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苏，但是与你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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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型复苏是什么？

经济遭遇整体性衰退后，一部分反弹上升，另一部分仍处于低位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全球经济遭受重创，美国GDP在当年第二季度出现了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收缩， 下滑幅度高达32.9% ，经济很快陷入萧条。

为了应对冲击，美国政府采取了大规模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稳定宏观经济和金融系统。

由此，各界普遍预期美国经济在经历严重冲击后会出现反弹，然而以往经济危机后触底反弹的 “U型”“V型”复苏并未出现 ，反而呈现出“K型”复苏的特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出现分化。虽然美国经济大幅下滑，但美国股指却屡创新高。

二是不同行业之间出现分化。奢侈品、电子商务等行业强劲复苏，而航空、旅游、娱乐休闲等行业依然十分困难。

三是疫情对不同收入阶层的影响出现分化。 高收入人群所受冲击较小，低收入人群所受冲击较大。

四是劳动力市场出现分化。技术工人失业率相对较低，而非技术工人失业率相对较高。

五是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出现分化。 大型企业融资环境较好，现金流充裕，而中小企业融资难度较大，资金较为紧张。

一般来说，经济学家用四个字母来描述经济复苏，分别是 “V型”、“U型”、“L型”和“W型”。

“V型”复苏是指经济增速出现大幅下滑后快速复苏，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衰退给经济带来的损伤较小。

“U型”复苏是指经济增速在出现大幅下滑后不会马上复苏，经济处于底部的时间较长， 可能在几个季度后才会出现显著复苏。

“L型”复苏是指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后经济处于底部更长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衰退会给经济造成永久性冲击， 经济可能长期持续处于低迷状态。

“W型”复苏是指经济增速出现大幅下滑后快速复苏，但随后又出现大幅下滑，之后再度反弹,经济复苏呈现不稳定的状态。

“K型”复苏是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后由摩根大通的分析师首次提出， 用来描述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以及不同人群复苏的不平衡性。

当经济遭遇整体性衰退后(类似于“K”的一竖)，经济的不同部分以不同的速度、时间或程度复苏(类似于“K”的两臂)，这种类型的复苏被称为“K型”复苏。

根据摩根大通的分析，新冠肺炎后复苏路径分为两个方向： 上臂代表复苏速度较快的科技型企业、大型企业、虚拟经济部门及其从业人员，下臂代表复苏速度较慢的非科技型企业、小型企业及其蓝领工人。

“K型”复苏与以往对于经济复苏路径的认知存在本质区别。此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经济衰退和复苏的周期在经济的大部分甚至所有部门中具有广泛的相关性。

不管是“V型”、“U型”、“L型”还是“W型”复苏，经济内部的分化都不是十分明显，而“K型”复苏与前述各种类型的复苏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分化”。

尽管经济的某些部分可能在经济衰退后立即出现复苏，但其他部分可能仍然低迷，甚至会继续下跌。

“K型”复苏不是美国“独有”

中国也存在“K型”经济迹象

“K型”复苏虽然最先描述的是美国经济复苏状况，但就其复苏分化这一本质特征来说，是一种全球性的普遍现象。

一是除我国外， 发达国家的复苏总体上快于发展中国家 ，快于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地区。

二是世界金融经济的复苏快于实体经济的复苏。

三是世界各国高技术经济的复苏快于其他经济的复苏。

四是知识型、技术型阶层人员在就业与收入方面，最先摆脱疫情的困扰，而不少其他非知识型和技术型阶层的人员仍然处于疫情困扰之中。

我国2020年成为全球大型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我国看到一些“K型复苏”迹象。

从区域看，高新技术产业发达的地区与城市，如沿海地带的杭州等，经济增长的现状和前景相对优于其他地区与城市。

从行业看， 金融经济、平台经济、高新技术经济等增长明显优于其他类型的经济 ，特别是优于受疫情严重影响的旅游、航空等行业。

部分行业的内部也出现了“K型”复苏。比如，酒行业就出现“K型”分化的趋势，其中K型的上扬部分是社交性高端名酒，K型的下降部分是嗜瘾性酒类消费。

中国酒类消费具有“阶梯型”与“区域性”特征，这是中国酒行业持续分化的大背景，也是中国酒行业能够分化的内在推动力， 而新一代消费者在饮酒文化与社交偏好上的个性化需求，直接带来中国酒行业的分化。

从产业链来看，产业链前端成本上涨向后端传导，2021年上半年国内上、中、下游制造业利润两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30.1%、20.3%和3.4%。

从经济指标来看，GDP领域的投资部分、消费部分均出现了比较明显的“K型”特征。

投资领域中主要的投资项目是固定资产投资、基建投资、房地产投择、制造业投资、高新技术制造投资， 制造业投资和高新技术制造投资在2020-2021年两年的平均增速分别为2%和17.1% ，呈现出比较明显的“K型”分化。

此外，固定资产投资内部还可以细分为地产投资、固定投资、制造业投资、软件投资和计算机投资， 其中软件投资和计算机投资处于明显上升趋势 ，相比而言，地产投资、固定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的整体涨势较缓，也呈现出分化的K型特征。

在消费领域中，疫情发生后的两年，新能源汽车销售和汽车整体销售的平均增速分化较为明显，新能源汽车销量的两年平均增速为95.96%，而汽车行业整体销量的两年平均增速为2.4%。

为何会有K型复苏？

技术迭代和宏观政策受益差异的影响

经济数据呈现出K型特征一方面意味着部分行业迅速恢复，而且强劲增长，但部分行业却依旧受疫情影响而复苏迟缓；

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有的社会资产在升值而有的社会资产在贬值， 同时意味着社会财富分配中的不平衡加剧 ，有的人收入财富急剧增加，有的人却贫穷失业。

疫情之后，全球经济复苏的K型特征之所以十分明显，且成为全球性的普遍现象，与当今国际经济社会和技术变革以及疫情下的宏观政策调控紧密相关。

首先是 新技术迭代的影响 。技术变革，特别是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生物技术影响着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变革。

处于技术革命领先地位的国家、地区和企业，在经济危机中具有强大的抵抗力，在经济复苏中也必然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其次是 宏观政策受益差异的影响 。每一轮危机之后的宏观刺激政策都会对财富分配造成深远的影响，这是因为货币天然具有分配效果。

美国经济学家的研究显示， 不同群体在经济衰退中受到的负面影响和在经济繁荣中获得的收益有较大差异。

一般而言，弱势群体在经济衰退中受到的负面冲击更显著，却只能在经济繁荣持续一段时间后才能收益。不同群体的收入结构有明显差异，同时也具有不同的周期敏感性和利率敏感性。

面对新冠疫情突然袭击下的产业链、供应链断裂，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停摆，各国各地区采取了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产业扶持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

但由于对政策的受益程度不同，使得经济主体中的一些部分比其他部分受益更多，使得企业的经济表现呈现出K型特征。

以美国为例，在美国实体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 美联储的货币刺激计划推升了金融资产价格，造成虚拟经济领域复苏程度好于实体经济 ，而注入经济体的巨额流动性多流向权益和固定收益类资产。

一般来说，财富水平越高者，其权益和固定收益类资产占比越多，中低收入者因权益和固定收益类资产很少，所以几乎不能受益于资本市场。

再者， 货币政策刺激主要受益者往往是大企业 ，他们可以通过政策刺激更方便地发行低息债券或者直接拿到补助来渡过难关，相关高层人员的待遇也得到保障，而广大的小企业和个体往往没有渠道拿到这个好处。所以，大企业往往比中小微企业更易实现复苏。

因此，伴随着每一次危机后的货币政策刺激，贫富愈发分化。金字塔底端的大多数人不仅没有享受到经济复苏所带来的就业改善和收入提高， 反而由于房价、股价以及通胀上涨进而导致生活境况的下降。

“K型”复苏是一把双刃剑

一边拉大贫富差距、产业间差距，一边优化资源配置

客观地看，在全球范围内，“K型复苏”是一把双刃剑。

从负面影响看，首先， “K型”复苏可能拉大贫富差距。

疫情导致低端产业的衰退甚至停产停工，进而引起就职于低端产业的低收入群体的财富进一步萎缩， 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互联网服务业在疫情期间复苏快 ，甚至有可能受益于强制居家工作生活的模式，使得本来就属于社会高收入层次的群体收入稳步上涨。

“K型”复苏直接引起高低收入群体增速不均衡，从而导致不同的收入群体财富差距更为显著：我国财富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599持续上升至2015年的0.711，随后有所缓和，降至2019年的0.697， 但2020年疫情冲击下再度上升至0.704。

贫富差距的拉大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团结，也违背了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标“共同富裕”。

其次，疫情冲击后不同的产业、行业复苏速度不一致，导致近两年产业间差距扩大。

房地产、交通运输、电影文娱、旅游业、住宿餐饮、实体零售、制造业、线下教育培训等相关行业在疫情期间都受到较大冲击；

受疫情防控的特殊要求，医疗卫生用品、快递外卖，各类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比如线上教育、线上文化娱乐等细分领域在疫情期间逆势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通过比较1995年以来主要行业增加值增速发现， 疫情在2019年对于经济增加值的冲击达到7.5% ，其中对于交通运输和住宿餐饮的负面影响最大，分别高达-14.7%和-16.1%。

同行业内企业间的差距也进一步拉大。疫情利好的行业中，处于行业龙头位置的企业依托品牌效应、资金实力、人才储备、高效管理，反而加速布局，在行业中进一步建立护城河，借助疫情特殊时期，拉大了与同行业综合实力靠后的企业之间的差距。

而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中， 中小微企业在原本较为艰难的经营上雪上加霜 ，同行业内企业间差距进一步拉大。

疫情冲击的主要是传统行业，大量的传统企业处于复苏相对乏力状态，这不仅会损伤大量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元气， 也会影响到民众基本生活用品和服务的供给，影响普通人群的就业 ，从而进一步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K型”复苏不是只有负面影响，即K型复苏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引导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朝高技术产业、新兴产业方向集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疫情后中美两国乃至世界的经验表明， 经济危机对于经济中弱势主体的影响更大 ，无论是低收入人群还是中小企业都会受到较大影响。

因此，当经济面临外部冲击时，一方面需要通过总量型政策稳定宏观经济形势，另一方面需要通过结构型政策加大对经济中弱势主体的支持力度。

这样才能避免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缓解因外部冲击而可能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有助于经济尽快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