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的房价暴跌，对不少老百姓而言，自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但今天有位朋友跟我提起，说这暴跌也不全然是坏事。
我问何出此言，他答：
“房价暴跌，治愈了我的现金焦虑症。”
与朋友话语之间，阳台外楼下的马路已经铺上了厚厚的一层水，比黄豆还大的雨珠儿一颗紧接着一颗，拥拥挤挤，推推攘攘，落在马路上。
几个中年男人在雨中左摇右摆地小心翼翼地手搀着手地过马路，无论他们多么小心，鞋子早已被冒着泡像是被夏天煮沸的雨水吞没。这路像极了一口烧开水的平底锅，而没有雨伞的男人，则成了下锅前的落汤之鸡。
我小时候上初中，需要从村里步行七八公里的田埂小路到镇上。书包里除了头天晚上写作业所需的书本，当天中午的口粮，一般是两把自家当年产的大米，一袋院子后种的豇豆萝卜腌制而成的咸菜，还有一件物品必不可少：
一把雨伞。
它有时在我的斜跨包里，被压在书本和饭盒之下，喘息不得。有时在我的背包侧面储物袋里，独享一个地盘，得意挺拔。有时在我的手里，成了我放学回家路上除了夕阳星星之外的玩伴。它一会儿从我的左手跳到我的右手，一会儿从我的右手滑到我的左手，一会儿又从我的手里蹦出，在头顶翻几个跟斗跳回我的手里。
这个习惯要归功于我的母亲，在她的坚持再三下，我才不情不愿地在哪怕天晴也要放一把雨伞在书包里。
有时候我粗心大意，忘了此事，但遇到路上下雨，我一边心想糟糕为自己的“不以为然”后悔，一边抱有幻想把手伸进书包像野狗在荒地扒骨一样搜寻时，母亲的提前安排总能让我喜出望外！
她的细心与远见，总是在关键时刻，映照出我的粗心与短浅。
与我同样粗心和短浅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并不愿意在本身就不轻的书包里再放一个重物，并时不时对我施加嘲笑与讥讽：
“这么大的太阳，还背把雨伞，你是不是有病！”
“你看看你，知道你为什么长得没我们高吗？因为书包里背了太多没用的东西！”
“何必那么麻烦！下雨了再带伞不行么！”
“就算下雨了没伞，又能怎么样呢？你是不是羊子变的？羊才怕雨！”
“你妈喊你带伞你就带吗？这么大了没主见吗！”
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几位同学一人接着一句，就我天天背着一把雨伞的怪事，发表着热情洋溢的讲话。
一圈接龙完毕，一位比我高出一个头家里做杀猪卖猪肉生意的满脸油腻像是涂了一层厚厚猪板油的手指胖得像被几十只蜜蜂蛰过的同学，趁我不注意迅速从我的书包侧兜里拔出我那把背了一整个学期的雨伞，扔到了一片麦地里。
众人见状，哄堂大笑得直不起腰。每个人脸上的肉都挤成一团，有的像马脸，有的像狗脸，有的像猪脸，有的像馒头，有的像包子，还有的像爆米花。每个人的眼睛都眯成一条缝，像死老鼠。
我没有就他们的激情演讲发表任何回应，我没有同那位扔了我雨伞的肥胖同学展开任何争论，我也没有就他们笑得前仰后翻还有位同学干脆原地打滚的姿势心怀任何不满。
他们人多势众，我不敢。
后来，那个夏天，不知为何，经常在我放学回家的路上，雷雨就像有时我从玉米地抄近路几个田鼠猝不及防地从脚下跑过那般说来就来。
再后来，那些发表演讲笑得满地打滚的同学们，有的也开始经常在书包里放上一把伞。另一些则时不时能看到雨伞歪歪斜斜插在他们书包里。还有一些，则宁愿淋雨感冒发烧差点要了半条命，也坚持头可淋衣可湿雨伞不能带的英勇做派。
为什么这几位男人在这么大的雨天不穿雨衣也不打雨伞就出了门呢？我想，大概是中午时分天空还只是些许乌云，大部多云的好样子吧！
他们已经成功淌过了八车道马路上的浑水，躲在楼下的屋檐下。一个男人在用左手当梳子梳他那湿成一团的头发，一个男人边脱下短袖对折再对折后两只手朝着相反的方向拧着，还有一个男人脱了鞋子在倒里面的水。水哗啦啦地流出来，一颗颗亮晶晶的水花落在地上，摔成七八瓣。
“躲躲吧！这雨不晓得要落到啥子时候。”
第四个大胡子光头男人，把刚脱下的衣服递给第二个男人，装模作样看了看低沉得就要掉下来的天时说道。
我又想到了开头提到的那位朋友，想到了他说过的话：
房价暴跌，彻底治愈了我的现金焦虑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