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中国第18个记者节。谨以此文向周刊的历任主编（郭钧、林少洲、丁长峰、全忠、姜宇、单小海、王永飚、缪川、韦业宁、胡贲）
和所有编辑记者致敬。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不同的，但相同的使命感却把我们穿越时空联系在一起。
在这家公司，很多同事都问过笔者：你是怎么从一家媒体来到这儿的？
对此我总是回答：“这个故事有两个版本，5分钟版和50分钟版，您愿意听哪个？”
“当然是50分钟版。”
一
很多年前，笔者在新华社做新闻工作，记者、编辑、摄影、摄像都搞过一点，虽然没弄出惊世骇俗的大新闻，但对这份工作却十分喜爱，因为觉得它非常贴合自己的脾性——按照德鲁克对知识工作者的分类法，笔者正属于那类“读-写型”的人，而非“听-说型”的人。此外，这个平台还有大量驻外工作和国外进修的机会，没有对比就不知道这些自我提升机会的可贵。
直至2013年的春天，笔者还从未想过自己会离开工作了9年的地方。现在回头看，这段从北京宣西大街57号到深圳环梅路33号的奇幻漂流缘于一个人，一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安倍晋三。
2012年12月26日，安倍晋三当选日本首相，因为一系列众所周知的原因，中日政治关系再次进入“严冬期”。了解中日关系的人都知道，中日之间“政冷经热”是常态，但没人料到那段“严冬期”如此漫长，经过了一系列的摩擦和铺垫，一年以后，安倍参拜了靖国神社。
当时笔者刚回国不久，在新华社旗下的一份国际新闻报纸做编辑。安倍上台引发的中日关系紧张，直接传导到了编辑部，由于报纸自身所持言论立场以及企业对市场前景看淡，日本三大在华车企（丰田、本田、日产）大幅削减了在这张报纸上的广告投入。了解纸媒商业模式的人都知道，报社主要靠广告收入，其中汽车广告又是大头。这三家车企的行动，让报社广告部的人和广告代理商都坐不住了。
2013年3月的一天，笔者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报社领导通知我：马上收拾行李，和广告部同事到广州走一趟，以报社代表的身份说服三大日本车企恢复广告投放。
当时笔者在编辑部的工作状态是极少出差，一年两三次，基本都在北方，所以收拾行李有些手忙脚乱。匆匆飞到广州，迎接我们的是当地的广告代理商，此行为了表示对广告主的善意，他特意开了一辆丰田锐志。
马不停蹄，我们仨坐着这辆锐志直奔三大车企，同样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三家企业在华投资集中在广州，彼此相距不算远，半天就可以跑一家。
一天半的时间连轴转，跑完了三家公司，我的主要分工就是分析中日关系的一般规律和未来发展，让车企品牌部的人相信近期的紧张局面都是暂时的，中国人民还会买更多的汽车。广告部的同事宣布了最新的广告报价，而广告代理则试图说服车企继续投放广告。
虽然都是日本车企，但这三家的管理风格也有很大差异：其中一家是日本国企范儿，名片上的头衔都很大，园区绿树成荫，员工食堂开阔喧嚣，到了中午还挽留我们仨吃饭；另一家则是日本匠人范儿，在前台等人的时候口渴，看到旁边有个饮水机，凑近一看找不到杯子，保安提醒笔者：纸杯子要到前台领用，来宾也不例外。其精细管理可见一斑，虽然没有看到生产线，但那个纸杯子让我心里很是矛盾——面对这种成本管理水平，不知应该推荐朋友买这家的汽车，还是阻止朋友买这家的汽车；第三家则由于股权结构的原因，中方话事权较大，经理的行事风格更像一家本土车企，日企色彩最淡。
第二天中午我们把三家跑完，空余一个下午无事可做，广告代理商提议到旅游景点转转。笔者晕车晕得厉害，自己一个人回到了酒店。
二
躺在酒店的床上发朋友圈，在一个深圳的微信群里讲述在这三家企业的见闻，大家听了都觉得有趣，得知我明天才飞回北京，群里几个朋友就嚷嚷着邀请我暴走深圳一趟。
和群里的朋友都是神交，没有见过面。对于深圳，那时笔者的印象是模糊的，第一次去深圳是2011年，只觉得这座城市比想象中大，阳光灿烂没雾霾，到处都是年轻人。
虽然很疲惫，虽然头痛欲裂。但一种奇怪的期待感从心底涌上来，直接顶到了嗓子眼，这种所谓的期待感，是人面对各种路口时都会有的陌生感和熟悉感的混合物——即便当时笔者没意识到这是一个怎样的路口。
从床上一跃而起，直奔广州东站，两个小时后人已经到了群里约定的碰头地点——罗湖万象城。先是川菜，而后是太平洋咖啡，就像一群朋友在一起那样，说你说我，谈天谈地。
深圳的饭桌与北京的饭桌不同，谈政治较少，谈商业机会较多，这就是特区和首善之区的区别。聊了约一小时，面前咖啡杯里的泡沫已经消失殆尽，窗外的天空渐渐暗下来，笔者心里有些焦急，但又不知道那焦急源于何处。
聊着聊着，突然有朋友问：“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顺口回答：“安倍上台，中日关系紧张，报社派我到在华三大日本车企沟通一圈，让他们继续投广告。”
“报社？你是记者？”
“是，以前是，现在在编辑部。”
“报纸不容易啊，不过你们应该没问题。”
“是的。互联网的挑战越来越大，纸媒很难做，若是平台不成长，个人也很难成长了。最近也在找其他的机会。大家有线索帮我留意着？
“要不试试万科周刊？听说他们在招人。”
“万科周刊？”我听说过万科，读过王石的故事，但是对万科周刊并不了解。
聚会散场后赶回广州，网上查了一番关于万科的信息，觉得这个企业很有个性，业绩也不错。我又在微信上要到了投简历的信箱，电脑上找到最新版的个人简历发了过去，那个邮件与当时投出的几份简历一样，在笔者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
一月过去了，没动静；两个月过去了，还是没动静。期间笔者面试了一家保险公司，也一度打算去朋友开的公关公司。正在犹豫之际，接到北京万科人力的短信通知：过几天到北京万科接受视频面试。
五月的北京已经热起来了。笔者穿着厚厚的西装，领带系得紧紧的，脖子上一圈汗，走进了北京万科的视频会议室。经过一楼时，看到墙上贴着一张长长的照片，照片上一行字：“欢迎郁亮平安归来“，背景是一片雪山。当时笔者就想，看来在这家公司工作，登山是必修课。
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坐等深圳那边上线，到了下午三点，屏幕上准时出现了三个人。一番自我介绍之后，笔者记住了：两边的是HR，都姓李，中间的是主面试官，一个奇怪的姓氏。
先是自我介绍，然后是几个意料之中的面试套路问题，之后面试官突然连珠炮式地发问：
“你喜欢什么运动？”
“你最近在看什么书？”
“历史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
我一一作答，心里却在嘀咕：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内刊招人，问这些问题干啥？
旁边的HR发问了：“你理想的生活是怎样的？”
这个普鲁斯特式的问题并不陌生，笔者当时脑子飞快地转，联想到这家公司官网上有一句“健康丰盛的人生”，心里便琢磨着，工作之余登山跑马拉松，这个大方向总不会错吧，于是顺着自己的理解答道：“我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听完我的话，那位HR低下头记笔记，从此再不发问。
这不是个好信号，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后来我问HR的同事，才知道他面试中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个回答。
虽然面试踩了地雷，可是后来的进展却十分顺利。临到签合同前，手中的笔却在空中悬了半天写不下去，真的要去吗？我放下笔，陷入了纠结。
媒体是笔者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对笔者行事方式影响最大的工作，至今还能真切地记起老编辑逐字逐句帮我改稿的样子，前辈们超高的文字敏感度和毫厘之间的政策把握度，让我现在还赞叹不已；我还记得在那个95%都是沙漠的国家里当记者的经历，一次次和雇员挤在四面漏风的汽车里赶到新闻现场，让我理解了什么叫信仰；也还记得在那个天天下雨的国家无伞暴走街头，或是安静地泡图书馆，用颤抖的手翻阅1843年的《经济学人》；当然还有北京宣西大街57号院的那一排银杏树，四季交替，它们一黄一绿，见证了大院里年轻人的青春岁月。
笔者把自己的想法跟前主编说了，他回了一句：“最重要是要找到足够湿的雪和足够长的山坡。”
巴菲特这句话原本讲的是投资，但在笔者听来却别有一番味道。以至于我建议每一个打算来这家公司的人都自问两个问题：你认为自己是一团足够湿的雪吗？你认为万科是一条足够长的山坡吗？
当我带着300公斤行李和一辆公路自行车离开北京时，心里默默念着：
“尽管向更远的地方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我更合理一点呢，还是糟糕一点？”
这是沈从文在自传里对自己青年时代的回忆文字，不同之处在于，90年前沈从文是带着如此心情去北京，而笔者是带着同样的心情离开北京。
三
现在回头看，笔者加入这家公司的时点，正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断裂带——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从单一住宅到城市配套服务商，从和平年代到股权事件，从职业经理人到事业合伙人。看着它在左右挣扎中破壳、长大、新生，笔者始而新鲜，继而惊惶，最终坦然。经历了整个改革开放、与特区一同长大、新时代又如此狂飙突进的一家标杆企业，难道不值得精细记录？在第一次提出“事业合伙人”的大会上，周刊的同事举起了相机，留下了那张在外部媒体广为传播的“举报纸”照片；在各个业务单元，周刊的同事以人的故事为载体，记下了这家公司的工匠精神，以及在各种拓展业务上的艰难探索；在股权事件的第一现场，周刊的同事们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虽然很累，但是所有人都很兴奋——那是其他视角永远无法参透的历史褶皱。时代在变，呈现形式在变，万科周刊的使命没有变——促进沟通交流、协作和团结，为“公司”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留下群体记忆。
现在周刊早已经停发纸版，内容并非按周发布，编辑团队也比历史上小得多。新时代的媒体要回归小众（最多中众），在生产上也要回归小团队，这也是笔者对互联网冲击本质的理解：在制作传播成本急剧降低的背景下，原创媒体必然由大规模、大批量、同质化生产转向作坊式定制化生产，昂贵的媒体设备对于传播效率帮助有限，作坊式生产也丝毫不LOW，反而对从业者的手艺和全面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与一般企业内刊不同，万科周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时不时会跳出内刊的视角局限，以外部视角看这家企业、整个行业和整个社会，从1998年到今天近20年的历任万周主编（以及丁长峰），此刻都还在万科这条大船上工作着。虽然每个人的职责都不一样，但共通的是：每个人都在不断突破，追求自身的综合成长，而这种个人成长与万科这一平台的成长是基本同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