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言词证据的排除规则看电子数据的属性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

这一条对言词类证据采取了“当然排除”的鲜明态度，没留任何商量的余地。

我们试着拆分一下这个条款

“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都属于言词类证据。

言词类证据有一个特点，即明确表达了部分案件事实，而且能够被所有人所理解，一般不会有误解（语言学上的误解）。言词类证据对案件的“ 直指作用 ”实在是太大了，往往成为司法裁判的重要依据。

随着法治文明的进步，大家逐渐发现了一个很尴尬的问题。获得“ 有罪言词 ”，其实是非常容易的。在人类的诸多发明中，钳制同类的发明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更有研究表明：

“人类是无法忍受酷刑的”

“人们在酷刑面前选择自杀的幸福感最强”

“要让犯人开口，用酷刑恐吓，比直接用刑更有效”

此外，言词类证据在逻辑上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有些不符合逻辑的事情往往也会发生。比如，杀人的动机，不仅是有世仇，还有可能是变态心理。古人说的好，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还可能是唐僧，带翅膀的也不一定是天使，还可能是鸟人。 换句话说， 不符合逻辑常识的“言词”，也可能是真实的。

考虑到这些原因，在法治文明较为发达的社会，司法裁判人员转而寻求证明“获得言词证据的手段和做法是否合法”，当然这个“合法”必然包括现代人权保护意识在里面。

这也是程序先于实体的道理所在。

小编在想，对所有具备“直指作用”特点的证据，是否都应该对其“ 获取手段 ”添加必要的限制？于是，我就想到了部分电子数据。

电子数据是什么？

按照《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发〔2016〕22号）的定义，“ 电子数据 ”是案件发生过程中形成的，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数据，后面还有一堆的列举。 划重点 ：落脚点在“ 数据 ”。

而“数据”是可以直接说话的，在某些案件中是具有“直指作用”的。小编曾经协助同事调取过下面这种电子数据，大家看一看，这份证据是不是具有“直指作用”？

说实话，这张表所反映的内容极具画面感，相信大家跟小编的感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