最优秀的人。鼎鼎大名的“黄埔三杰”之中，就有蒋先云（从入学到毕业，均为黄埔一期第一名，战争中早死，为蒋介石和毛泽东看重之人）和陈赓两个共产党员。蒋介石对此怨恨交加。但是又不能公开翻脸。因为共产党人确实能给他很大的帮助。比如陈赓，救过蒋介石的命。
东征结束的庆功宴上，蒋介石借酒意向周恩来索要东征军中和黄埔学生里的共产党及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名单，就是让周恩来缴纳投名状。周恩来也借酒意拒绝，不给。实际上当时共产党元老转向国民党的不少，中共一大的陈公博和周佛海都投靠了国民党，戴季陶原本也是共产党元老，成了蒋介石兄弟。但周恩来不仅不吃蒋介石那一套，还把蒋介石心爱的陈赓拉走了。
既然都是干革命，既然都是打天下，为啥不能并肩作战，非要你死我活？对第一流的政治家而言，个体不重要，都是按“主义”划线。蒋介石的“主义”和周恩来的“主义”不一样，注定走向对立。越是有才华，对立起来就越严重。酒桌上觥筹交错，屋外已经炮火连天。
1926年，蒋介石为了自己的“主义”搞“中山舰事件”投石问路，周恩来非常有远见，离开黄埔军校，从蒋介石身边走开，由并肩作战之战友，渐渐转变成你死我活之对手。
周恩来离开之后，蒋介石北伐，再次需要人才，让推荐。心腹张治中建议：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合适。蒋介石也明白周恩来合适，他了解周恩来的能力：就组织才华而言，在国民党内部，无人能出其右。但是因为“主义”不同，蒋介石只能回绝：“不必了，你实在要坚持，我看就让他担任财经委员会主任吧”。周恩来得知蒋介石的意图，摇头。
蒋介石又问邓演达（国民党左派，负责军事训练，蒋介石曾视之如臂膀，后因不肯为所用，杀之）。邓演达对蒋介石说：实在羡慕他的计划性和组织能力，北伐有他，将如虎添翼！
好吧，蒋介石决定屈尊，宴请周恩来，陪宴者还有浙江籍共产党人恽代英。蒋介石对二人说：“你们都是我的江浙同乡，凡是同我共过事，在一起训练过军队，打过仗的共产党人，我都以知己看待”。如此客套，二人表示赞同。以“主义”划线的人，也都是拿得起放得下之人，一时之豪杰，不会轻易丢失风度和礼数。
酒热之际，蒋介石慢悠悠地切入正题：“希望恩来兄能与我一道北伐”。其实当时国共还在合作，周恩来完全可以随蒋介石北伐。但周恩来了解这位浙江老乡是不会在“主义”上让步的。所以周恩来拿出经典太极推手：“此事由中央裁定，个人难做主”。
蒋介石表示很失望，为了风度，笑说：“你真顽固呀，我本想请你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可你，吞吞吐吐”。又豪情陡升：“好吧，等北伐胜利归来，你再回黄埔来”
。
虽然是笑着吃饭喝酒，但内心深处却是复杂的，有惺惺相惜之意，却又明白对方是敌手。
既然携手不成，那就是敌人了。他日相见，绝不留情。
从那之后，二人战友的阶段结束，开始全方位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