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23岁的东北大学毕业生李文星的遗体在天津火化，他的叔叔用双肩包将骨灰背回山东老家。此前两天，天津警方尸检报告称，李文星符合生前溺水特征，因此就没有启动刑事立案程序。
警方认为不构成命案，重要物证遗体也已灭失，这意味着目前舆论对于此案追惩的呼声，即使得到有关部门回应，也会是一件普通的传销案件，即使附带上非法拘禁等案由，也与李文星付出的代价和公众的愤慨不成比例。
纵观李文星在BOSS直聘上投中简历，5月20日，赶往天津“应聘”，到7月14日，被发现浮尸天津静海区郊外水塘，不到两个月，一个985院校毕业生的陨落的轨迹，让无数人痛心疾首。但是，李文星的人生，很可能在浮尸水塘前已经崩塌。很多细节显示，他毕业后一步步走进坑里，不仅仅是他本人的失误，更是农家子弟毕业生面对诸多套路的稚嫩和无助。
做程序员比工程师更好？
李文星毕业的东北大学，是由教育部直属的理工类研究型大学，坐落于东北重镇沈阳。中共中央1960年、1978年确定的全国重点大学，国家首批“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校，不可谓不强。
他毕业的资源勘查工程专业，在全国高校中排行第9。在全国范围内，该专业的人才一直供不应求，就业形势一直很好。考虑到资源行业的特性，勘查类的工作比较稳定，收入相对优厚，缺点就是需要经常在野外工作。
李文星没有选择从事本专业工作，原因并非怕累，而是念家。他妹妹李文月对媒体透露，哥哥考虑到，如果做资源勘查，总是要出远门，“但我们爸妈年纪大了，他想离家近一点，可以照顾父母。”在和家里商量后，李文星决定在北京报个IT培训班学习Java，之后找个IT行业的工作。
身为一名985毕业生，在就业问题上，李文星掌握的信息和具备的视野，即使再不尽如人意，也比农村老家的长辈靠谱得多。之所以“商量”，而非知会，似乎显示李文星在毕业之后，仍旧对老家亲人报以不切实际的期待。
这也是很多农村毕业生的通病。他们很少会意识到，在大学四年，他们不但要修正乡音，学会说普通话，也要洗去一身“土气”，省察过去一二十年的人生，尽快塑造与城市生活匹配的价值观，扩大思想格局和社交圈层。一句话，他们既然以后要在城市找工作，在走出校园之前，就应该有套城市年轻人的思维。
从李文星的表现看，他并没有做到这些。事实上，可以做到的人非常之少。李文星舍弃学了四年的紧俏专业，在北京报个IT培训班学编程，开启了悲剧之路。没有信息显示他对编程多么感兴趣并擅长，单单靠上几个月培训班，即使在北上广，他的起薪也不会超过5000元——吸引他去天津的Offer，正是这个价。
我们可以设想，三个月前，困居天通苑出租屋的李文星，多么渴望找到一份能维持基本尊严的工作。他脾气很倔，可能是为了维护大学毕业生的颜面，他谢绝蹭住同村打工者的房子，也以出差为由，推辞和进京的同村发小见面。
其实，对这个农家子弟而言，在偌大的北京，能称得上社会支撑的，除了合租的大学同学小陈，也只有老家的发小了。处于心理防卫，他拒绝暴露落魄。但在心理强压之下，他的决策和动作难免会变形。
不少大中专毕业生都是为了出人头地，争一口恶气，在毕业后很快做了传销。但李文星这次先遇到的，是“BOSS直聘”。
人肉“资源池”
“BOSS直聘”官网称，这是一款“BOSS与牛人直接开聊的免费招聘工具”，通过去除中间环节、简历+行为数据匹配等方式提升招聘找工作效率，让牛人更快获得更多优质机会。
能与BOSS直接开聊，还免费。在大城市稍有个一年半载工作经验的人，都知道此说的水分。在“BOSS直聘”前市场公关经理朱利安看来，“让百事缠身的老板有时间去跟应聘者扯淡的企业只能占据全部企业数量80%的A轮前初创型公司，因为这些企业甚至连HR都没有，剩下20%成长阶段较好的公司则是由HR或主管来完成沟通的任务。”
所以，“其核心产品逻辑仅适用于占据各行业绝大多数的小公司，如同饿了么的主要B端客户都是面向客单价30元内的餐饮外卖小店一样。”
众所周知，互联网招聘行业几年前就已成红海。在我看来，“BOSS直聘”主打高端差异化，突出“BOSS”的标榜，实际中难免尴尬，因为在其他招聘网站上，80%的小公司还是老板直接跟求职者接触。而足以驱动大中型公司BOSS直接约的人才，哪用得着在招聘网站上投简历？
差异化定位与运营逻辑反差巨大，在实际运行中，就难免倾向于以短期销售为主导，将所有信任自己的用户，视作完成盈利KPI的“资源池”。我在互联网公司也短暂工作过，价值观遭到最剧烈的冲击之一，就是他们对“资源池”的态度。无论上面如何满口大词、高台教化，具体到某个分公司，某个项目组，只要能通过透支用户的信任去冲量，没有不去做的。
“BOSS直聘”前公关经理朱利安也指出，在李文星被骗去天津的五六月份，是招聘旺季，招聘平台一年4成的收入都仰仗这段时间。为了增收，“BOSS直聘”除了在技术上作弊，制造用人方和求职者都“极为主动”的错觉外，也破拆内部防火墙，置无数求职者于风险之中。
这道防火墙，就是对企业资质的审核：第一道来自企业自主的登记；第二道审核来自各片区销售人员的审核，“他们具有审核企业资质的权力，但大部分时候仅有完成销售工具达成其KPI的义务，他们获取企业信息的方式大部分仅限于网络”；还有第三道审核，更像是地区负责人对第二道审核的授权，他们背着更多的KPI，当然不会自断财路了。
正因为“BOSS直聘”一连串的误导和失守，将困境中的李文星直推到传销团伙面前。5月15日，在6个小时内，他向20位“BOSS”发送了简历，只收到“科蓝软件”一个回复。他稍微搜索就会发现，上市企业“科蓝软件”总部在北京，专做银行互联网金融解决方案，服务客户包括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和浦发银行等。
李文星想留在北京，在此之前他拒绝了天津一家企业的意向。假冒北京“科蓝软件”的人员告诉他，去天津只是做一个项目。这个机会看上去很不错，尽管静海13年来传销猖狂，朋友还提醒“可能是传销”，李文星犹豫了一下，还是带着笔记本电脑和换洗衣服上路了。
李文星何以被困？
1998年4月21日，中国政府发布《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宣布全面禁止传销。19年来，传销一直肆虐于全国各地。从距离北京主城区几十公里外的燕郊，到广西北海的城乡结合部，传销一直打而不绝，大而不倒。在历次整治风暴中，传销最多做做“俯卧撑”。
如何根治传销？恐怕人们已经丧失信心。更紧迫和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解救被传销所困的人们？从我12年前做热线记者第一个月起，就不断接到家人遭遇传销的求救，但能介入者少之又少。我也曾数次采访“中国反传销第一人”李旭，他也只能仅就少数个案提供帮助。这个问题为祸多年，以至于百度上至今还有人在打“解救率98%”的广告。
在李文星案曝光后，网上又有人自称在传销窝点见过他，并称他一开始很抗拒，最后没办法只好借了几千元，加入传销组织。从新闻报道和该网友的描述看，李文星遭遇了传销界的“北派”，与“南派”主要靠忽悠，来去自由的做法比，北派更依赖群居软禁状态下，对受害人施以洗脑，天天逼要钱款。
我遇到过怒杀传销团伙成员的案例，也采访过被传销团队杀死的被害人的亲属。总体来说，两种命案在浩如烟海的传销队伍中，并不多见。在被没收了手机之后，只要有三四个人贴身，即使性格再刚烈的人，也只能任受摆布。
况且，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断绝外来信息，强制洗脑多日后，自己也沦为传销狂热分子。前几年，网上曾流出一张某男子遭遇传销团伙“断指”索款的照片，警方破案后发现，该人与传销分子自导自演了这出苦肉计，照片中那把菜刀有个缺口，可以塞进一根指头。
如此复杂的情境，也给警方和家人的解救带来困难。前些年，被驱散的传销团伙都会很快重聚，很多地方的警方也学聪明了，再破获传销，都会先砸烂这些人的手机，直接遣返到车站。即使如此，各地也多次出现传销团伙拒绝散伙，甚至与警方对峙的新闻。
因为普遍遭遇“立案难”，家人要想解救常常要请一些专业人士。在十来年前，大家还可以诓骗被困者及其同伙出来，在大街上直接把人架走。后来这招很快失灵，只好找关系，或者一些“GPS定位”公司，通过手机定位锁定该人位置，再寻找机会。
多次参与解救的志愿者李旭告诉我，对一些顽固分子，解救团队出发前都备有绳子，见面二话不说，按到车里就走。9年前，我跟随李旭在东北解救一女孩。到宾馆房间后，该女孩还在大声抗议，她父亲上去就抽了她两个耳光。
从李文星到天津后，与同学家人的交流，和从不借钱，半个月却借了3次钱来看，他已经失去人身自由。很可惜，家人和同学都没有意识到这点，甚至没想到向更多的人咨询求助。他在这个世界上仅有的一些支撑力量，没有通过这场残酷的考验。
（首发“腾讯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