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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导民主制：正当性与价值

中国好学者 · 公众号 · · 2017-09-14 18:29

正文

学者简介：柯华庆

柯华庆，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导，法理学研究所所长。

已经出版《实效主义》《第三次变革》《论共同自由》和《论立宪党导制》等著作。实效主义法学与改革哲学和立宪党导制提出者，共同自由价值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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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导民主制：正当性与价值

文 | 柯华庆

来源：《学术界》月刊总第228期，2017.5

（注：该文被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第8期全文收录）

摘要

党导民主制建立在一个代表公意的德性政党领导基础上，是一种现代德性民主政治。党导民主是引导式、融合式和金字塔式民主。党导民主制对领导党既有能力上的要求也有德性上的要求。党员都是各行各业的先进分子，既具有代表性，又有德性上的进步性，所以党可以引导人民。民主制是解决共同体在一起生活所产生的问题的决策机制，应该是建立相互理解、凝聚共识、增进共同体意识和维护社会团结的机制。党导民主制承认现代社会的多元性，但它并不是去强化这种多元性，而是使多元性利益融合为国家的整体利益。所以党导民主是融合式民主。党导民主制是一种由轴心与外围构成的民主体制，也是一种层级式的民主体制，是金字塔式民主。党导民主制可能是公利政治、德性政治，具有合法性。党导民主制要求一个代表公共利益的强有力领导党遏制资本权力的任意扩张，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通过政党集权和政府分权，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增强社会凝聚力，既保护消极自由权利也保护积极自由权利，从而实现共同自由价值。在现实政治运行中，党导民主制有沦为党主制甚至专制的危险。为了避免这样的后果，党导民主制必须立宪和践行法治。

党导民主制的简称是党导制，立宪党导制就是立宪党导民主制。在拙作《论立宪党导制》〔1〕中，我们提出立宪党导民主制是对党导民主制进行立宪规范，是与立宪君主制（对君主制进行立宪规范）和立宪民主制（对民主制进行立宪规范）并列的三大宪治体制之一。立宪民主制实际上指的是立宪党争民主制：现代政治基本上是政党政治，绝大多数民主国家采取的是两党或者多党竞争制。然而，这样的界定容易使人误解为立宪君主制和立宪党导民主制不是民主制。立宪君主制中的君主有实君和虚君之别，所以又可分为立宪实君制和立宪虚君制，明治宪政时期的日本天皇是实君，昭和宪法时期的天皇是虚君。立宪虚君制多采取党争民主制和权力相互制衡机制，实质上也是立宪民主制。像英国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现在的立宪君主制就是立宪虚君制，如此一来，实际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立宪民主制，也就是立宪党争民主制。民主制意味着政权为全体国民的利益服务，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制是党导民主制，是民主制，“党导”仅仅是“民主制”的限定词。党导民主制包含两层内容：一党是领导党，其他党派是合作党；一党是执政党，其他党派是参政党。党争民主制可能是两党竞争或者多党竞争，无论是竞争议席还是竞争总统，其核心在于党派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竞争的。党导民主制与党争民主制是并列的两种民主制，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分，立宪党导民主制与立宪党争民主制是并列的两种宪治体制，是社会主义宪治与资本主义宪治之别。党导民主制与党争民主制的政治合法性一直是争论比较大的问题，在主流的政治话语权中，党争民主制当然正确，党导民主制当然专制。然而，我们的研究表明，党争民主制是私利政治、经济政治，缺乏合法性；党导民主制可能是公利政治、德性政治，具有合法性。

一、政治合法性与公共利益

政权只有为全社会的利益而非为统治者的私利而运作时才有合法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对此都有经典论述。柏拉图认为，城邦最高的美德是正义。正义的城邦将是一个工匠社会，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不仅做得好，而且全力以赴，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只为他人利益或只为公益。〔2〕亚里士多德将“为共同体利益行事”作为判断优良政体的标准。亚里士多德根据“谁统治”和“为了谁”将政体分为六种：由一个人、一个小群体和多数人掌握权力，在每一种情况下，统治者又可以是为了统治者利益行事和为了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分别为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和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应该为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但实际上统治者可能为自身利益行事，所以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分别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的变体。政体是否是优良政体不在于统治者的人数，而在于统治者是为了自身利益行事还是为了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3〕政治学上的善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4〕孟德斯鸠亦强调优良政体须由美德支撑。孟德斯鸠所说的美德是什么呢？“这种美德可以定义为爱法律和爱祖国。这种爱要求始终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个人的一切美德均源于此，因而也可以说，个人的一切美德也就只是先公后私而已，这种爱尤为民主政体所特有，只有在民主政体下，政府才被委托给每一个公民。”〔5〕也就是说，孟德斯鸠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基本相同：政体是否优良不在于是一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统治，而在于统治者是为了统治者利益行事还是为了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

二、现代性与德性政治

人人平等和人人自由的观念是从传统到现代逐渐传播开来的，人们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决定了现代民主制度的设计。现代性分为两波：第一波现代性和第二波现代性。由马基雅维利开始，包括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等人在内的第一波现代性是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指导思想的主要来源。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建立在第一波现代性之上。与之相对，始于卢梭对现代性的批判，经由黑格尔到马克思的第二波现代性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第二波现代性建立形式性和实质性相结合的现代性，追求实现实质上的自由、平等和博爱，而非第一波现代性中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第二波现代性是在充分吸收第一波现代性思想、意识到第一波现代性中出现的问题的基础上超越第一波现代性的。所以，建立在第二波现代性之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其目标是实质的自由、平等和博爱。

古典政治哲学使政治服从于德性，追求人的灵魂之完善，但从马基亚维利开始的第一波现代政治哲学则将德性服从于人类现实政治需要的手段。由于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以第一波现代性建立的美国政治制度被很多国家所效仿，洛克的契约论和分权理论成为了主流的意识形态，以至于人们将普选和三权分立式的党争民主制当作现代性政治制度的典范，甚至视为唯一选择。但因为不同个人的能力不同，在放任的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只能建立在众意的基础上，众意的相互冲突使这种制度欠缺德性。

在第一波现代性之后人们怎么过政治生活，也就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怎么能够实现古典政治哲学中所倡导的德性政治，摆在了政治哲学家面前。由卢梭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建构了以社会自由和共同自由为价值，超越古典政治哲学的现代德性政治思想谱系。

卢梭是第一位对现代性提出批判的哲学家，也是近代第一个将政治问题还原为道德问题的政治学家。卢梭试图建立一种有道德的现代政治，试图在吸收现代性成果的基础上建立德性政治，其本质是试图解决权利和善之间的冲突。

卢梭试图通过社会公约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自身和我们的全部力量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而且把共同体中的每个成员都接纳为全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个缔约者立刻就不再是单个的个人了；这一结合行为立刻就产生了一个在全体会议上有多少成员就有多少张票的有道德的共同体。通过这一行为，这个有道德的共同体便有了它的统一性，并形成了共同的‘我’，有它自己的生命和意志。”〔6〕基于公意的立法的本质在于：每个人都服从自己参与制定的法律，即自我立法。服从公意就是自由，由此建立起基于自由的道德政治体〔7〕。卢梭通过每个人的缔约行为所建立的公意将每个人的私利与国家的公共利益结合在一起。卢梭思想体系中的一对重要概念是对“公意”和“众意”的区分。“公意只考虑共同的利益，而众意考虑的则是个人的利益”。〔8〕“众意”是个别意志的总和，“公意”并非所有人所欲望的东西的总和，而是一切个别意志的普遍化。一个人的意志可以称为“个意”，部分人的意志是“众意”〔9〕，所有人的意志才是“公意”。“能够普遍化的意志一定是道德的，因为它要求的是在社会中一个人的意愿能够通过被所有人所意愿而转化为法律的必然性，为此它只能欲求全体普遍欲求的东西，而不能包含任何特殊的个别的目标，否则将立刻变质和瓦解自身。要言之，人能够普遍性地去欲求，这就是公意；公意超越一切私利，只关注公共善，在此意义上它是纯粹的善良意志。”〔10〕“众意”和“公意”的区分揭示出了近代政治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核心是个体自由与权威的关系问题，卢梭创造性地将自由与普遍性相联系，认为真正的自由不是屈从于个体的特殊的欲望，而是服从于普遍性的公共意志，从而实现自我立法。“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一定是道德的，因为普遍物一定是全体普遍欲求的东西，而不包含个人特殊欲求的目标。”〔11〕普遍性高于特殊性，一旦普遍性的公意成为权威，服从权威不过就是服从自身的意志，自由与权威的紧张就得以消解。洛克将国家建立在特殊性之上，黑格尔区分市民社会和国家，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等同于洛克的国家，黑格尔的国家建立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之上。卢梭本想将功利与正义结合起来，将国家建立在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结合之上，为此他区分了人民主权国家的公共人格和每个人的人格，区分了公意与众意。然而在卢梭的社会契约所建构的国家中，个意和公意之间是没有空间的，公意直接指导立法，没有客观化为相应的制度，因此不存在特殊性而仅仅有普遍性。在卢梭的社会公约中，“每个结合者以及他所有的一切权利已全都转让给整个集体了”，〔12〕社会公约“使政治体对自己的成员拥有一种绝对的支配的权力”，〔13〕“为了使公意能更好地得到表达，就不能允许国家之中存在小集团，并让每个公民按照他自己的想法表达他自己的意见”。〔14〕卢梭在自由和平等的道德根据的基础上以公意原则建构了道德共同体。然而这样的道德共同体主权常常成为侵犯个体自由的工具，因为人民主权者超越任何法律，是绝对自由的。“只有它才能使其他约定具有效力；谁拒不服从公意，整个共同体就要强迫他服从公意，这就是说人们要迫使其自由。”〔15〕正是因为卢梭的道德自由仅仅作为抽象的普遍性形式而存在，从而成为引发法国大革命“绝对自由与恐怖”的最根本原因。

黑格尔在反思法国大革命和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提出将个人原则和社会原则相结合、特殊性和普遍性相结合的道德政治共同体——国家。黑格尔将普遍性赋予家庭，特殊性赋予市民社会，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赋予国家。黑格尔认为国家是经过家庭和市民社会之否定之否定得到的，国家是绝对理念的体现，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16〕国家成了价值之源，成了个人与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基础。

马克思延续卢梭和黑格尔开启的道德政治，对现代政治提出了最高的道德要求：共产主义的理想政治。马克思的贡献在于将“道德政治”中抽象的权利问题具体化为穷人的财产权利问题。共产主义的本意就是一个财产权概念，是“普遍的私有财产”。对比黑格尔把普遍性赋予国家，马克思将普遍性赋予无产阶级，当无产阶级变成了有产阶级，那么全人类就都是有产阶级了。马克思反对剥削与压迫，主张“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由此到达道德政治的最彻底、最高也是最后的阶段，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7〕在共产主义社会，财产权和自由都是具有普遍性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的批判是彻底的，对“道德政治”的建构是最高的，其最终目标是使人类摆脱物化逻辑的奴役，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实现全人类的共同自由。

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从资产阶级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中间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并建立社会主义国家阶段。无论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过渡阶段还是在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础上建立的必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德性政治都是党导民主制。党导民主制是由一个代表公意的领导党和代表不同众意的多个被领导党合作与协商的民主制，代表公意的领导党就是共产党。

卢梭和黑格尔都试图建立一种结合私利和正义的道德政治理论，然而无论是卢梭的公意还是黑格尔的国家都不可能真正地实现普遍性，因为现实中并不存在一个全体国民都具有美德的国家。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是社会中所有人都拥有美德、都能实现自由的，是全世界的、道德的、真正普遍性的。然而在现实社会中，物质财富相对于人们的需要来说总是不足的，人们的道德境界也千差万别。我们不想也不可能回到古典政治哲学所建立的道德政治生活。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能否在现代性基础上建立道德政治？也就是说，能否在现实的民主国家建立道德政治？答案是肯定的，一种积极的尝试是党导民主制，即由一个经过严格筛选的、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政党领导国家。因为国民是不可选择的，所以国家只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体，不可能是完全普遍性伦理的实现。普遍性可以存在于政党，因为党员是可以筛选的，通过一个经过筛选的、有德性的政党引导人民可以重建现代性之后的道德政治。在现代性之后建立道德政治，我们可以在黑格尔国家理论的三个阶段基础上加上第四个阶段，即一个普遍性的、德性的政党。伦理经过四个阶段才能最终实现，也就是说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不是国家而是共产党，国家是伦理的不完全实现，但共产党是伦理理念的最终实现。家庭伦理是通过爱连结的自然伦理，具有自然的普遍性；市民社会（经济社会）是伦理的丧失，表现为特殊性；国家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结合，表现为部分的普遍性；共产党代表绝对的普遍性，是伦理发展的最高形式。

第一波现代性之后建立的是资本主义的党争民主制，第二波现代性之后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党导民主制。党导民主制与党争民主制之争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争，立宪党导民主制与立宪党争民主制是社会主义宪治与资本主义宪治之争。

三、党争民主制缺乏合法性

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制民主普遍是党争民主制，而且常常是两党竞争民主制。党争民主制将政治的逻辑建立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上。将政治人变为经济人是第一波现代性的产物，政治人应该是具有为公共利益服务美德的人，而经济人仅仅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人。党争民主制建立在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上，党派迎合个体的欲求，是个体利益的汇聚，不同党派迎合不同群体的利益。我们想当然以为不同党派提供的是同类公共产品，实际上不同党派提供的是符合不同类群体的产品，他们之间的竞争并不能提供物美价廉的同类公共产品。党派的竞争性依赖于社会群体的分布。所卖众意产品的相关性与不同众意的相近性有关，不同众意的相近性比较强，那么所卖众意产品的竞争性和公益性就越强；不同众意的相异性越强，那么所卖众意产品的竞争性和公益性就越弱。如果社会群体是中间大两头小（共识的社会），那么党派竞争就像一个卖苹果的和一个卖梨子的竞争，喜欢苹果的会买苹果，喜欢梨子的会买梨子，由于苹果与梨子是替代品，党争民主制是以买苹果的人多还是买梨子的人多来决定卖苹果与卖梨子的胜负。如果社会群体是两头大中间小（分裂的社会），党派之间的竞争就像卖鸡蛋的人和卖苹果的人之间竞争，这两者的替代性很弱，几乎没有竞争性和公益性。

党争民主制的迷惑性在于，人们以为通过竞选产生的政府权力来自于全体老百姓，政府对全体老百姓负责。如果老百姓的利益是一元的，那么通过政党竞争所选出的政党执政就具有合法性，因为该党所代表的是老百姓的利益，即公共利益。然而，现实中老百姓是利益多元的，党争民主所选出的政党权力仅仅来自于部分老百姓，政府只能对部分老百姓负责，不管这部分是多数还是少数，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标准，党争民主制是平民制而非真正民主制。党争民主制是私利政治、经济政治，党争民主制从根本上违背政权合法性原则——公共利益原则。

党争民主制和三权分立制通过限制和削弱政府权力来实现消极自由价值。党争民主制通过党派之间的竞争、监督和拆台来限制党派的权力，从而限制政治权力，而三权分立制通过权力的相互制衡来限制政府的权力，这样的后果是为资本权力张目，是谓“山中无老虎，猴子做霸王”。党争民主制之所以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马马虎虎运行是因为中产阶级占主体，应用到多民族的发展不平衡大国中只会导致社会动荡和国家分裂。

四、对华盛顿和麦迪逊观点的反思

现代民主是建立在政党基础上的。政党存在于当今的绝大多数国家，政党的发展和政党制度的形成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政党是国家与市民社会、政府机构与社会内部团体之间必不可少的纽带，对现代政治的运作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是现代政治的主要组织。

在很多人看来，政党好像是一开始就有的，党争民主制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实并非如此，政党政治仅仅开始于19世纪初的美国，而且美国之父华盛顿曾经毫不留情地抨击政党政治。1794年，华盛顿在给杰伊的信中抱怨“私相勾结的团体不停地竭力播撒猜疑、嫉妒，当然还有对国家不满的种子”，如果不加制止，它们就会摧毁这个国家的政府。〔18〕也就是说，在华盛顿看来，党派政治从一开始就是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的。华盛顿所列出的党派政治的弊端有：政党“往往干扰公众会议的推行，并削弱行政管理能力。它在民众中引起无根据的猜忌和莫须有的惊恐；挑拨派系对立；有时还煽起骚动和叛乱。它为外国影响和腐蚀大开方便之门，后者可以轻易地通过派系倾向的渠道深入到政策机构中来。这样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意志就会受到另一个国家政策和意志的影响。”〔19〕华盛顿的这段话概括了现代人非难政党的理由：一是助长贪污腐败，妨碍行政效率；二是分裂社会，造成冲突；三是加剧政治动荡和衰弱；四是使国家门户大开，无从抵抗外强的影响和渗透。〔20〕

关于党争民主制的弊端，可能再也没有人比麦迪逊认识得更清楚的了。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21〕第十篇提出党争民主制是对联邦最大的威胁。〔22〕在开篇，麦迪逊就明确指出，“在一个组织良好的联邦能够保证的许多利益中，再也没有比制止和控制狂热分裂的趋势值得更正确地加以发挥了。”〔23〕对于民主政府来说，最大的腐败来自于混乱：“不安定、不公正和带进国民会议里的混乱状态，事实上是使平民政府处处腐败的不治之症；而这些情况始终是自由的敌人赖以进行最为华而不实的雄辩的特别喜爱和效果最好的题目。”〔24〕混乱之所以大行其道恰恰是以“自由”这一人们最珍视的最神圣的权利为借口的。正像中国底层老百姓一样，美国老百姓对此也是深恶痛绝的：“到处可以听到我们最关心而善良的公民以及拥护公众信用和私人信用、公众自由和个人自由的人们抱怨说：我们的政府太不稳定，在敌对党派的冲突中不顾公益，决定措施过于频繁，不是根据公正的准则和小党派的权利，而是根据有利害关系的占压倒多数的超级势力。无论我们多么热切希望这些抱怨毫无根据，但是已知事实的证据，不容我们否认，这些抱怨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25〕麦迪逊发现，“这一切即使不完全是，也主要是党争精神用来败坏我们公共管理的那种不稳定和不公正的影响。我理解，党争就是一些公民，不论是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利益。”〔26〕党争民主制的价值不是“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和集合利益”〔27〕。

我们可以以此总结出，党争民主制从根本上就是反民主精神的。华盛顿针对党争民主的弊端开出的药方是禁止结党，麦迪逊开出的药方是“控制其影响”。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没有政党做纽带，政治必然是保守的，所以华盛顿的药方并不可取。麦迪逊认为，“消除党争危害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消除其原因，另一种是控制其影响。”在麦迪逊看来，党争的原因不能被消除，只有用控制其结果的方法才能解决问题。“倘若一个党派的人数，尚未达到全体的半数，治疗办法是共和原则，通过多数正常票决，击败少数的有害观点：少数可能干扰行政，可能震动社会，但是，在宪政下，他们无法执政，无法掩盖他们的暴虐。倘若一党一派包含了全体的过半数，民众政府形式，反而促成多数党牺牲公益和其他公民的权利，实现党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激情和利益。”〔28〕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为确保公益及各种私人权利，制止这种党派（译为‘党争’更好）的危险，同时又保全民众政府的精神和形式，是我们的探索要寻求的伟大目标。”〔29〕麦迪逊的解决办法是通过代议制来限制民主，即采取代议制民主，称为共和制。在他看来，“直接民主制与共和制有两大差别：一，共和制，政府的权力，汇集在其他公民选出的少数公民手中；二，共和制可以延伸到众多人口，扩大国土。”〔30〕麦迪逊又论述到代议制并不能从实质上解决党争民主的问题，只不过是更加有效地提出问题。“第一个区别的后果，一方面，可以改进和扩大公众的视野，由当选的一批公民，担任媒介，上传下达。这批人的智慧，能辨别国家的真实利益，他们的爱国热情，他们对正义的热爱，不可能为了眼前的利益或部分人的利益，牺牲国家利益和正义。这种管理体制，议员代表人民，发出公共呼声，更符合公益，比起人民直接聚会，表达得更好。”〔31〕那么是不是所有议员的识别能力和道德品质比选民更优呢？麦迪逊的答案是：不一定。“另一方面，这种后果，也可能倒转：具有党性派性的人，带有地方偏见的人，带有罪恶企图的人，通过阴谋诡计，通过腐蚀拉拢，通过其他手段，先骗取选票，然后背叛选民利益。”〔32〕由此，麦迪逊寄希望于通过建立联邦而形成的大共和国更能够阻止这类政客得逞，这也正符合联邦主义者的需要。事实上，麦迪逊回避了比阴谋政客更根本的东西，那就是选民从自身利益出发选举议员，议员由于职业伦理的要求而具有党性派性，他仅仅是部分选民利益的代理人，而非公共利益的代理人。所以，代议制民主和大共和国最多只能缓解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争民主制只能代表部分人利益的问题。而且大共和国的条件本身是与党争民主相背离的，因为党争民主常常是分裂社会的。正如上文所述，这已经被第二波和第三波民主所验证。

麦迪逊控制党争后果的方法是不可能解决党争的祸害的，因为结果已经发生，对其再怎么控制都是有限的。按照常识，控制原因是控制结果的有效方法，治病必须找出病根对症下药才行。那么麦迪逊为什么仅仅企图通过控制党争的后果而回避从根本上控制党争的原因来解决问题呢？因为麦迪逊认为病根是不能根除的。在麦迪逊看来，消除党争原因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消除其存在所必不可少的自由；另一种是给予每个公民同样的主张、同样的热情和同样的利益。关于第一种纠正方法，再也没有比这样一种说法更确切的了：它比这种弊病本身更坏。自由于党争，如同空气于火，是一种离开它就会立刻窒息的养料。但是因为自由会助长党争而废除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自由，这同因为空气给火以破坏力而希望消灭动物生命必不可少的空气是同样的愚蠢。”〔33〕“第二种办法与第一种办法同样愚妄、行不通。只要人的理性，依然出错，只要人还有自由，施展理性，就会形成不同的观点。只要人的理性和自爱继续相连，人的观点和激情，就会循环往复相互影响；观点总是激情的依附对象。人的才智，千差万别，于是生出产权，构成无法逾越的障碍，永不可能实现人人利益均等。保护人的天然才智是政府的第一要务。保护人们获取产权的千差万别，无法拉平的聪明才智。随即产生不同程度和不同种类的产权占有；各有区别的产权所有者，感情、观念，都会受到差异的影响，由此，产生社会分化，分成不同的利益和党派。……党派活动最为常见、最为持久的根源，在于千差万别、互不均等的产权分配。”〔34〕可以看出麦迪逊认为形成党争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政治自由，更准确说是结社自由；另一是财富不平等。但是这两个原因并非麦迪逊所言的不可控制。首先，结社自由并非像空气一样不可缺少。公共领域的自由总是有限的，而非无限的，为了国家统一、人民幸福和个人自由，对于结社自由做出适度的限制是必要的。其次，财富分布的不平等也是可以适度调节的。人的才智千差万别，保护人的天然才智应该是政府的第一要务，保护人们获取产权是创造财富的动力，我们的制度永不可能实现人人利益均等。然而为了社会的和谐，对于财富的严重两极分化进行适度的调节是必要和可行的。所以，通过对形成党争的两个根本原因的适度控制完全可以控制党争的结果和社会的混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导致了麦迪逊的本末倒置：首先，完全的结社自由就意味着党争，而党争实质上是选贵。倡导对私有产权的绝对保护更是赤裸裸地为资本的自由张目。

党导民主制是解决党争民主制弊端的根本出路。首先，共产党是领导党和执政党，是有德性的代表公意的政党，对有德有能的公民开放。民主党派则仅仅代表各个不同阶层众意，是合作党和参政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能够避免党争民主的混乱。其次，共产党在经济领域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并以此为公意提供经济基础，党导民主制建立在多元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规律，在麦迪逊所揭示的两个原因中，财产权是更加根本的原因。下文将对党导民主制中的财产权问题进行详细论述。

五、多元劳动价值论与共享分配

市场经济中的多元主体分别对于价值（财富）的创造有什么贡献，及其创造的价值如何分配的问题既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也是社会分配正义问题。价值的来源问题是经济学家长期争论的基本问题，主要有劳动价值论、生产要素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均衡价值论等。

现有价值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人的经济行为。劳动价值论将劳动视为价值的唯一源泉，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清楚，一件物品或者一项服务有没有价值并非完全是劳动的作用，有劳动不一定有价值，无劳动不一定无价值。生产三要素价值论看到了劳动需要作用在资本和土地上，所以也将资本和土地看成是与劳动同样的生产要素，然而土地、资本与劳动明显不同。边际效用价值论和均衡价值论将一件物品的价值完全交给市场中的交易一方或双方，这种将价值简单归为交换价值的做法属于典型的本末倒置。一件物品或者一项服务的价值首先取决于其对于发现者或者生产者的使用价值，而只有当该物品被拿到市场上去买卖时才有交换价值。现有价值论有三个根本缺陷：一是未能明确价值的主体性、时间性和空间性；二是未能区分价值的发现与创造；三是未能区分生产所创造的价值和降低交易成本所创造的价值。其中第三点，即生产所创造的价值与降低交易成本所创造的价值之分，是重要的。

首先，价值是有主体性、时间性和空间性的。价值是主体对物和行为的肯定，与主体密切相关，同一物对不同主体的价值可能是不同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意味着价值具有主体性。价值也有时间性，对于同一个主体来说，同一物在不同时间段的价值是不同的。价值也是有空间性的。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跨时空交易体现了价值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其次，价值来源于发现和创造。一棵树被砍倒并且做成扁担是劳动的成果，但该树的价值是被发现的，砍倒和做成扁担是劳动。所以扁担的价值包含发现树的价值和劳动作用在树上所创造的价值。资本家发现土地、资本和劳动相结合可以创造价值，创造价值的源泉是劳动，土地和资本的价值只是被发现的价值。再次，降低交易成本同样创造价值。市场经济创造巨大财富的原因不仅仅在于资源按照人们的需要来生产，而且资源按照人民的需要进行分配，即交易本身创造价值。当交易成本小于合作剩余，交易就会发生，合作剩余减去交易成本就是交易创造的纯价值。正是因为交易创造价值，所以为交易提供交易平台的活动也是创造价值。类似地，管理、决策和法律规制同样创造价值。科斯论证了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企业是通过管理来节约交易成本的。企业之所以付出管理成本是因为企业能够创造价值。成功的企业家能够大大降低管理成本，由此，企业家是创造价值的主体，尽管他们没有实际参与商品的生产。不仅仅企业管理创造价值，行政管理也创造价值。领导创造价值的方式表现为行使决策权：决策正确则收益高，决策错误则收益小。政府也可以通过规制创造价值。科斯定理揭示了在正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不同的初始权力配置会产生不同的效率，这充分说明法律制度和政府规制等能够创造价值。总之，发现和创造价值的主体有多个：发现者、劳动者、交易者、管理者、领导者、规制者。整个市场经济是由市场、企业和政府分工协作所创建的。发现和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交易和交易成本的存在是价值创造的动力。

绝大多数商品是由劳动、管理、交易和规制的共同作用创造的，所以商品的价值应该由创造价值的多主体分享。按照发现和创造价值的多主体性，产权也应该是多重的。发现产权由发现者所拥有，在法律上通常通过先占原则来确立。创造通常包含了发现的过程，创造者的产权是通过劳动作用在发现物的价值上实现的。资本产权实际上是资本家的发现产权，劳动产权则是劳动者发现劳动力能够作用于资本上产生增值的产权和实际劳动创造的产权。资本产权与劳动产权的结合创造合作剩余，合作剩余的分配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交易产权是通过交易获得物品或者服务的产权。管理产权是管理者通过降低管理成本创造价值所应该分享的收益。规制是政府权力的实现，所以规制产权应该由全体国民所共享。交易产权、管理产权和规制产权都是创造产权。除此之外，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应该获得合作剩余共享权。制度决定了竞争的起点、竞争的规则和竞争的结果，所以每个制度下都有胜利者和失败者。如果不给予弱势群体以福利，制度下的受害者就可能推动该制度向有利于自身取胜的制度方向发展。可以说，合作剩余共享产权是让市场正常运转不遭到破坏的产权。所以，将劳动的概念从体力劳动扩展为人类的所有聪明才智，可以提出多元劳动价值论。市场经济是分工协作的经济，就像一个蜘蛛网，每一个部分都是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结点的断裂会影响到其他结点，直至影响整个网络。依据共享价值分配论，除了自我发现自己享用或者自我创造自我享用，财富是由社会各个主体合作而产生的，也应该由全体发现者和创造者所享有。

六、党导民主制的民主性

党导民主制的民主性是建立在共享价值分配论的基础上的，共产党不但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代表所有参与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者的利益。

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构成整个社会的民主基础，无产阶级能够战胜强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本身就代表了民主的胜利。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全国人民的先锋队，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价值，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民主基础更加广泛。党导民主制是政党政治，是一个先进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先进党是由社会各个阶层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党员与相对应的民众之间既不是父子关系，也不是雇佣关系，而是兄弟姐妹关系。兄长是能力强的和愿意为家庭付出的人，党员就像一个家庭中的兄长一样：有能力和担当，关心帮助引导弟弟妹妹。党导民主制是开放的，首先，党导民主制对于党内是开放的，尽管对于申请者在能力和德性上进行考察，但党员申请资格向各个社会阶层开放；其次，党导民主制对于党外也是开放的，不认同领导党的社会名流完全可以组建新党，只是需要接受领导党的领导。因此，先进党相对于民众和相对于其他党派有两层不同含义。

政治是一种自然垄断，政治制度所需要做的是怎么有效规范自然垄断。党争民主制下的政党作为集团利益的代表，无法实现利益的共享分配。党争民主制将民主制定义为多党竞争实际上是将经济上的商品竞争理论武断地用到了政治上。然而竞争并不适合于所有商品生产，更不应该用到政治上，因为政治提供的是公共产品。党导民主制的民主性有三个突出特点：引导式、融合式和金字塔式。

1.引导式民主

党导民主制对领导党既有能力上的要求也有德性上的要求。党员都是各行各业的先进分子，既具有代表性，又有德能上的进步性，所以党可以引导人民。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引导式民主相对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迎合式民主。多党竞争式民主是迎合式民主，反映的是社会主流群体的利益结构和意识形态。因为在个人主义假设下，迎合式民主的多党竞争式民主只可能代表的是部分人的利益。不同的党执政不可能对国家有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党争民主制中的政党仅仅迎合这个国家中占主体地位民众的需要。如果说党争民主制是迎合式民主，党导民主制则是引导式民主。领导党将各行各业各个单位的“兄长”吸收入党，领导党不是精英党，而是先进党。党导民主制不是精英治国，而是各个领域的先进分子治国，让先进分子带领群众进步，简称“先进导国”。精英是整个社会中接受良好教育的群体，先进导国与精英治国的区别是：精英治国可能严重脱离实际，而先进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先进导国不会脱离实际，由此先进导国可以将国家引领到进步而可行的发展方向。党导民主制中党与人民的关系相当于大树与大地的关系。领导党最初就是一粒种子，种子生长在人民这个大地上，在人民中间生根、发芽、开花和结果。从种子落入土壤里开始，树每时每刻都会为了生存去竞争——获得水、养分、光和生存空间，还需要战胜严寒、酷暑、干旱、洪涝、病毒侵袭、寄生动植物的威胁。大树之所以能够成为大树就在于其深深扎根于大地，只有根部分布广泛，吸收的养分和阳光多，才有可能成为参天大树。大树的根部与地面上的树干枝叶基本上同构，根部越深，分布越广，意味着其所植根的大地越肥沃，可能吸收的养分就越多，相应树干就会粗壮高大和枝繁叶茂。

2.融合式民主

民主制是解决共同体在一起生活所产生的问题的决策机制，应该是建立相互理解、凝聚共识、增进共同体意识和维护社会团结的机制。党导民主制承认现代社会的多元性，但它并不是去强化这种多元性，而是使多元性利益融合为国家的整体利益。所以党导民主制是融合式民主。党导民主制不仅适合现代西方发达国家，更加适合于缺乏强大中产阶级的发展中国家。即使在强大中产阶级占主导的国家中，党导民主制也有进一步凝聚全体国民共同利益的功能。如前文所述，党争民主制是有分裂式的民主：首先，因为党争民主制下的政党代表的是社会中一部分的利益而非全体利益，由此导致了党派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之间的分裂；其次，党争民主制往往以稳定的中产阶级和意识形态上的基本共识为支撑。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中产阶级还不是主体力量，社会结构还是分裂的。在发展中国家采取党争民主制的结果可能是由于不同政党代表不同团体的利益，导致团体之间不但势均力敌，而且无法达成共识，从而致使政策朝令夕改，政治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同步，甚至社会分裂。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寻求共识则更需要党导民主制来凝聚全体国民共同利益。

3.金字塔式民主

党导民主制是一种金字塔式民主。首先，党导民主制是一种由轴心与外围构成的民主体制。党导民主制的轴心是共产党，外围是民主党派和其他团体。其次，党导民主制是一种层级式的民主体制。无论是党的权力机关还是人民权力机关都是从最基层的单位选出代表组成上一级机关，再从这个更高一级的机关选出代表到再高一级的机关，依次递进到最高权力机关。而且这种层级民主是双向的：自下往上和自上往下，是一种协商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包括民主党派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最根本的特征是代表公意的共产党作为领导党。领导党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多种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是引导式的和融合式的。

因为党导民主制是自轴心辐射外围和上下互动的金字塔结构，所以是稳定的。相比之下，党争民主制是平面化的。在政党平等竞争的条件下，选民被迫在有限的两个或几个政党执政理念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实际上是选择了为社会上一部分集团服务的具体制度。而党导民主制上下联动、政治协商的特点更有利于人民行使民主权利，促进不同社会力量和政治团体之间的妥协，促成共识以集合全体人民的利益，是真正的人民民主制度。

七、党与人民：共容利益体

党导民主的核心是一个代表公意的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必须是有德性的政党。共产党立党的基本原则是“为公”，而非为了党派利益。共产党员必须经过德能上的严格考察，立党从严，宁缺毋滥。共产党员必须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共产党员的利益、共产党的利益是与人民的利益合为一体的，也就形成了共容利益体。正因为党导民主制下的政党和人民之间形成了共容利益体，党的长期执政的目标和具体的执政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是相融的而非对立的。在利益相融的情况下，理性的政党不会追求自身的狭隘利益而碾压人民的利益，由此可以说明党导民主制不但是正当的，而且是现实可行的。

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是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中提出的概念，与狭隘利益（narrow interest）相对应。当某一集团认为自身的利益与社会繁荣密切相关，在寻求自身利益和社会收入再分配时就会比较节制，甚至愿意作出牺牲来支持有利于全社会的政策与行动，这种做法就是在追求共容利益，共容性组织有动力使它们所在的社会更加繁荣。当某一利益集团存在强烈的以损害社会利益的方式而增进自身利益的企图时，其就在追逐狭隘利益。奥尔森认为，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公共权力的受托者，本身应该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但任何人和任何集团都具有自利性，怎么协调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利益就成为政治权力的根本问题。政府之手本来应该是受共容利益引导的“扶助之手”，但由于自利性、逐利性驱动，往往会变成受狭隘利益诱导的“掠夺之手”。如果政府不能摆脱自利性路径，就会从共容利益的代表和推动者，走向狭隘化，甚至完全成为狭隘利益集团，最终被新的具有共容利益的集团所推翻。〔35〕有道德的人是能够放弃眼前利益而追求长远利益的人，有道德的政党也是如此。共产党应该与人民是共容利益体，共产党的利益应该与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八、党导民主制的价值：共同自由

党争民主制和三权分立制将限制政治权力作为目标，而实质上是为经济权力张目。资本主义制度倡导“管得越少的政府是好政府”，政府仅仅是一个保护性机构，其核心功能是提供一个保持和平和社会秩序的框架，使公民能够按照自认为最好的设想安排其生活。如洛克著名的比喻所言，国家如同一个守夜人，唯有有秩序的生活受到威胁时才需要它的服务。“最小”或“守夜人”国家有三种核心功能：第一，国家的存在是为维持内部秩序；第二，确保私人公民间的契约或自愿协议得到执行；第三，提供保护防止外来的攻击。最小国家的制度机构仅仅限于警察力量、法院系统以及某种形式的军事力量。〔36〕“最小国家”或者“守夜人政府”表面上是客观中立地保障所有人的消极自由权利，实质上是为市场经济上的强者服务。历史学家杜兰特在《历史的教训》一书中指出，我们生来就是不自由不平等的：我们受制于生理和心理上的遗传因素，受制于我们群体的习俗和传统；我们的健康和体力，心智和性格品质，生来就千差万别。不平等不仅是自然的和先天的，而且还随着文明的复杂化而增长。遗传上的不平等导致了社会与人为的不平等；所有的发明或发现都是由杰出的个体所为，结果造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更有甚于以往。……只有经济才能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才会渴求平等；只有那些才智高超的人，才会渴望自由。“只有那些才智高超的人，才会渴望自由”可谓说出了消极自由权的核心。现实中的强者主要分为体力上的、智力上的和物质上的，强者拥有自由权就可以充分在体力上、智力上和物质上战胜弱者，成为社会的胜利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自由权有助于保障每一个人免于暴政，但在许多时候，尤其是已经解决暴政问题的社会，自由权容易成为强者要求作为最强者的政府给予其发挥才能的权利。财产权则更多时候直接保护了拥有物质财富的强者，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创造更多的财富。由此，启蒙思想家所宣称的自然权利或者人权，在实践中成为了让强者更好发展的权利，是自由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权利。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将这些自然权利写进宪法中正是为了奠定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和给予强者更好发展的权利。人们津津乐道的限制政府的权力不过是强者猴子们的期盼：“山中无老虎，猴子做霸王”，而最强者政府就是老虎。党争民主制和三权分立制的宪法所奠定的社会秩序自然是一个“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两极分化世界。财富集中到一定程度会达到一个临界点：穷人在数量上的力量与少数富人在能力上的力量势均力敌，此时的不稳定会造成危险局势。历史对此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明智的政府会通过立法，用和平手段重新分配财富，从而缓解穷人和富人的冲突；如果政府不能认识到这种两极分化的危险性，革命就不可避免，革命通过暴力的手段强行分配财富。

党导民主制的价值是共同自由，既包括消极自由权利也包括积极自由权利。公民必须为守夜人——警察、军队、法院系统——承担成本，承担成本的是全体公民，然而受益者主要是资本上的强者。因此，消极自由权利实质上也是政府的积极自由权利。〔37〕既然消极自由权利也是政府的积极作为，政府对弱势群体提供帮助也具有合法性。伯林尖锐指出，“向那些衣不蔽体、目不识丁、处于饥饿与疾病中的人提供政治权利或者保护他们不受国家的干涉，等于嘲笑他们的生活状况；在他们能够理解或使用他们日益增长的自由之前，他们更需要医疗援助或受教育。”〔38〕对于衣不蔽体者和目不识丁者来说，实实在在的权利是提供救济和受教育的权利。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是消灭两极分化，消灭剥削，消灭压迫，让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都成为有产阶级，从而实现经济上的共同富裕，最终实现共同自由，党导民主制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共同自由不完全是个体自由，而是共同体的自由。共同体的自由包含纯个体的自由、自由交易的社会自由和国家强制实现的自由。共同自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因为要实现共同自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一定是有为政府，有为政府对自发市场经济进行调节，平衡强者与弱者的利益。共同自由价值的实现要求政府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集权，否则会由于政府能力的虚弱无法完成其任务。

共同自由价值是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自由价值。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39〕共同自由是制度下的自由，其发展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其终极表现也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状态：“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领导的党导民主制能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最终到达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终极自由。

九、党导民主制与中国

人们误以为现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而实际上社会主义中国是对古代中国的否定之否定。经过资产阶级辛亥革命洗礼的中国从此走上了现代民主政治的道路，中国从此是民主国家。中国经历了资本主义党争民主阶段，也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过否定之否定后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螺旋式上升：党导民主制。古代中国长期是君主制，社会主义中国是葛兰西所说的现代君主制。〔40〕现代君主制可以说是民主君主制，因为现代就意味着民主，民主君主制是对党争民主制的否定和对君主制的否定之否定，通过民主集中制将民主的优越性和君主的优越性聚集在一个统一体中。

葛兰西受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的启示，将共产党称为“现代君主”。“现代君主必须而且只能是精神和道德改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因此也意味着为民族人民的集体意志持续发展、向着实现高级完整的现代文明创造基础。”〔41〕阿尔都塞系统比较了葛兰西的现代君主和马基雅维利的“新君主”：“马基雅维利谈论新君主；葛兰西提出现代君主。马基雅维利的君主是绝对的主权者，历史指派给他的明确‘任务’，就是给一种已经存在的‘材料’、一种渴望获得自身形式的质料——民族——‘定型’。因此，马基雅维利的新君主是一种特定的政治形式，旨在完成‘提上议事日程’的历史要求：创制一个民族。葛兰西的现代君主同样是一种特定的政治形式、一种特定的手段，以便现代历史能够完成它的主要‘任务’：革命和向无阶级社会过渡。葛兰西的现代君主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它不再是单个人，而历史也不再取决于这种个人的能力。在马基雅维利时代，统治者的个体是创制国家、实现民族统一所必需的历史形式。如今形式和目标都已改变。用列宁的话说，被‘提上议事日程’的不再是民族统一，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不再是崇高的个人，而是由集合成为工人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先锋队的政党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葛兰西把这个先锋队叫做现代君主。”〔42〕

中国之所以经过短暂的资本主义党争民主制就选择了党导民主制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密切相关。

党导民主制适用于中国的第一个原因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传统。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文明型国家。历史学家钱穆比较中国与西洋的历史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政治，是一个“一统”的政治；西洋则是“多统”的政治。当然中国历史也并不完全在统一的状态下，但就中国历史讲，政治一统是常态，多统是变态；西洋史上则多统是常态，一统是异态。中国史上虽在多统时期，还有它一统的精神；西洋史上虽在一统时期，也还有它多统的本质。〔43〕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正是因为其满足了中华民族对大一统政治体的追求。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大一统世界，尽管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还只是大一统国家。如果中国保持大一统的国家，在前现代社会对中国最有效的政治制度是君主制，在现代性之后则必须是党导民主制。

党导民主制适用于中国的第二个原因是社会主义的平等价值与中国人民对平等的追求的契合之处。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平等和自由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现实结果是不平等和不自由。马克思不仅仅考虑人应该有什么自由，更重要的是实现自由的条件以及如何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将自由变成现实。

党导民主制适用于中国的第三个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对人的社会性的重视与中华民族的群体意识相契合。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与“仁者，人也”是多么的契合。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接受马克思主义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就个体的群体性启蒙而言，中国文化传统历来具有群体观念并强调高度的群体整合性，但这种群体观念一般说来还是消解个体自我意识，并以君王观念为轴心的笼统的群体观念，具体整合方式也是抽掉了个人性的‘集体’主义，在这种群体观念及整合方式中，不仅个性得不到保证，而且团队、族性、社会以及人类，都难以得到一种反思性的理解与自觉。……个人的群体性启蒙不同于资产阶级启蒙，资产阶级启蒙强调的是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不仅难以为中国文化传统接受，更难以为正处于族群认同焦虑的近现代中国人所接受，但是，个人面对群体的自觉或者群体对个人的责任又需要得到体现。”〔44〕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对中国德性政治传统的超越，这种超越建立在社会主义现代性基础上，社会主义是现代性之后的制度，而且是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制度。社会主义是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现实统一：“个人首先认同于其所隶属于的那个阶级，并通过阶级意识体现其个人意志，个人不再只是以前的笼统的群体中的无差别的散漫个人，而是积极参与集体性事业并以恰当的角色发挥反思功能（集体内民主）的战士；群体作为共同体也不是外在于人的存在，因为群体本身就包含并承担着个人的发展要求，‘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45〕因而，个人需要实现对于集体存在的意识。共同体本身就具有积极的人格，先进的政党正是这一积极人格的代表。因此，“新的群体整合的纲领不再只是诸如君主的个人意志，而是具有群体契约性并发挥着社会示范效应的政党组织、党性观念、规章制度以及集体主义精神，政党组织的先进性遂成为整个社会系统现代性的榜样”。〔46〕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的民主制是党导民主制。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共产党通力合作，是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既是政治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是亲密合作的友党关系。党导民主制中领导党与参政党的关系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根本不同于党争民主制中的执政党与反对党、在朝党与在野党互相倾轧、互相斗争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最初是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党，代表的是社会底层群体的政治权力。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取得成功，是因为被毛泽东称为“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具有代表各个阶层利益、实现全民共同利益的特征。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之后，中国共产党更加明确地说明了自身代表全体国民利益的性质和自身的先进性。十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开篇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非常具体地阐述了统一战线的内容：“中国共产党同全国各民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民族的爱国力量团结在一起，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组成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加强全国人民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团结。”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党争民主制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的宣示是其奋斗目标，符合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对真正民主制的德性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核心是通过民主实现集中，集中的是全体国民共同体的利益，而非党争民主制下分裂的党派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选择了党导民主制是因为党导民主制特别适合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中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人口基数巨大。无论是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中国正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三代同堂”状态。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和思维差距都是特别大的，在这种现实条件下如果采取党争民主制将会导致中华民族四分五裂。党导民主制可以凝聚各个地区、各个阶层之间的共识，缩短城乡、地区、贫富和思维方面的差距，有利于向实现全体国民共同利益的方向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也证明，党导民主制是适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制度。

十、党导民主制的缺陷

党导民主制比党争民主制优越的前提是领导党确确实实是先进党，党员的德性高尚和能力超强。然而由于党导民主制中的先进党具有垄断性的执政地位，有可能会出现领导党将自身的利益凌驾于人民之上，做起党老爷，此时党导民主制就会成为党主制。党主制一般情况下比党争民主制下的选贵制更糟糕，因选贵制至少可以通过票选将不令人满意的党贵族选下去，尽管换上来的也不一定更好。但是不变的党主制没有任何约束，不能通过和平的程序实现政权的更替，民众在无法忍受领导党的情况下只能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领导党。我们如何做到预防领导党的共容利益狭隘化呢？怎么在发挥党导民主制优点的同时避免其变成党主制呢？只有一条路：规范领导党的权力。正如前文所述，即便党和党员在德性和能力上一般优于群众，但是人性本身是善与恶的混合体，人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善，共产党员也是一样。对党的规制也须建立在人性的区间思维的基础上，良好的制度设计应当同时做到激发人性中善的一面和抑制人性中恶的一面，做到“法治底线、德弘理想”，既能实现德性的理想价值又能避免恶性的张扬。“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的自身建设是对党性的培养和对党德的弘扬，意在激发人性中善的一面。对领导党权力的法律规制则是为了抑制人性恶的一面，将党的执政行为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来。为了避免党导制成为党主制，领导党成为专制党，党的自身建设和对党权的法律规制都是必不可少的，而规范领导党的权力的第一步应当是对党导民主制进行立宪。

注释：

〔1〕柯华庆、刘荣：《论立宪党导民主制》，《战略与管理》2015年第7期。

〔2〕〔美〕施特劳斯主编：《政治哲学史》（第三版），李洪润等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67-69页。

〔3〕〔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35-139、151页。

〔5〕〔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7-48页。

〔6〕〔8〕〔12〕〔13〕〔14〕〔15〕〔法〕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0、33、19、34、33、23页。

〔7〕本文中，“道德政治”与“德性政治”的内涵相同。

〔9〕众意应该是部分人意志的普遍化，而非部分人意志的相加或总和。

〔10〕〔11〕张盾等著：《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学习出版社，2014年，第199、340页。

〔16〕〔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53页。

〔17〕〔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0页。

〔18〕〔19〕〔20〕转引自〔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337、338、338页。

〔21〕〔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蓬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该译本被广为引用。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尹宣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程蓬如译本采取直译，译文比较拗口。尹宣译本文采更优，但尹宣译本有更多的译者意会。本文根据英文版本（The Federalist Papers，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选择不同译本。faction一词有两种译法，一为“党派”，一为“党争”，在具体语境下不同含义应该采取不同译法，尹宣译本都译为“党派”，程蓬如译本根据场合译为“党派”或“党争”就比较好。

〔22〕在1787年的联邦制宪会议上，许多代表一谈起搞党派的政客，就说这号人是“蛊惑人心”“结党营私”。制宪代表们希望建立一个没有党派纷争的“贤人政府”。参见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尹宣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

〔23〕〔24〕〔25〕〔26〕〔33〕〔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蓬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52、52、52-53、53、53页。

〔27〕程蓬如译本和尹宣译本都不准确，根据英文直译更好。

〔28〕〔29〕〔30〕〔31〕〔32〕〔34〕〔美〕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尹宣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61、61、62-63、63、63、59-60页。

〔35〕〔美〕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涨和社会僵化》，李增刚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48-52页。

〔36〕〔英〕海伍德：《政治学的思维方式》，张立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0-131页。

〔37〕〔美〕霍尔姆斯、桑斯坦：《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毕竟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53页。

〔38〕〔英〕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73页。

〔39〕〔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9、119页。

〔40〕葛兰西吸收了列宁的政党理论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理论，将“现代君主”视为一种历史集团下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意〕葛兰西：《现代君主论》，陈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41〕〔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95页。

〔42〕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89-390页。

〔43〕钱穆：《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20页。

〔44〕〔46〕邹诗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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