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徐春柳成了第一批提前退休的「80后」，也成了最后一批从法律意义上因病提前退休的人。
1980年出生的徐春柳今年45岁，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两家报社工作，成为了一名专注「拿结果」的媒体人，随后，他进入互联网大厂工作，做过门户网站的编辑，也做过内容运营，因为工作成绩突出，他曾做过管理岗，有20多名下属，他也拿到过股票、期权这些实在的红利。
身在其中，徐春柳也见证了大厂环境的更迭与时代的变迁。小组合并与裁员潮先后涌来，他也尝试跳槽自保，可在职业生涯最后的5年多，他换了14任直属领导。
风雨飘摇中，徐春柳又在一次体检中查出了重疾，为了稳定工作和生活，他开始带病上班，手术完一周就回到了工作岗位。可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再这样干了，1年前，44岁的他选择退休。
领取退休证的过程并不顺畅。曾为之热血拼杀的报社，有近两年没为他缴纳社保。找前东家解决问题，曾经相熟的老同事睁着眼睛说不认识他。档案、社保断缴问题让徐春柳波折了将近一年，期间他尝尽人情冷暖。
徐春柳在网上分享了这段经历，几条视频的播放量达到数百万。档案和社保的相关问题给很多
「
90后
」
、
「
00后
」
提了醒，在大厂的沉浮与身体的健康、
「
卷
」
和
「
退
」
之间的平衡，也引发了网友的广泛讨论。
不久前，我们联系了徐春柳，如今，他已经成功拿到了退休证，前几天领到了第二笔退休金：5821.45元。生活一下子慢了下来，他有时间学英语、旅行、拍视频、带孩子。通话之前，他在游泳。
对徐春柳而言，退休生活给了他重新认识自我、认识死亡的时间和空间。这带给他的一个更真切的感受是：「你最好别指望像我一样提前退休，退休金少还是其次，生命的烛光风雨飘摇，需要直面死亡和未知的恐惧……这种心理落差本身就是令人沮丧的。」
以下内容根据徐春柳的讲述和视频内容整理而成——
舞台
在大厂从事内容工作的十几年中，我曾经真切感受过工作带来的成就感，或者说安稳感。
特别是从媒体转型刚进入大厂的那两年，我干得很开心，我所在的部门跟新浪微博有着充分的竞争关系，我喜欢这样的挑战，而且我是一个信息控，每时每刻需要不停接触信息，我这样的人是非常适合微博运营的。
职业成就感的另一层，是大厂影响的人群更广。我们原来在传统媒体写一篇文章，需要更有影响力的人关注或引用，文章才能有影响力，毕竟媒体的阅读量可能就几十万、十几万甚至几万，还不如现在一个公众号。
但是我们在门户网站，你的产出是直接面对上亿人的，这种成就感是不一样的。
一开始进入大厂的时候，我面对竞争是非常自信的。很多人都说大厂很「卷」，我的感受不太一样。一开始在A厂的工作节奏并不是很紧张，在四大门户时代，它可能是最轻松的。去面试别的大厂，人家会很直接地跟我说，「你是A厂来的人，不够狼性。」
可能我自己本来就很
「卷」
，而且我们做记者出身的人，在大厂其实是不怕
「卷」
的。
还在做记者的时候，我就知道，出去（采访）就要拿到结果，不需要工具，不需要任何资源。我去了现场，就要把料拿到，不管是翻墙头，还是四处游说，我们一定要拿到一个结果，不然第二天就要开天窗。拿结果这件事是自然而然的，是一种职业血脉吧。
因此进入门户网站当编辑、选稿，我也是有自信的，内容人决定了这个社会讨论哪些内容，比如玉树地震的时候，我们很确定这场地震在未来几天都会把它放在首页，我们就可以针对玉树地震去生产更多内容，数据告诉我们这个事儿最受大众关注，我们就可以去现场采访一些独家的内容。我们知道这些稿件是怎么产生的，我们也知道一个稿件的热点和风险在哪里，爆款产品经常有。
刚进入大厂的时候，我只是一个普通员工，半年一次考核、晋升，很快我就升为副主编，后边又是连续两年晋升，三四次都是最好的绩效、优秀员工。这带来了非常高的回报，我也从中获得了红利，曾经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了我们副总监的期权数量，发现还没有我的多。
所以刚进A厂的那几年非常爽，我感受到了上级对自己很高的认可，而且这种认可是即时的，自己在职业上的进步也让人很有动力。
但是随着大环境一天天的变化，慢慢就发现，自己的舞台没有了。
大厂浮沉
环境的变化从一些很细微的事情上有所感知。
过去在推荐算法出现之前，所有的内容生产、推荐分发，都是由人来完成的。管理人员基本上也都是传统媒体来的，我们对内容的重要性和安全性有把握。
但当自媒体越来越多，传统媒体人的地位在大厂就越来越低了。本来我们是决定哪些内容上首页的人，后来整个产品的负责人换成了做技术的、做产品的。你的汇报对象可能是一个完全不懂内容的人，我们要去适应产品经理的工作节奏，这个时候团队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作为一个做内容的人，已经没有了上升空间。
当时，我们有一个助理总经理，比我小6岁，也不是做内容出身的。我和我下边的 20 多人，再加上其他小组的人，总共有 110 多人，每个人都得向他汇报，跟他讲上周干了什么。
过去按层级汇报其实是比较简单的，我只要把他们做得好的、不好的事情收集、汇总，再梳理一下，就可以向上汇报了。我们跟老板接触的时间多，知道老板的喜好，但如果让那些小兄弟们直接向他汇报，这就麻烦了。小兄弟们可能讲不到重点，我们就需要把每个人的汇报多听一点，改到我们觉得老板满意的版本为止。基本上每周光是听汇报、改汇报，可能要花我们 4 天的精力，整个团队鸡飞狗跳。
传统媒体的工作是比较好量化的，你采访到了这个人，就是采访到了，没采到就是没采到，是非常清晰的。
但做内容的人到了互联网公司，量化标准是很难的一件事。主要就是看老板喜好，老板觉得好，就过关，老板觉得不好，你的工作就什么都不是。没有一个行业的标准来定义你的工作。我的领导都已经不是做内容的人了，所以就完全成了无本之末。
后来我也被迫转型到了内容运营部门。不光是做内容原创策划，而且开始做内容运营。内容运营就是你负责哪个垂类，垂类的创作者数量是多少，创作活跃度怎么样、优质内容的数据比例怎么样。但当我负责这一块的时候，这块已经脱离了红利期，你所有的运营动作跟你的产出其实没太大关系。
所以你就没什么价值了，紧接着裁员潮就来了。到A厂开始裁员的时候，先从价值小的部门和个体开始裁，本来下面可能二三十个人，裁着裁着就剩 10 个人了，再裁就剩五六个人了，到最后的话你只能走人。像我们最初合并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当的部门，有一点点安全感。那个时候，大家每天议论的也都是裁员，哪个部门裁了呀，我们被并到哪个部门了呀。
有公司不打算续约的员工家属到公司来威胁总监、组长，这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大家都在担心自己的命运。
我作为管理者，觉得大家都还是在努力工作的，所以面对一些面临被裁员的下属，我会去帮助他们，有时候会帮他们在外面找工作。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
另一方面，我们看上去是管理者，是比较高的职级，但同样都是「鱼肉」，说裁就被裁了，为了防止我们躺平，上司也有一些花样儿，比如让我们和新来公司的员工一起考试，让负责算法的部门给我们这种内容出身的人出题，考试不及格，岗位也不见得保得住。所以，趁自己还有能力的时候去帮人一把。自己只是年长了一点，在管理职级上比人家高而已。那人家替你干活，甚至替你背的锅，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我觉得这是基本的人格吧。
生病
风雨飘摇的时候，我遇到了更难的问题。2021年在一次体检中，我知道自己得了重疾。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A厂的社会招聘员工一般进来的年龄是27岁左右，和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一般是先签3年，再签5年，然后是无限期劳动合同。卡在第8年时裁掉员工，解约手续比较简单，对公司来说成本最小。而被裁员工的年龄刚好是35岁上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大厂「35岁现象」。但对很多人来说，35岁，正好是黄金工作年龄。
这一年，正好到了我在A厂工作的第8年，合同面临续约的时间节点。我得先稳定住。在这之前，我的身体没有不适的症状，也没有不舒服。
后来我觉得，有时候人不得不相信命运。在体检之前大概半年的时候，我加入了一个群，是我高中的校友群，群主现在是协和医院肝胆科的副教授，我感觉他好像提前把路都给我趟好了。
体检结果出来之后，有一个指标非常高，我就咨询他，他说你赶紧来再做一下检查，我又做了核磁共振，后来确诊了重疾。我是一个非常钝感的人，确诊之后，一点情绪波动都没有。我最先和父亲讲了，他是经常进手术室的医生，什么都见过，比我更钝感，妻子听到后就哭。
我是很理性的人，当时就决定要赶紧做手术。做手术和生病的事儿我都是瞒着公司，请了事假，一周就回到了岗位，这一周里，除了做手术那天没有和同事聊工作、审核审批之外，其他时间都保持上线。
手术之后，留下一条30厘米长的伤口，我的某个器官切掉了四分之一，回去上班的时候，腰上的伤口缠着纱布和绷带，我就把工椅调成30度倾斜的角度，半躺在办公室工作，基本就这么个状态。别人问，我就说做了个小手术。只有这样才能够继续待下去，维持自己的收入和位置。
手术之后的季度考核，我还拿了一个「优」，基本上已经是最好的考核结果了，某种程度上，这个结果把我保了一段，让我能拿到（被）体面裁员的赔偿金。
我隐瞒病情是一个很大的动作。为什么要隐瞒？我在A厂的最后4年换了 11 任汇报对象，在我刚查出重疾的时候就已经换了两任。过去如果我生了病，可以跟领导去沟通，我签个病假再回来工作是可以的，但是在这种变动之下，有可能下一任领导我就不认识了。
我担心，回去之后第一没有我的位置，第二也没有我的业务。新换的领导会去信任一个生重病的下属吗？他很可能会安排给你一些不重要的工作。更坏的是，说不定下一次你就在被淘汰、裁员的名单里。
要保持我在大厂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保证我下边还有人，哪怕你裁员，我要保持我 leader 的状态，有二三十个人的话，你不可能把二三十个人一块裁掉，要排的话也到最后才能排到我。
后来我们整个部门也经历了一次次对半砍，留下的5个人全部是怀孕或在哺乳期的女性，本来公司要优化一个女下属，我跟她说这件事的时候，她告诉我：「哥，我二胎了。」我当时由衷为她高兴，因为她能留下来了，我松了口气。她还能继续撑一段时间。
生病之后，我工作起来当然不会比以前更
「
卷
」
、更拼命了。而且，隔3个月、半年就换一个领导，你的工作还
「
卷
」
得起来吗？基本上大家就处于一个懵的状态，等这波调整完，再等下一波调整。
为了能更好地在这里生存下去，我直接做了个决定，我和团队去了深圳，因为管理我们的团队都在深圳，我是想做一个姿态，直接去「效忠」。在那里干了大概半年发现，我们的努力基本上已经是徒劳了。公司已经决定把整个团队全部砍掉了。
回到北京，我下边可能还留了两三个人，但后来他们也被并到其他部门。我就想，实在不行自己可以负责一个小的垂类，在大厂的小角落待下来，但我发现根本做不到，干活的时候要直接用自己的产出向别人汇报，要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去拼命努力，身体吃不消，也承受不了那个巨大的压力。
后来有猎头来找我去了B厂，我一听，那是个适合的机会，能带20个人的团队，我就选这个。拿到了B厂的offer，我再去问A厂的人力现在自己离职还有没有「大礼包」，HR说有。对于他们来说，有人自愿离开他们会更开心。
最终在经历更换了 11 个leader之后，我在惊涛骇浪当中留存到最后一刻，还成功找到了下家，我是有点沾沾自喜的。
没有想到的是，B厂也步了A厂的后尘。两年又换了 3 个领导，刚半年，招我进去的领导就走了，频繁换领导，你就没有办法建立上下级信任关系，工作很难开展。又要把在A厂当年的经历来一遍，我真的折腾不了，心力不允许，我也进入了一个尴尬阶段——在这里很煎熬，向外跳槽也跳不动了。
回想在大厂工作的这几年，一开始我向「60 后」汇报，后来向「70 后」汇报，再后来是「80 后」，到最后可能向「90 后」、「00后」汇报了。
其实在B厂，我是有不少朋友的，如果早点找他们帮忙转岗，也是有机会的，但我决定不麻烦他们了，毕竟我的身体是有问题的，如果找别人背书给安排工作，说白了得卖命干活儿，我在心理和生理上已经不适合承担压力，就不给别人添麻烦了。而且看着满世界的ChatGpt和DeepSeek，我也需要气喘吁吁地追逐，防止自己落伍露怯，想想，这是年轻人的世界，我的时代结束了。
一个很明显的感受是，人和大厂的关系在变，人的重要性也始终在变。频繁换leader导致的管理乱象就是因为人的重要性在变低。到最后觉得连存在都没必要了，那就砍掉。
在这种接二连三的磨损之下，我觉得自己现在更适合的就是退休。有了这个想法之后，自己就没怎么犹豫了，工作的心气儿早就一点点被磨没了，还提什么价值和意义呢？那段时间在朋友圈看到一句话，非常认可，之所以选择退休也是想到了这句话：「作为『80 后』，我们老是讲以后怎么样？其实现在就是我们的以后。」
填坑之战
2024年3月，我正式离职，开始准备办理退休。
我成了第一批提前退休的「80后」。从去年2月时，我就在策划提前退休。提前退休要有15年以上的社保缴纳记录，只有80年代初的人，2000年以后参加工作才有机会缴满、
从今年1月1日开始，提前退休已经成为了历史名词，取而代之的是病残补（津）贴。
2024年，因病提前退休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缴费年限，养老保险要缴满15年，二是病情要求，需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这其实没有年龄要求。男性满55岁称为提前退休，不满55岁叫提前退职，虽然叫法不同，但退休金的计算公式是一样的，领的也都是退休证。
我入职B厂的时候隐瞒了重疾，如果突然说自己有了重病是违反劳动合同的，所以我只能直接离职，再去社区办理因病提前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