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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来历和动因，从大的方面说有四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还有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在其中起的作用非常之大，因为它提供现代化的精神支柱，也就是个人的地位上升，这是宗教改革促成的一个人类的思想解放所带来的。因为宗教改革提倡（从马丁路德开始），每个人可以直接面对上帝，不一定需要神职人员、主教啊、神父等等中介，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自己阅读圣经，领受上帝的启示。这个是对当时思想的极大解放。

我们之所以称“新教不新”，是因为宗教改革的改教家不认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宗派，或者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宗教，尽管我们称之为抗罗宗或者是新教，但是，普遍上，许多的改教家所强调的是我们要回归，或者是坚持的，依旧是大公教会的信仰。我们更有一个大公教会的视野，就是说，在基要的真理上，在认信主耶稣基督作为教会的元首和根基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强调的是一个普世的教会。

20世纪最重要的神学家之一，就是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他对于宗教改革的新教的精神有一个总结。他总结新教的原则，就是对于这个世界上，任何把自己绝对化，把自己视为上帝的现象和势力，都应该坚决地说不，都应该有批判性地思考；任何人间的力量，任何非终极的力量，任何次终极的事物，在这个世界上想要僭越上帝的位置，把自己说成神，说成绝对，把自己说成是永远不可质疑的，对任何这种思潮和态度，宗教改革的态度就是要加以质疑，加以批判。

因信称义到底怎样理解？ 我想，在这个历史中，没有比路德讲得更好的。我们去读这本书，仔细地去读，特别是每个教会的传道人，每个教会的长职执事，每个神学生，都应该好好地读一下《加拉太书》，读一下路德写的《加拉太书注释》，这样，你才能真正明白宗教改革的精髓。

宗教改革另外强调的就是唯独圣经，当那些改教家强调唯独圣经的时候，他们其实做的很多事情是反叛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破除迷信。比如天主教的那些，什么圣徒的遗骨啊，这些遗物等等很多东西都是假的，但是，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站出来，他们维护真理，他们把这些不符合圣经的东西都要破除。其实，这是一个破除迷信的一个做法。

这种改教的精神，是持守圣经的真理，然后，在任何时代里头，回应那个时代基督徒所面临的各样的问题。

我们今天处于一个后现代的时代，甚至一个后真相的时代。其实，基督徒里面（我这样讲，要请大家原谅），有很多的迷信。例如我们在新媒体上，在微信上，我们很喜欢传一些其实是不真实的东西，我们认为这些对传福音很有帮助，我们认为这样可以让人羡慕基督教，但是，我们忘了，我们不可以做假见证。更重要的是，如果“唯独圣经”的话，我们要用圣经的真理来衡量这些东西。

你是否真实地意识到了，我是罪人，并且我犯了我自己绝对无法能够偿还，能够洗清的罪，只有一个罪人才需要恩典。即使你已经信主多年，你是不是仍然意识到，今天我能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不是因为我有多大的善工，因为，如果上帝追查罪孽，哪一个人能说自己没有呢？你真的意识到自己还在犯罪，真的意识到你这个罪人还每天需要上帝的恩典，你才能真实地把自己当成一个罪人，真实地把上帝当成上帝，你才真实地意识到我和上帝之间有无限的距离。这个距离绝对不能靠我每天做什么工作来弥补的，而是靠祂每天把祂的大爱赐给我。

当马丁·路德面对这些红衣主教、王孙贵族、大主教等那个时代的强者的时候，他一个二流大学的青年神学教授，他面对他们的时候，他说出震聋发聩的史上的最强音，他说：“Here I stand”，这是我的立场。为什么？因为他曾经宣誓要忠于圣经真理。这提醒我们，我们要捍卫的，我们所要维护的，不是一个“信则灵”的东西，我们捍卫的福音，捍卫的基督教信仰，是一个真理，因为上帝是真理的源头。

当我们回顾宗教改革的时代，可以看到宗教改革对新技术非常的重视，正是因为对印刷术的重视，使得整个宗教改革的思想快速地传遍了欧洲。

我们今天看改教家，看路德的写作的时候，似乎他是在回应信仰问题，其实，他是在回应当时整个时代，整个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所以，今天基督教的出版如果能够有一种更大的视野，能够以信仰为核心，但是，能够回应整个社会，整个时代所面对的问题，能够做一些这类的出版，那么，出版本身并不是对读者的对象进行区分，其实是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来说，他们同样都需要这些作品。这些作品是能够回应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关心的核心的问题。

同时，宗教改革对新媒体传播的重视，比如，它运用了大量的木刻画，民谣，就好像是今天的多媒体一样，使得这些思想深入普罗大众，深入民心。

有的福音派教会完全否认文化使命，而有些教会以文化使命自居，然后会轻看一些专注福音使命的教会，那么，我觉得今天的现状也令人有些担忧。

马丁·路德，他很显然的，不但是很有勇气，而且是大刀阔斧的，常常会很容易得罪人。他有时候很暴烈，有时被人形容粗暴的脾气。如果是这样一个人出来改教的话，所带来的杀伤力也相当大。路德那个时候有个非常好的同工，也就是菲利浦·墨兰顿，路德是神学教授，墨兰顿是哲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也是一个诗人，性情很温和。他比路德大概小14岁，路德大力说服他出来帮助他改教。在这个过程中，他就变成一个路德神学的诠释者，整理的人。

宗教改革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宗派坚守自己的宗派就是真理，所以，宗派之间爆发矛盾冲突。今天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宗派，也是坚持自己的宗派就是真理，而不肯修正，甚至不肯放下，虽然可以和谐地对话， 但却不肯更改。

墨兰顿和路德两个人，在神学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在其他方面也有张力，但他们两个互信互赖，互相尊重，互相互补，这种的同工关系让路德在真理这方面站住了，墨兰顿在恩典恩惠这方面做到了。虽然，在改教里面，墨兰顿虽然比路德名字小很多，但是，他是路德最好的同工，因为他是这样安静、和蔼可亲的人，后来，被人称为“安静的改教家”，跟路德的作风配合得很好。路德在很多的教义方面的坚持，不见得都是对的，但有这样一个平和的同工帮助他，让他在改教开始的时候，不至于有很多偏差。

我们最终依旧要回到神学、圣经根基的思考上。各样的运动过去之后，会发现教会的光景依然是荒芜的。宗教改革之后，他们会建立一系列的牧养上的体系及神学上的体系来回应当时的时代，同样，我们也需要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真正所面对的神学问题。

首先，宗教改革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完成式，而是现在进行式，与其说是reformed church，不如说是 reforming church，所以我们不会止在宗教改革的这个历史的遗产上，不去做任何的改进，而是，在中国现在的教会的发展当中，思考如何在现在的语境中，如何使现在的教会更加符合圣经，更加符合神的心意。是reforming，不是reformed。

缺乏思考，缺乏对于宗教改革运动的历史事实的考察，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满足于对它的刻板印象或者简化的一种记忆。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在神学界，尤其是历史神学方面，一直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研究的神学议题。这场运动当时是怎么发展的，在历史中是怎么展开的，它的教义争论，这么多不同的神学家改教家，他们怎么进行辩论和传播这些思想的，其实这很多历史是我们华人还没有足够认真考察的。

没有限制的极端的自由，把自由绝对化的倾向，在西方比如在美国比较明显，在中国正好相反。但在这些地方，我们发现，极端的、不受限制的自由这种倾向，以及比方说极端的过头的“政教分离”，导致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大大地减弱，对社会道德有不利的影响。这些事情同宗教改革产生的结果，是不是有些关系呢。

还有一种有趣的态度就是，呼吁或者追求去复制模仿宗教改革运动，前提是已经把这场运动提升到了一个完美化的形象，是一个完美的教会形态，或者它产生出来的一种教义的论述也好，或者它对教会的形态塑造是完美的。但其实，我个人认为，宗教改革运动当时的强辩论性并不是一个教会的常态。

在新教内部有无数派别，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教会，我特别想看到的是——兄弟有爱撼山河；我特别想看到的是我们如何处理我们在新教传统下的不同的教会怎样彼此相爱，能够携手宣教，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去思考的课题。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时代里，能够看到我们在一个改教传统里面的合一性和共同性，而不是专注在我们的差别上面。

借着宗教改革，也让我们在教会2000年的传承当中，有一个更好的传承，就是让我们回到天主教之前，回到早期教父时期，甚至更早，回到使徒时代，我们中国教会的发展就不再是局限于一个时代当中，而是借着宗教改革，回到更广阔的教会史的圣传的视野当中，历史神学更加得深厚，让我们传承的时候，不是只截取一部分对我们有利的，而是站在主耶稣教会的整个纵深的历史当中来学习，建立一个符合上帝心意的，符合圣经的，符合圣传的一个教会的历史架构。

我也期待中国教会如何继承家庭教会传统，我相信这也是中国教会能够带给世界的一个贡献，这也是圣灵在中国教会开启的一场“使徒行传”，这场使徒行传也需要我们好好地去继承，并且怎么样融入在这样一个500年的我们新教改革的传统当中，那是我们中国教会应该具有的特征。我们不是要变成一个西方式的教会，我们也需要更多思考如何成为一个中国基督徒事奉上帝的教会。

也可以说是教会对公共性的重视。不管怎么讲，马丁·路德没有把“95条论纲”变成一个神学院的学术讨论，而是变成了一个公共的讨论，引发了整个社会的思考，从而带动了整个基督教的更新和归正，甚至也影响了西方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我相信这也是今天中国教会所热切期盼，并值得努力效法的。

很多时候，整个改教家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新型的教会，他们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培训传道人，如何建立教会的制度，如何牧养那些原先在天主教会，不读经不祷告，甚至不明白教理的这些基督徒，如何让他们过上一个敬虔的生活。同样，我们今天，我们这些作为教会牧者的，也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这一代，不仅是喊口号的，进行教会运动，而是我们真正关心到教会里最基本的教会的成员，他们最渴望最需要回应和他们最关注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是等待我们回答的。

它必定是对当时教会处境的回应。每个教会都有它处境的问题，如果我们复制它的一些主张或讨论，并不代表我们回应了我们自己时代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我们会在这两端摇摆，但是，需要一个平衡的讨论态度。

信的问题，那时候的人们，其实是自然地处于这个信仰当中的，但是，在宗教改革500周年之后，我们现在，每个现代人所面对的，是需要在信仰与无信仰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这就从当年的500年前的默认的信仰有信仰，转到了在有信仰和无信仰之间选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是整个社会状态的转变，在这样的一个转变之后，我们面对的这些问题和当年改教家所面对的问题，有这样一个重大的区别。

在新时代中，我们怎样继承我们前辈的优良传统，同时，又把一些不足，或者有待于发展的东西，把它实践出来。我们有一份责任，是上帝命令我们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或更简单讲，你要爱神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