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分金定穴」还是高科技探测？
文｜尼洋
今天上午，江西抚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在抚州发现了 42 座明清时期墓葬，基本确定为汤显祖家族的墓地。
尽管没多少有价值的出土文物，汤氏墓地还是立刻被称为江西省「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遗存，和近年大热的海昏侯墓相提并论。
▍发布会现场
跟盗墓小说和影视剧中五花八门怪力乱神的探墓技巧相比，汤墓的发现过程堪称平淡无奇，尤其缺乏神秘主义元素。
▍电影《寻龙诀》中对「分金定穴」的古墓定位方法的解释
▍网剧《鬼吹灯之精绝古城》阐述的通过星象和罗盘定位古墓的方法
汤显祖的墓地甚至不是第一次被发现。直至1960年代，它的位置都清楚无疑，1957 年还曾有过修缮。但文革时期，汤墓遭严重破坏，所在土地被工厂占用，从此不知所踪。该工厂去年 11 月被拆除后，汤墓便重见天日。
不过，这种情节平淡至极的考古故事，虽然影视改编的潜力有限，却代表着考古工作的一般规律。
虽然在盗墓小说中，考古发掘往往被调侃为「官方盗墓」，但在现实中，与自由不羁、贼不走空的摸金校尉不同，考古学家即使掌握古迹的位置，也要遵循「能不挖的就不挖」的原则，不能恣意下手。
在历史遗存丰富的地区，考古学家短期内不可能发掘所有的遗存。如果缺乏足够的保护能力，盲目发掘往往还会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
▍发掘之初的兵马俑表面基本都有彩绘，但由于当时缺乏有效的保护技术，考古学家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陶俑上的色彩在西安干燥的空气中褪去 / 来源：《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
1956 年，尽管保护条件尚不成熟，郭沫若和吴晗等人仍力主主动发掘明定陵，无视郑振铎、夏鼐等考古学家的反对，结果诸多文物遭严重破坏。
▍图为当时开凿定陵地宫金刚墙的过程 / 来源：1958 年摄制的纪录片《地下宫殿》
即使是科学性的考古发掘，也会对历史遗存造成不可逆的破坏。
因此，诸多教训后，考古学者通常都会避免主动发掘，即使是地面上存在明显标志的考古遗存，也不能轻易发掘。
即使是晚期墓葬，发掘时也须注意社会伦理问题，避免「挖人祖坟」。
▍地面上有巨大封土堆的秦始皇陵至今都未发掘
▍2017 年 4 月国家文物局《关于江西抚州汤显祖家族墓园遗址 2017 年度考古工作方案的批复》中强调发掘不能涉及汤显祖墓葬本体 / 来源：国家文物局官网
对于确有必要发掘的遗址，考古学界则强调要尽可能详细地分析和记录发掘过程中的每一处细节，以免遗漏任何历史信息。
▍考古发掘过程中对需要记录的土质的详细区分方式 / 来源：国家文物局编：《田野考古操作规程》
在什么情况下，考古学者会有必要挖开一处古代遗址？
在更多情况下，考古发掘其实是不得不挖。
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的建设高潮开始，中国文物管理部门就一直要求，考古发掘要遵守「两重两利」方针。
▍1961 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中首次提出「两重两利」的概念
无论是考古研究机构、文物管理部门还是各高校的考古教学与实习，都必须按照这一方针选择发掘地点、制定发掘计划、组织发掘工作。
因此，中国的很多考古发掘，都是在国家大型建设过程中，为避免历史遗存遭到破坏而做的配合性发掘。
理论上，所有大型项目在建设前都要先进行考古勘探，如果发现考古遗存，就需要在建设开始前完成考古发掘项目。
▍雄安新区考古调查项目启动现场
这样的考古发掘中，「快」往往是一大原则。按照相关政策要求，在古代遗址保护与基建工程特别是国家重点工程发生矛盾时，一般要尽快组织并完成发掘。
当遇到一些不宜「尽快」发掘重要的历史遗存时，则需要文物管理部门和工程管理部门进行协商，采取妥善的解决方式。
但现实中的「协商」并不那么容易，考古部门经常会陷入与施工单位的一次次交锋。而建设方则会为了赶工期而不顾客观条件而催促考古单位加快进度，想方设法规避考古勘探，甚至还出现过因为担心影响工期而在发现文物后隐瞒不报的情况。
▍媒体报道施工方为赶进度而无视考古发掘公函的例子
▍西安城市建设过程中对唐长安城遗址破坏严重，许多建设项目都未经考古发掘。图为长安城西市遗址西南部被破坏的情况。 / 来源：《隋唐长安城遗址保护的最后机会》，张建林、龚国强
而出现这些现象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施工方也确实耗不起。因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的规定：
第三十一条 凡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
这个钱还得他们来出，那当然是能省则省。
除了配合基础建设的发掘，还有很多考古项目是对那些因为自然灾害、意外事故以及非法盗墓等原因而遭到破坏的古代遗存进行的「抢救性发掘」。
▍考古报告中记录的五花八门的古代遗存被发现的情形
在这些情况下，如果不进行及时科学的考古发掘，遗存就将面临更严重的破坏，考古学家因此临危受命，进行抢救性的发掘。比如近年来受到极大关注的海昏侯墓，就是在发现盗掘现象后，考古部门不得不进行的抢救性发掘。
又比如汤显祖家族墓群，自 20 世纪以来就已多次遭到毁坏。直到 2016 年，抚州市为了推进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改造的过程而拆除了建于上世纪的制冰厂，汤氏家族墓群才又重新被发现并进行考古发掘。
当然，除了被动的配合性发掘和抢救性发掘以外，在保护条件成熟且确有需要时，考古部门也会出于对一些考古课题进行研究的目的而展开有针对性的主动发掘。
那么，这些主动发掘的地点又是怎样确定的呢？
考古学家会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相关考古研究成果及文物普查记录等研究基础确定考古调查的区域范围。
接着在确定的区域内组织调查人员进行系统的踏查，在地面上寻找古代人类生活的痕迹。很多人类遗存会因为后期的自然破坏和人类活动在地表显露一些痕迹。
沟坎断崖、农田、砖瓦窑等动土较多的地方，以及水源地、河岸等古代人类活动频繁的地方，都是发现古代人类活动痕迹的常见地点。
▍断坎上可以观察到的人类活动遗迹
考古学家会根据观察到的遗存痕迹、地面遗物的密度等因素来综合考虑发掘地点的选择。
在一些调查项目中，航空遥感技术也会发挥重要的作用。采用高空拍照、热红外遥感等技术，通过植被标志、阴影标志等依据就能观察到古代遗存在地表上的一些反映。
▍高空中观察到的洛阳邙山农田中的麦子长势差异显示了古代墓葬的位置。地下遗存中的路土、夯土、填土、淤土等人为扰动过的土壤在湿度、致密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差异，像小麦这样的对土壤肥度与水含量比较敏感的作物的生长状况就会暴露地下遗存的位置。
在通过地面踏查、遥感探测等手段确定了相对较小的遗存分布范围之后，就需要进行更加细致的勘探来确定遗存的具体位置。
在这一阶段，地球物理探测技术有时能够帮助考古学家确定地下遗存的位置。例如以地下遗存的磁异常为依据的磁法探测、以地下遗存导电性差异为依据的电阻率法探测、以电磁波在不同物质中传播时路径和强度的变化为依据的电磁法探测等方法，都是考古学家常用的物探手段。
▍考古学家正在利用电阻率法探测法地下遗存情况
理论上讲，这些物探技术具有不损伤遗存、劳动强度小、节省时间等优势，但因为各自探测原理的限制，这些物探技术只能在最理想的条件下探测到某些地下遗物的存在，却无法探测出整体上反映人类活动痕迹的土质土色变化以及地层中的细小包含物。
这些物探技术在运用过程中，还很容易受到现代磁场和近现代遗物等因素的干扰，因此现实中成功的实例并不多见。
相比之下，用「洛阳铲」简单直接的「探铲钻探」仍然是目前考古工作中最有效的探测手段。
▍考古发掘中使用的探铲（即洛阳铲，最早为洛阳地区的盗墓者所使用）
▍探铲的铲头锋利且有一定重量，考古工作者用铲头在地面上钻一个小孔，利用其惯性不断凿深，探取土样，其铲柄可以根据钻探深度不断续接。
▍探铲探取的地下土样
根据探取土样的土质土色及其中的包含物，考古学家可以判断不同深度的地下遗存埋藏状况，从而确定进行发掘的具体位置。
在选定了具体的发掘位置之后，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制定详细的发掘计划，并向有关部门申请正式发掘。
▍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申请书 / 来源：国家文物局官网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考古学家可以通过大量的前期工作来确定地下遗存的位置，但遗存的具体情况还是需要在发掘过程中才能逐步呈现。
在大多数情况下，考古学家也并不清楚他们要发掘的到底会是足以评上「年度十大考古发现」的重重要遗迹，还是一座无名氏的墓葬 M1。不过，除了某些热情高涨的实习生，冷静的考古工作者都很清楚，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是后者。
同样不能预知的，是地下文物的价值。当然，考古学家所关心的，一定是文物的学术研究价值。至于文物的市场行情，通常是另一批人在讨论。
▍另一批人的工作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