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老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放篇旧文。
人都需要写一个自己的世界。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他的马贡多镇，福克纳有他的约克纳帕塔法体系，莫言有他的山东高密，苏童有他的香椿树街。王-“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需要一个诗意的世界”-小波在《青铜时代》里建立了三个不同的长安城。
汪曾祺先生的文字王国，叫做“我们那里”。
他也写昆明，写西南联大，但大多用来回忆记述，如实道来，加一些感情色彩当佐料。
他也写北京，比如《云致秋行状》，比如《讲用》，比如《安乐林》，但这些偏重于写人。很有趣的一点是：写北京时，汪先生很喜欢用对白，而且是富有北京话风味的对白，描绘人物。这看上去是写剧本的习惯——众所周知，他在北京，写过不少剧本。
他独一无二的世界，是“我们那里”，他并不直说那是他故乡扬州高邮。“我们那里”，有许多地方，许多细节，是反复出现的。
比如，《异禀》和《花瓶》你，都出现了保全堂。
比如，《岁寒三友》和《鉴赏家》里，都有个当地招牌的潇洒画家，叫做季匋民。
比如，《岁寒三友》里末尾，三位是在如意楼吃的饭；后来有一篇，专门写《如意楼和得意楼》。
比如，《茶干》和《故乡的元宵》里，都有连万顺。
比如，《昙花·鹤和鬼火》里出现了善因寺：就是《受戒》里，明子受戒的那个善因寺。
诸如此类。
在涉及到北京时，他的题材，大多和20世纪50到70年代有关。涉及到昆明时，多半是西南联大时节。而涉及到“我们那里”时，看不出时代背景。读《受戒》，你看得出时代么？似乎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世外桃源似的。勉强看得出的，是《八千岁》，提到了是抗战时节。
他的“我们那里”，仿佛金庸的《笑傲江湖》，是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的，半永恒性的这么个故事。而且，“我们那里”的故事，是《受戒》，是《茶干》，是《岁寒三友》，是《鉴赏家》，小县城里的故事，没什么烟火气，干净但不枯寂，热闹温和，是一个独立王国。哪怕《八千岁》里头提到了战争背景，也没沾染到情节。“我们那里”，也没什么悲剧：最多是《岁寒三友》或者《异禀》，甚或《大淖记事》，算是甜苦交加的。汪曾祺先生会讽刺，比如《金冬心》，比如《黄油烙饼》，但涉及到“我们那里”时，他笔下就很容留面子了，对八千岁，也是半开玩笑的调侃一下子罢了。
《常识与通识》里，阿城提到过一个事：他在《棋王》里写最后那个，和王一生战平的老头时，让他满口道禅说了一通，本意其实是讥讽这类满口道理的（王一生只是爱棋，就说不出那么多道理来）；汪曾祺先生误以为阿城着了这种道禅的魔才写这个，还跟他谈了谈这事儿。另一处，阿城说汪曾祺先生是中国作家里，没什么文人架子的作家。这两处意思一融汇，其实挺到位的：
汪曾祺先生最有趣处，就是“对日常贩夫走卒的事情，有兴趣”。这一点，他和他师父沈从文先生是一脉相承的。反过来，对传统文人风致那一套，他稍微有点儿腹诽，愿意拿他们开个玩笑。看看《金冬心》，金农和袁枚被他调侃成斯文败类，就明白了。
各人的趣味自然无从评断，但是，他是怎么做到的？
汪曾祺先生写过一个《小说笔谈》。他自己总结写作的要点：
语言上——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
结构上——随便。
叙述和抒情——在叙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笔触叙事。怎样表现倾向性？字里行间。
但我以为，他最重要的一个特色，还是“不着急”。
他早年，风格也华丽，也多变，也有杀意，有恨气，有悬疑。比如《复仇》，比如《落魄》，是有锋芒的。只看《复仇》，则汪先生早年，文笔相当华丽，也有恃才傲物、飞笔凌云的时节。
但我们看到的大多数文章，都是他老来所写了。境界到了。
像《异禀》，即描述一个熏烤摊主和一个药店伙计各自命运的故事，有兴旺有惨淡，对比强烈。这种故事题材，就是他早年写过，晚年再修改了的——他晚年，就较少写这么跌高落重，让人心生恻然的东西了。如前述，提到“我们那里”时，他的小说，最多也就是半揶揄的口吻，描述一些小人物的悲喜，但不算刻薄，有悲悯心。比如《八千岁》，吝啬鬼米店主最后破了笔财，还醒悟了。
1985年，《桥边小说》你，汪曾祺先生如是说：
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但是我现在还不能。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
这三篇也是短小说。《詹大胖子》和《茶干》有人物无故事，《幽冥钟》则几乎连人物也没有，只有一点感情。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
所以，他的小说越到后来，越是返璞归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跌宕起伏故事，只是呈现情景。这样写看似容易，其实极难。因为你要保证情节本身的自然，要保证文笔的动人，节奏的连贯。
汪曾祺先生是从明清小说笔记里找了许多灵感的，我感觉。他一定非常喜欢张岱。
从他对老舍先生、沈从文先生、赵树理先生、闻一多先生的回忆看，汪曾祺先生对天真质朴的才子有极大的喜好。
以我所见，他自己可能，并非如他描述沈先生时那样，是星斗流水、天生如此的纯然散仙。他比沈先生更聪明，有点小狡猾（为他提供了调侃幽默感的来源），所以，也通达（这里所写的聪明、狡猾和通达，都不是贬义词）。所有，那十年，比起其他人，他没有吃很多苦。
还是补汪先生自己的文字。
他阖了一会眼。他几乎睡着了，几乎做了一个梦。青苔的气味，干草的气味。风化的石头在他的身下酥裂，发出声音，且发出气味。小草的叶子窸窣弹了一下，蹦出了一个蚱蜢。从很远的地方飘来一根鸟毛，近了，更近了，终于为一根枸杞截住。他断定这是一根黑色的。一块卵石从山顶上滚下去，滚下去，滚下去，落进山下的深潭里。从极低的地方传来一声牛鸣。反刍的声音（牛的下巴磨动，淡红色的舌头），升上来，为一阵风卷走了。虫蛀着老楝树，一片叶子尝到了苦味，它打了一个寒噤。一个松球裂开了，寒气伸入了鳞瓣。鱼呀，活在多高的水里，你还是不睡？再见，青苔的阴湿；再见，干草的松软；再见，你硌在胛骨下抵出一块酸的石头。老和尚敲磐。现在，旅行人要睡了，放松他的眉头，散开嘴边的纹，解开脸上的结，让肩膊平摊，腿脚舒展。
以上是他少年时的《复仇》。文辞华丽，节奏细密，感官描写敏锐，简直像诗，极好的语言。
茶干是连万顺特制的一种豆腐干。豆腐出净渣，装在一个一个小蒲包里，包口扎紧，入锅，码好，投料，加上好抽油，上面用石头压实，文火煨煮。要煮很长时间。煮得了，再一块一块从麻包里倒出来。这种茶干是圆形的，周围较厚，中间较薄，周身有蒲包压出来的细纹，每一块当中还带着三个字：“连万顺”，——在扎包时每一包里都放进一个小小的长方形的木牌，木牌上刻着字，木牌压在豆腐干上，字就出来了。这种茶干外皮是深紫黑色的，掰开了，里面是浅褐色的。很结实，嚼起来很有咬劲，越嚼越香，是佐茶的妙品，所以叫做“茶干”。连老大监制茶干，是很认真的。每一道工序都不许马虎。连万顺茶干的牌子闯出来了。车站、码头、茶馆、酒店都有卖的。后来竟有人专门买了到外地送人的。双黄鸭蛋、醉蟹、董糖、连万顺的茶干，凑成四色礼品，馈赠亲友，极为相宜。
以上是他晚年的《茶干》。文字质朴，但节奏更流畅，更温和，更慢。阿城所谓的洗脱了文人气，大致如此。这段放在小说里，毫无情节可言，只是勾勒意象，其实是很精纯的写法——纳博科夫写柏林的一个短篇，川端康成的某几个掌小说，都是如此。
所以，就是这样：词句朴实精确，有大量的短句，对细节的兴趣、不尚戏剧性、对日常生活的白描勾勒，慢慢道来。他推崇的主角，比如明子，比如叶三，比如王二，比如宋侉子，比如季匋民，比如“岁寒三友”，文化见识不提，但都有水气，有闲散自在，又清澈如水的一面。
这里面的审美趣致和渊源，可以上溯到明清笔记，上溯到唐朝的田园诗去。
用“不着急”的语言和题材选择，营造出一个世外桃源但又因为细节扎实而不至于虚空的独立王国“我们那里”，这基本上，成了一种“汪曾祺符号”。
苏轼所谓“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