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青回顾 | 群展《虚构的贸易：拒绝以物换物的故事复写》——对话流动之物

2024年10月29日至11月17日，“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视觉艺术项目《虚构的贸易：拒绝以物换物的故事复写》在EKA天物535艺术中心呈现。这是青年策展人陈伶俐和吕东昆的首次联合策展，展览从卡尔维诺笔下《看不见的城市》中的贸易之城“欧菲米亚”出发，想象出一场虚构的贸易，他们拒绝以物换物，只交换故事、记忆、音乐与遥远的想象。

本次展览共展出了六位艺术家的十三件作品，媒介涵盖装置、影像、人声、综合材料等，展览通过多样的形式重审“物”的活力，探索交换过程中物与物质性的变化，复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交流的可能。

围绕“变形”与“交流”的主题，两位策展人邀请多位嘉宾分别于11月2日与11月16日展开对谈。第一场对谈聚焦物质性，策展人特别邀请青年艺术家徐子奕分享其作品《化石宴》及作品背后的创作思路。第二场对谈聚焦民族志影像中的视觉议题，参展艺术家毛晨雨、学者张晖，纪录片研究者谭植元共同探讨了民族志中的拍摄伦理，及影像的能动性问题。

通过展览与对谈，策展人和嘉宾从不同研究视角与创作实践出发，拓展了贸易所蕴含的博物志与民族志空间，并试图构建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新型生态伦理。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可能：

变形，间主体性，与未来物种

11月2日下午，策展人吕东昆、陈伶俐与艺术家徐子奕围绕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创作视角展开对谈。对谈从具体作品出发，聚焦物质的变化，延展出对超越人类生命形态的思考。

对谈从徐子奕的作品《化石宴》出发。艺术家介绍称，他的创作灵感源于化石标本的采集过程。作为化石爱好者，他发现化石只能呈现古生物的部分信息，大部分信息都不可及，古生物原有的色彩、气味及生命状态因时间流逝而消逝，形成了一种叙事上的缺失。因此，他选择将化石做成菜肴，用烹饪的方式还原出菊石、马来鳄、海胆、珊瑚等化石的生命样态，试图重构出一种能触发联想的感官语境。

本次群展特别聚焦于物质在交换过程中的意义变迁、形态转化，以及主体意图的流动。吕东昆指出，挖掘化石的过程是一种身体性体验，这种体验与蒂姆·英格尔德（Tim Ingold）的“材料对抗物质性”（material against materiality）理论相呼应，即人类与物的互动并非将主观意识强加于物质，而是通过接触感受到物质内在的变化，使自身融入材料的海洋。这种人与物的流动关系或许正是徐子奕在化石中感受到的独特体验。

“变形”是本次群展的关键词之一。陈伶俐提出，徐子奕的创作呼应了“变形”一词，由化石变为菜肴再变为观众参与的艺术，构成了一次直观的变形过程。徐子奕表示，“变形”不仅指形态的变化，也是感知关系的变化。从生物有机物到化石无机物，再到可被食用、吸收的有机物，人类感知在这一过程中重新与物质建立起连接。他希望在理性推导之外找到一种更具感官维度的复原方式，从而在变形的过程中理解物质的内涵。 

通过此次对谈，策展人与艺术家讨论了艺术创作中人与物质、时间之间的互动关系。作品引导观众从不同时间维度和物质属性出发，重新审视人类与物质世界的关系，激发对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层思考。

镜头内外的共同生活：

交叠分离中的对话

11月16日下午，策展人吕东昆、陈伶俐，与参展艺术家毛晨雨、民族志影像学者张晖、纪录片研究者谭植元，围绕纪录片民族志的拍摄伦理及影像的能动性展开对谈。借由人类学家唐·库里克（Don Kulick）的文章以及艺术家程新皓的两件展览作品作为切入点，五位嘉宾深入探讨了影像所包含的视觉议题，以及镜头内外不同主体建立交流的可能。

吕东昆首先指出，摄影的伦理问题一直是纪录片创作中的核心议题。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论摄影》（On Photography）中提出，摄影会将苦难转化为视觉消费的对象，削弱观众的同情。而人类学者唐·库里克(Don Kulick) 则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摄影并非是对他者的剥削，而是包含了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对话和协商。两者观点的分歧展现出影像伦理的复杂性。

针对这一伦理困境，谭植元提出了拍摄者的“责任感”的概念。他认为，影像创作者在呈现社会真实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如何保护被拍摄者的隐私，避免加剧其苦难。他借用学者爱德华·格里桑（Édouard Glissant）的“不透明性”（opacity）概念，主张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边缘群体的生活应被进行“不透明性”处理，这是一种对抗过度曝光的伦理策略，有助于为被拍摄者争取更多的主体性空间。

艺术家毛晨雨从个人经历出发，对纪录片“可视性”引发的伦理问题进行回应。他指出，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纪录片的可视性常承载着社会意义。他进一步反思自身从纪录片创作转向当代艺术的过程中，如何面对影像的再现问题。引用迪迪-于贝尔曼（Georges Didi-Huberman）的观点，毛晨雨认为影像的问题源于“图像”本身——图像被导演的拍摄或摄影的再现机制压抑着，被制造成为一种苦难的对象。图像的压抑性导致图像中的人物与角色并未真正被激发出来。一个好的创作应释放影像中人物的能动性，让图像溢出叙事结构，呈现图像自身更多维度的潜能。

张晖以唐·库里克对桑塔格“影像原罪”观点的回应作为起点，指出田野调查中的伦理问题不应当被简单化。他以怀斯曼的纪录片《提提卡失序记事》和赫尔佐格的电影《陆上行舟》为例，说明合法拍摄和知情同意背后依旧复杂的伦理后果。他进一步就影像的能动性展开说明，表示影像在创作与传播过程中超越了单纯的凝视逻辑，体现出自身的能动性。例如，在艺术乡建的人类学实践中，影像不仅是表征工具，还参与塑造了复杂的社会文化关系。

此次对谈指出，影像超越了拍摄与被拍摄者之间二元凝视的伦理范式，包含多方协商的复杂伦理问题。因此，创作者在纪录片与民族志创作中需要谨慎对待他者的边界；同时，影像作为一种具有能动性的媒介，创作者应注重激发其内在的主体性力量，将主动性还给影像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