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我”关系。本真运动与传统派的关系，要远比原旨主义与活宪法主义之间 “和谐 ”。一方面，本真运动通过划分势力范围，基本做到了与浪漫派 “井水不犯河水 ”；另一方面，本真运动与浪漫派间甚至开始出现一些良性互动和融合。但这两种趋势在宪法解释中基本是看不到的。
在现实中，本真派和传统派基本以贝多芬为界划江而治。贝多芬之前的归本真运动，之后的归浪漫派。且不说博凯里尼、蒙特威尔第、科莱里这些本就是本真运动 “专属 ”的早期音乐家，巴赫、海顿、亨德尔和维瓦尔第近年也基本落入本真运动之手。过去人们还经常见到卡拉扬、伯姆、索尔蒂等相对系统地演出、录制古典和巴洛克时期作品，但就像巴伦博伊姆抱怨的，这个市场现在基本已被本真运动垄断。但后贝多芬时期仍属于浪漫派。虽然诺林顿和加迪纳等近年把触角伸向了勃拉姆斯、柏辽兹、马勒和布鲁克纳，但他们的演绎仍多被视作实验和 “尝鲜 ”，难以撼动浪漫派指挥和传统乐团在这些曲目上的统治。
本真运动和传统派的融合与交流则体现在两点：一是越来越多的古乐指挥开始受邀指挥传统乐团，比如哈农库特、加迪纳和诺林顿。在这些合作中，从未受过古乐训练的乐手开始尝试古乐演奏技法（如减少或不揉弦）和使用部分古乐器，传统乐团也开始发出 “古乐之声 ”。另一方面，本真运动的理念也开始影响浪漫派指挥。比如里卡多 ·夏依指挥莱比锡格万特豪斯管弦乐团最新录制的贝多芬交响全集，在节拍上就大量借鉴了本真运动最新研究和实践成果，其中贝五第三乐章谐谑曲、《田园》和贝九的慢乐章，听起来都令人耳目一新。
这种泾渭分明又互相融合的局面可能出现在宪法解释中吗？布鲁斯 ·阿克曼在《我们人民》中曾用建国、重建、新政和民权运动等节点将美国历史划分为不同时期和政体（regime）。这其实与古典音乐中文艺复兴、巴洛克、古典、浪漫等时期划分方式并无二致。
原旨主义和活宪法主义是否有可能以某个历史时期为界划分各自势力范围？众所周知，原旨主义对新政后福利国家的出现和联邦政府权力扩张的不满由来已久。托马斯和伯奈特一直视新政为 “违宪 ”，想尽办法把联邦政府权力关回历史的笼子；斯卡利亚虽未明确表示要推翻新政，但也只是将之看作既成事实和不得不吞下的苦果。两派是否有可能像本真运动和浪漫派 “划贝多芬而治 ”一样，以新政为界，新政前的归原旨主义，新政后的归活宪法主义？如果以时期划分不行，那以宪法条款或议题划分呢？比如第一修正案归我，第十四修正案归你？或者第一条第八款的贸易权归我，第十款的契约自由归你？
这些 “表象 ”可能反映了原旨主义和本真运动某种深层的不同：
首先，解释理念虽然相同，但解释的技艺却分高下。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安德鲁 ·库普曼（Andrew Koppelman）曾形容阅读斯卡利亚：“读他有种罪恶的快感（a guilty pleasure），就像听斯托科夫斯基指挥瓦格纳。”斯托科夫斯基何许人也？如果其他浪漫派指挥只是强调解释的空间，斯托科夫斯基则以明目张胆修改乐谱著称。别说本真派，很多浪漫派也视他为疯子或异端。斯氏认为 “贝多芬和勃拉姆斯根本不懂乐器 ”，因此为了实现最辉煌的音响效果，改变乐谱天经地义。但斯托科夫斯基的确创造了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音响奇迹。听他指挥瓦格纳（或任何作曲家）的确是种 “罪恶快感 ”，“罪恶 ”来自你知道这很可能不是作曲家的原意，“快感 ”则由于你不得不承认它是如此富有魔力和激动人心。作为一名自由派，库普曼当然不认同斯卡利亚的政治立场和很多判决结果，但将斯卡利亚比作斯托科夫斯基（而非任何一位本真主义指挥），这代表了对手对斯卡利亚和原旨主义解释技艺的高度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