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來：史書編纂與認識取捨——以陳桱《通鑒續編》切入的考察｜202405-30（总第2713期）

感谢王瑞來老师赐稿

原載《中華文史論叢》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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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書編纂與認識取捨

——以陳桱《通鑒續編》切入的考察

文 / 王瑞來

陳桱是什麼時代的人？著錄或講述《通鑒續編》一書，首先須明時代。對此，《四庫提要》如是說：“舊本題元陳桱撰。桱，字子經，奉化人，流寓長洲，後入明為翰林編修，以附楊憲，遷待制，見《明史》憲本傳。題元人者誤也。” ^[1] 按，檢視陳桱生平，的確是由元入明，生活於元末明初。對於跨代人撰著之署時，常常困擾著後世的著錄者。從清人編《全唐文》 ^[2] 、《全唐詩》 ^[3] ，到今人編《全宋文》 ^[4] 、《全宋詩》 ^[5] 、《全元文》 ^[6] 、《全元詩》 ^[7] 等“全書”系列，都遇到有作者斷代的問題。

那麼，四庫館臣的辨誤對不對呢？觀察《通鑒續編》刊於書前諸序，皆撰於元至正十年（1350）至二十二年（1362）之間。儘管撰者確實是由元入明，但如果以通常的著作成書或刊行時代為準來看，舊題元陳桱撰原本無誤。檢視能够寓目的《四庫全書》幾個閣本書前《通鑒續編》提要，可以發現這樣的事實。關於編纂者陳桱的時代問題，撰寫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文淵閣本提要和撰寫於乾隆四十七年的文朔閣本提要，均隻字未曾提及。到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文津閣本的提要纔提出了這一問題。由此可知，四庫館臣最初認定陳桱為元人，並無異議。幾年之後，在文津閣本的寫定時，又對《通鑒續編》提要做了較大的增刪改動，這一改動便作為定稿，一字不易地被《四庫全書總目》接受下來。此後，伴隨著《四庫全書總目》出於“欽定”並不斷刊刻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又對後來的《通鑒續編》著錄形成了誤導。其實，四庫館臣在提要撰寫的後期，貌似嚴謹扯出這樣的問題，實屬好奇志異，節外生枝，平添混亂。清人孫星衍就是這樣處理的：“桱雖入明，而書成于元時，故題元人。” ^[8]

《通鑒續編》是陳桱以一己之力編纂的史書，通貫兩宋，追溯上古，旁及遼金。在內容上，的確如書名所示，是接續和補充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之作，但在體例上，實際上是對朱熹《續資治通鑑綱目》的續作。關於陳桱編纂《通鑒續編》，迄今學界已有一些研究積累 ^[9] ，筆者亦有若干相關研究， ^[10] 但尚覺既有研究仍有未盡之處。對於陳桱的家學淵源與學術背景，以及《通鑒續編》的編纂動機、《通鑒續編》折射的陳桱史觀、陳桱其他著述等問題，本文的考察與既有研究互有詳略，或可互補。此外，本文對於陳桱在明初政治參與的考察，則多為既有研究語焉未詳。因再作探討如下。

編纂《通鑒續編》的陳桱擁有深厚的家學淵源。其祖陳著，寶祐四年（1256）與為文天祥同榜進士， ^[11] 歷任臨安府通判、知台州， ^[12] 有《本堂集》九十四卷存世， ^[13] 《宋元學案》卷八六《東發學案》之下專列有“東發學侶·知州陳本堂先生著”。 ^[14] 宋亡不仕，“隱居四明山中，嘗推宗《綱目》，著書以紀歷代之統”，撰有《歷代紀統》 ^[15] 。其父陳泌，“以學問文章世其家業”， ^[16] “表章家學，訓釋惟謹”， ^[17] “傳注《紀統》千百言”。 ^[18] 曾任西湖書院山長、 ^[19] 饒州路儒學教授。 ^[20]

對於《歷代紀統》一書，陳桱“束髮受是書，即知先志所屬，嘗申以為圖，傳諸同志，且敷為筆記二百卷，藏於家矣” 。 ^[21] 觀此可知，陳桱在少年時代就已經開始鑽研史學，像司馬光自學時將歷代史事繪為《歷年圖》一樣， ^[22] 也把其父祖的《歷代紀統》作圖，並且作了筆記二百卷。《歷代紀統》，原本是陳著以四言有韻的形式教授門生與子孫的教材，從傳說的三皇五帝一直記敘到南宋滅亡的祥興時期(1278-1279)，是歌謠體的編年通史。其子陳泌又如治經，詳為增加了傳疏，其孫陳桱又附益以圖表。一部《歷代紀統》，祖孫三代接力作業。這既是陳桱編纂《通鑒續編》的家學背景，又是基礎的史學訓練。同時人陳基就清楚地看到，陳桱“能以家學爲己任，引而勿替”。 ^[23]

除了直承家學，陳桱還有一個凖家學的學術背景。黃震與陳著是同榜進士。 ^[24]

這種同年關係，又讓陳、黃兩家結成姻戚。由於有了這種姻戚關係，兩家幾代人的往來都很密切。他母親兄弟的孩子、亦即他的堂兄弟黃玠是南宋名儒黃震的曾孫。

撰有《古今紀要》《古今紀要逸編》《戊辰修史傳》的南宋晚期大儒黃震，由於年齡關係，陳桱似乎沒有直接接觸，但學宗朱熹的黃震著述，特別是道學思想與史學意識，無疑對陳桱有著很深的影響。清人黃宗羲原撰、全祖望補修的《宋元學案》就這樣指出：“陳桱，字子經，本堂先生著之孫也。本堂與東發善，先承其家學，而私淑黃氏之教。尤長於史學。” ^[25]

從更廣闊的範圍考察陳桱的學術淵源，他跟當時著名的文人圈子走得很近。黃玠與趙孟頫、任伯雨、黃溍、虞集都是朋友。 ^[26] 陳著曾專門為黃玠擬定與名相應之字，撰有《名外孫黃玠字孟成說》一文 ^[27] 。黃玠在其文集《舟山小隱吟錄》的《碧瀾侍兒曲》詩序中還提及了陳桱的名字：“吾舅陳汝泉父妾貝氏守義弗嫁，事頗相類。既作是詩，並以寄外弟子章、子經。” ^[28] 子經就是陳桱。由此看來，黃玠與陳桱兄弟都有來往。

由於這一層關係，陳桱當與上述當時的有名文人也極有交往之可能。其實，元代的文人圈是一種延續自南宋以來的幾代人的穩固交往。關於這方面，從筆者以前對趙孟頫、管道昇、黃公望的考察中都可以觀察到。 ^[29] 黃玠在上述文章中提及了陳桱的父親，而陳桱的父親同時也跟任伯雨有交往，曾寫有《寄伯雨先生》一詩 ^[30] ，還跟曾參與朝廷編纂遼、宋、金史的周伯琦是朋友 ^[31] 。

余讀歷代史，輯事之大者，為筆記百卷。或見之曰：“子之志勤矣！然周威烈王而下至於宋興，其取捨之審，有逾於司馬公《資治通鑒》者乎？況朱子《綱目》筆削之慎耶？溯而至於唐堯，則金先生《前編》方為世所重，子書無乃複乎？”余曰：“吾備吾繙閱而已，豈覬與諸書並傳哉？雖然，盤古至高辛，傳疑之言，近理有徵者，不可不知也。契丹因俗慕華，其國所志者，不可不存也。宋三百年之治亂興亡，新史繁而寡要，觀者思約而未得也。吾不易舊文，直書見義，仿佛《通鑒》，而規模《綱目》。述近理而刪繁辭，使志學之士開卷，而上下數千年之事得以概見，可乎？”曰：“此則是也。” ^[32]

從《通鑒續編》的紀事內容看，並不涉及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和朱熹的《通鑒綱目》，也不與金履祥的《通鑒前編》重複。因此，陳桱編纂的目的，按陳桱友人戴良所言，就是“上補金氏之所曠，下接司馬氏之所缺” ^[33] 。

關於卷一，陳桱的具體解釋是，對於遠古傳說時代，“近理有徵”的記載，也需要知道，因而據先秦文獻及《史記》、《路史》等漢代以來的著述等歸納而成。而卷二契丹開國歷程，陳桱從“契丹因俗慕華”，即從契丹漢化的重要性出發，認為契丹的歷史“不可不存”。陳桱歸納的契丹以及西夏的早期歷史，也為後人所重，清人李有棠編纂《遼史紀事本末》 ^{[ 34]} ，就大量引用《通鑒續編》互證。

接下來陳桱所言“宋三百年之治亂興亡，新史繁而寡要，觀者思約而未得也”一句則很重要。當時，官方所修《宋史》已經完成，但由於遼、宋、金孰為正統的爭議一直沒有解決，最終只好三史分修，不立正統。對此，當時的漢族士人很不滿意。親身參與修撰三史的周伯琦說道：“曩予為太史，時詔修宋、遼、金三史，與待制王理輩，首議統紀不合，私於避忌者，從而和之，如出一口。予遂移疾力辭不就，其書雖成，布在人間，而公論有所不可掩者 ^[35] 。”張紳在刊刻《通鑒續編》的叢桂堂寫道：“因憶曩時朝廷纂修三史，一時士論雖知宋為正統，物議以宋勝國而疑之。史臣王理因著《三史正統論》，推明修端之言，欲以遼為北史，金亦為北史，宋自太祖至靖康為宋史，建炎以後為南宋史，其言專，其論力，朝廷亦未之從，而卒為三國立史，正統卒不能定。至今大夫士雖以為慊，然終未有能持至當一定之論，以驅天下百世之惑者。” ^[36]

感到不滿“以為慊”者，自然也包含陳桱。不過，在野的陳桱對官方編纂的正史說得很含蓄，回避而未提及正統之爭，只是說“新史繁而寡要”，讀者不易閱覽。陳桱編纂《通鑒續編》，除了第一卷補前人之缺和第二卷述契丹及西夏前史以外，全書完全以宋為主線敘述，實際上就是以宋為正統。陳桱在《通鑒續編書例》中明確指出：“遼年繫于宋統之下，尊無二上也。”在元滅金、西夏之後，陳桱依然堅持繫統于宋，表示此時“天命之未絕”。對於這一點，周伯琦也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在《通鑒續編序》中讚賞地說：“子經論著，殆與予合，豈可謂世無其人哉 ^[37] ？”

如果從更為廣闊的視野探索陳桱編纂《通鑒續編》的動機，繁榮的江南印刷出版業，為了迎合宋亡後的民眾故國之思，刊行有大量有關宋代的史書，如《宋史全文》 ^[38] 《宋季三朝政要》 ^[39] 《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鑒》 ^[40] 《錢塘遺事》 ^[41] 等。社會上的“宋史熱”，加之後來官方修撰的《宋史》面世，都對陳桱立志編纂一部全宋史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42]

四明陳子經在勝國時嘗作《通鑒續編》，書宋太祖廢周主為鄭王（原注：舊編書匡胤奉周主為鄭王，今易奉為廢。），雷忽震其几。子經厲聲曰：“老天便打折陳桱之臂，亦不換矣。”後三日，子經因晝寢，夢至一所，類王者居。有人報：“陳先生至矣。”其中坐者，衣黃袍，起坐待之曰：“朕何負於卿，乃比朕於篡邪？”子經心知其為宋祖。對曰：“陛下欲臣死，即死耳。史貴直筆，不可易也。”遂驚寤。後為我太祖所戮。 ^[43]

這件逸事，或是因偶然而附會，或是陳桱本人的訴說，用以強調其編纂的史書皆為秉筆直書，以起到一種廣告效應。《四庫提要》也有同樣的見解：“此雖小說附會之談，亦足見桱以褒貶自任，乃造作此說。” ^[44] 不過，董狐筆，齊太史，中國古代史家的確有不畏強權、秉筆直書的優良傳統。由於有了廣泛流傳的這件逸事，陳桱也進入了著名的剛正史家之列。明人謝肇淛《五雜俎》就這樣寫道：“董狐之筆，白刃臨之而不變。孫盛《陽秋》，權凶怒之而不改。吳競之書，宰相祈之而不得。陳桱之紀事，雷電震其几而不動容。如是者，可以言史矣。” ^[45]

作為《通鑒續編》的敘事主幹，如何書寫趙匡胤代周建立宋朝，的確是繞不過去的問題。上面講的軼事就反映了這樣的事實。如何書寫，很能顯現編纂者的歷史觀。明人祝允明的《祝子罪知錄》難得地收錄了幾則陳桱論宋代人物的言論，多數都是討論如何書寫趙匡胤代周的內容。其一云：“太祖為主將，不能馭眾，以致變之形。若宋人作宋史，為之諱可也。尊《春秋》之旨，以續《綱目》之書，則不得拘世俗之見，以詘大義矣。苟計其後功，而冺其前惡，則君臣之防壞矣。此愚有富人沒而群隸竊有其室之譬，執事是之，豈非以其辭直而義正耶？”這是陳桱寫給後來為他的《通鑒續編》寫下序言的姜漸的信，可見他們是在討論《通鑒續編》的編纂。在陳桱看來，後功不應當泯前惡，君臣之大防是底線。

陳桱還具體解釋了他以如此書法述史的理由：“若以後功遂廢大義不講，君子不取。太祖固有君德，又有天命，然周之臣子也，以臣簒君，罪不容誅。若復予之，則後之人德政之美未可期，而君臣之義已先壞。此愚所以痛心不避流俗之議，而執此筆，豈為周哉？”就是說，陳桱並非是站在後周的立場上來寓褒貶的，而是想為後世垂範。他認為“太祖得國以簒，而治國以仁，功罪不相掩矣”。強調君臣之義不可僭越，在今天看來似乎有著很大的局限性，但如此評價趙匡胤代周，至少在陳桱的時代還是顯得獨立特行，甚至讓人難以接受，所以纔有上述軼事的產生。

在與友人的書信討論中，對《通鑒續編》卷三之始陳橋兵變史事敘述表達方式，陳桱具體解釋了理由：“桱今書之曰‘北漢及遼伐周’，所以稱漢之討也；‘周使趙匡胤帥師禦之’，所以著其受任之重也；‘至陳橋自立而還’，所以明其乘勢而竊發也；‘趙匡胤稱皇帝’，所以誅其心也；‘廢周主為鄭王’，所以志其簒也；‘國號宋’，所以成其奸也。豈不明且簡哉？彼之罪既不可泯，則直書以垂後訓，正《春秋》之旨。”

友人委婉地勸說：“《春秋》之法，為賢者諱。”對此，陳桱回答說：“愚非不美太祖之後功，而欲加以簒竊之名，特以其罪不可掩，使後世之欲仿效之者知懼焉耳。若如執事之言而予之，則天人之際未可必，而凡為君者，將何以自安於群臣之上哉？《春秋》為賢者諱之義，恐不如此。” ^[46] 使後世的“亂臣賊子懼”，可以說是《春秋》筆法的最大功效。因此說，陳桱這樣寫，是秉持了《春秋》的傳統。

不過，《春秋》又有“為賢者諱”的要求，這似乎又與《春秋》“據事直書，其義自見之法”自相抵牾。所以，陳桱不得不在處理具體史事敘述時，將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區分開來。這也可以視為是陳桱對《春秋》筆法固有困境的突破。其實，作為義理史學基礎的《春秋》筆法，過於強調寓褒貶的歷史垂鑒作用，很容易流於對歷史事實的偏離。陳桱既然以承續朱熹《通鑒綱目》自任，就必須要面對歷史認識與歷史事實如何平衡的問題。

除了北宋代周，在《祝子罪知錄》中，還收錄有一則陳桱論南宋人物的議論：“史謂時論以（張）浚之忠類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身不為異同。浚以吳玠故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沮之，所以不及亮也。” ^[47] 觀此可見，不以正統泯是非，清醒比較論人物，陳桱的確當得起上述逸事所反映的正直史家而無愧。這一則張浚論，陳桱幾乎是原封不動地寫進了《通鑒續編》卷一八。 ^[48] 被保存下來了的這一則歷史人物論，可以與《通鑒續編》相印證。由此可以推知，《通鑒續編》中許多夾雜的史論大多也都是反映了陳桱的史識，亦即歷史認識。

從陳桱本人的言論也可以看出，《通鑒續編》不是抄的歷史，而是寫的歷史。寫的歷史，不管是《春秋》筆法也好，秉筆直書也好，取捨論評之際，都處處體現有編纂者的歷史認識存在。

入明以後，《通鑒續編》受到的最大讚揚，就是奉宋為正統。明人陳霆《兩山墨談》寫道：“元人以夷狄㓕宋，既而議修宋、遼、金三史。一時館閣多亡金舊臣，非不知宋為正統，私以宗國之故，恥列於夷狄僭偽，乃倡言元承金，金承遼，遼承晉，為正統所在。而所謂內外華夏之辯，不暇復論，且謂南宋為靖康游魂餘魄。其無忌憚者，至謂建炎以後嘗稱臣於金，遂欲附屬之。會稽楊維禎作《正統論》，反覆千餘言，冀破其說，而漫不見省。然以公論終不可冺也，則略仿南北史例，三國各為紀傳，俾家自為史。《金史》所載，率多吠堯之言，當時不為怪也。後四明陳桱氏作《通鑒續編》，謂宋為正統所在，大書紀年，而遼、金、元分注其下，深寓《春秋》與奪之誼。” ^[49] 由此可知，元修遼、宋、金三史之際，史臣多亡金舊臣，故貶抑宋朝。而明為漢族政權，聲張承宋，所以陳桱的《通鑒續編》得到普遍讚揚。比如明代人就有這樣的讚揚：“宋史之作不一其人，李燾有《通鑒長編》，陳仲微有《二王本紀》， ^[50] 陳桱有《通鑒續編》，揭徯斯有宋、遼、金三史，惟陳桱之編為知正閏。” ^[51]

《通鑒續編》以宋為正統，但其時代分期卻不是從北宋建立的建隆元年（960）起算。張紳序指出：“其凡以為宋自建隆至太平興國四年，無異於五代，故但以甲子書。四年已後，方系之統，以比漢、唐。”為什麼要從北宋王朝已經建立了十多年的太宗太平興國四年（979）起算？因為這一年是北宋平定北漢之年。所以張紳又指出：“宋太平興國四年，滅漢之後，天下混一，斯時為有統，亦猶晉之後，南北為無統，至隋、唐而為有統耳。” ^[52] 在太平興國四年之前，在陳桱看來，北宋亦與五代無異，掃平割據政權，纔完成統一。

這樣的時代分期，其實是秉承了朱熹的歷史認識。朱熹就明確這樣講過：“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並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泰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並了太原，方是得正統。” ^[53] 接續《通鑒綱目》的歷史敘述，直接將朱熹的這一歷史認識在《通鑒續編》中具體運用，也體現了陳桱的道學歷史觀認同。

這種歷史認識支配下的時代分期不僅獨樹一幟，也有其合理之處。《通鑒續編》的敘述主幹是兩宋史，所以把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作為宋王朝的真正開啟。而記載宋王朝的終結，陳桱也不同凡響，既不是終止於元軍臨安入城接受降表，也不是停筆於陸秀夫負帝蹈海的崖山覆亡，而是一直寫到文天祥就義。明確的意識有無姑且不論，這樣的寫法對以帝王為中心的傳統史觀也有超越。在敘述文天祥慷慨就義之後，《通鑒續編》嘎然中止。對於他著力書寫了三百二十年的幾十萬字宋代史，居然如此吝惜筆墨，竟無一語評騭。究竟是對王朝史觀的超越，還是不便言說？不好揣測，權作無聲勝有聲吧。

如果是在以漢族統治者為主的明朝，奉宋為正統，不足為奇。尚在蒙元統治的時代，陳桱編纂《通鑒續編》以宋為正統，或許隱含有他內心中的民族意識，但顯現出的史識難能可貴。當然，從時代背景來看，客觀上的文網寬鬆與江南漢族士人對主流話語權的掌控，也讓陳桱自然會做出這樣的選擇。

不過，以宋為正統，也並非僅僅是出於陳桱對這個王朝的偏愛。他在《通鑒續編書例》中表達了這樣的認識：“契丹建國而系於梁、唐、晉、漢、周，尊華夏也。” ^[54] 這表明，即使不是宋，他也會以華夏政權作為正統的。我認為這並不是陳桱的種族偏見，而是對歷史運行主流的認可。

儘管以宋為正統，在《通鑒續編》書法上，陳桱還是避免褒貶傾向，力圖保持修史者的“中立”。比如，卷九元豐七年十月載：“詔定交阯界，以六縣二峒還之。”檢視作為《通鑒續編》此條記事史源的《宋史》卷一六《神宗紀》，則記作：“詔分劃交阯界，以六縣二峒賜之。”賜是居高臨下的賞給，還則是原屬他人之物的歸還。很顯然，如此用詞，並不是站在宋朝立場的表達。

歷史上的怪異傳聞乃至現象，儘管儒學有“不語怪力亂神”的教條，但書寫歷史則往往難以回避，包括嚴肅的史家司馬光也在《資治通鑒》中記載有不少這類事情。此外，對士大夫的大量奏疏如何處理，歷代正史在處理方式上，有的大量引述，有的概略節要。對於這兩個問題，陳桱有自己的處理方式。這就是他在書前《通鑒續編書例》中所言“災祥之驗於事者，疏議之行於時者則書，不然則否。”“驗於事”與“行於時”，正是對過去時的歷史書寫，這樣的處理方式相當妥善。

無論是公開批評的“繁而寡要”，還是暗自抵觸的不立宋為正統，陳桱儘管不滿元朝官方所修《宋史》，但他編纂《通鑒續編》，主要憑據的依然是《宋史》。這不僅體現在利用《宋史》本紀進行的改編與補充上，還反映在對元朝史臣歷史認識的接受上。例如，在卷一五紹興五年記載宋徽宗駕崩的“太上道君皇帝崩於金之五國城”條之下，有這樣一段話：

史臣曰：徽宗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簒奪，其失國也，特以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諛。於是，蔡京以獧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泆之志。溺信虛無，崇飭遊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加兵勤遠，稔禍速亂，遂致國破身辱，與石重貴同科，豈得諉諸數哉？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特甚焉耳。 ^[55]

這裏的“史臣曰”，看上去似乎是撰者陳桱仿照司馬光《資治通鑒》“臣光曰”那樣的歷史評論，但我們與《宋史》卷二二《徽宗紀》最後的“贊曰”加以比較，便可知完全是從那裏抄來的，只是文字稍有修飾省略而已 ^[56] 。在我看來，陳桱對《宋史》史評幾乎原封不動地引用，不僅是對其中所述史實的認同，更是對不“諉諸數”的首肯，即不把北宋覆亡看作是天命運數所致。重人事而輕天命，也是義理史學家的難能可貴之處。

在《通鑒續編》中，儘管很少明確標記“史臣曰”，但陳桱在敘事之中，也時而插入有他的議論。這些議論受到了後來史書編纂者的注意。在明人董其昌補訂的同為明人諸燮的《通鑒集要》中，就把陳桱在《通鑒續編》中的一些議論細心地摘錄出來，以“陳四明曰”的形式夾載於相關史事記述之下。檢《通鑒集要》，在宋代部分卷八、卷九摘錄陳桱在《通鑒續編》中的議論凡七條，足見陳桱的歷史認識也引起了後人的重視。 ^[57] 陳桱在《通鑒續編》中的議論，同樣也能為我們今天研讀這一時期的歷史帶來一定的啟發。

除了這部《通鑒續編》，據明人祁承㸁《澹生堂藏書目》著錄， ^[58] 陳桱尚撰有《宋史辨》一卷 ^[59] 。《宋史辨》的成書也與《通鑒續編》有關。清人周中孚《鄭堂讀書記》關於《宋史辨》的提要云：“《續編宋史辨》一卷，顧氏《四十家小說》本，明陳桱撰。仕履見編年類。子經於元至正中撰《通鑒續編》，致嚴於周、宋之際，此編發明其書法也。末有子經之外曾孫高昌古庠題識云：右外曾大父陳公編《通鑒》時與羽儀姜先生往復書一卷，凡十二節。其辨論宋太祖之得國與夫宋之承正統必待於太宗者，詞嚴義正，曉然明白。《續編》既已行世，而此書當時不得附之編首以見其立法之意云云。可見當時群駭《續編》之褒貶，故有是問答詰難也。至沈石田周《客座新聞》載其著《續鑒》時，書宋太祖云‘匡胤自立而還’，忽迅雷擊其案，桱端坐不懾，曰‘霆雖擊吾手，終不為之改易也’，則又神其說而有此附會矣。然是編自當附於《續鑒》之首，如《資治通鑒》之有釋例、修書帖可耳。” ^[60] 由此可知，《宋史辨》乃陳桱與姜漸關於《通鑒續編》編纂的通信集錄。前面援引的陳桱與姜漸論宋太祖書，即《宋史辨》中的一部分。

與《通鑒續編》直接相關，陳桱還在朋友的建議之下，撰有《通鑒前編舉要新書》，相當於是金履祥所撰《通鑒前編》的導讀書。友人戴良的《通鑒前編舉要新書序》備述此書的撰寫經過：“一日，平江守海陵馬君謂子經是編固所以續司馬氏、金氏之未備，然司馬氏《通鑒》乃家有其書，而金氏《前編》則鮮有也。且其著作之體，大義著於題，而著之所取，則《尚書》、《左氏》為多。《尚書》、《左氏》，學士大夫孰不誦而習也？今若舉其題之要，略其注之繁，因以舊名而刪正之，使與《續編》並傳於世，不亦可乎？況金氏之自序有言，後之君子或以余之所編，刪之為前紀，是尚區區之望也。則是書之述，豈非金氏之遺意也哉？然非博而能精如子經者，亦孰能與於此也？於是子經早夜一心，揆其指意所出詳略之際，以論著於篇。” ^[61] 據此可知，此書是在《通鑒續編》編成並刊刻後，由平江知府馬玉麟的建議下，陳桱撰寫而成的。

與史學有關，陳桱和戴良等還編纂過一部《治平類要》。戴良序云：“二帝三王悉五百年而一逢，由周之治，乃千餘年而始有漢、唐、宋之為君，然又不得與二帝三王並觀而稱極治之時，何斯民之生於後世者之不幸耶？則夫繼此而有國者，其可不加之意耶？加之意者，亦在乎學焉而已矣。一日，良與四明陳桱論至於此，以為人君之學，舍古昔帝王則無所取征。而古昔帝王之行事，見之於經史者，班班可考。顧以自朝及夕，萬幾出焉，有未暇遍觀而盡察，乃相為摘取二帝三王致治之由，與漢、唐、宋為君之所以然，及先民之格言，史臣之論贊，會稡成書，名之曰《治平類要》，而定其標目凡十篇。君臨四方，蓋本諸道，述《君道篇》第一。人君之職，惟在用相，述《任相篇》第二。將用禦暴，必善馭之，述《馭將篇》第三。設官用人，國之重事，述《用人篇》第四。民為邦本，愛以固之，述《愛民篇》第五。國之所賴，莫重於食，述《足食篇》第六。去亂圖治，非兵不可，述《制兵篇》第七。刑以輔禮，明慎為要，述《慎刑篇》第八。佞口覆邦，貴在能遠，述《遠佞篇》第九。君能納諫，斯無過舉，述《納諫篇》第十終焉。良等俱以空疎之學，謬叨為士之名，其於纂修，固多簡略。然開基之主，繼體之君，苟能潛心於此，窮討而深思之，庶幾由彼漢、唐、宋之為君，以上追二帝三王之盛治，則稽古學古之效，複見於今日，而此書之作，要不為無小補矣。” ^[62]

無論時移世變，還是江山鼎革，儒學思想所賦予給傳統知識人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一直都沒有泯滅。不能金戈鐵馬，不能運籌帷幄，也要獻計劃策，這也是以天下為己任的超越王朝的責任感使然。這一點，在陳桱和他的朋友這群知識人身上，也有清晰顯現，因而方有這部面向帝王的政治教科書之作。

明人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一七九《經籍考》還著錄陳桱撰有《尺牘筌蹄》一書 ^[63] 。《大明一統志》卷八《蘇州府·流寓》於亦載：“陳樸，明州奉化人。至正間與弟桱同游吴，遂家長洲。桱博學有史才，所著有《通鑑續編》《尺牘筌蹄》，樸亦有《味道編》《雲軒集》。” ^[64] 然而清人馮桂芬《（同治）蘇州府志》卷一三九則有不同記載：“陳樸《味道編》、《雲軒集》、《尺牘筌蹄》三卷。錢志云，或作陳桱，奉化人，居長洲。” ^[65] 這裏所云“錢志”，是指清代有名學者錢大昕所撰《元史藝文志》。檢錢大昕《元史藝文志》卷四，果然有如是記載：“陳樸《尺牘筌蹄》三卷。或作陳桱。” ^[66] 就是說，教人如何寫信的《尺牘筌蹄》一書，有可能是出自陳桱之兄陳樸之手。《四庫提要》雖然也在存目中收錄有《尺牘筌蹄》一書的提要，但最後一句也表示了疑問：“未必真出於桱也。” ^[67]

此外，清人王士禎《居易錄》載：“七月二十日，御前發下元人陳桱手錄《賦題備忘》十五卷，蓋備場屋之用者，有嘉靖六年丁亥石東居士跋。” ^[68] 雖然《賦題備忘》僅見於《居易錄》，但王士禎也是言之鑿鑿。

陳桱應當還有一部著作，叫作《歷代筆記》。這部書儘管沒有任何著錄，但陳桱在《通鑒續編》卷一於“帝堯陶唐氏”之下云：“見金氏《通鑒前編》及桱《歷代筆記》。”於“帝舜有虞氏” 之下云：“見《前編》及《筆記》。”於周“滅商”之下亦云：“已上見《前編》及《筆記》。”這部言之鑿鑿的《歷代筆記》當為完成之作，不然陳桱也不會在《通鑒前編》中反復以互見的方式注出。關於這部筆記，前引陳基《通鑒續編序》，已有述及：“(陳桱)束髮受是書，即知先志所屬，嘗申以為圖，傳諸同志，且敷為筆記二百卷，藏於家矣。”陳桱自己在《通鑒續編題記》中也有提及：“余讀歷代史，輯事之大者，為筆記百卷。”《歷代筆記》的卷數，陳基記作“二百卷”，似當以陳桱自記“百卷”為是。這部陳桱稱作《歷代筆記》的著作，應該跟其祖其父所編《歷代紀統》有關。 ^[69]

中國古代知識人儘管學有專攻，但訓練則多是全方位的。以史學名家的陳桱，戴良還有這樣的評價：“子經，今世之曼卿也。” ^[70] 就是說，戴良直接把陳桱與北宋著名詩人石曼卿相提並論。檢視文獻，還真發現陳桱尚有詩作存世，稍為引錄，以見其詩才。明人趙琦美《鐵網珊瑚》卷八載陳桱《送張吳縣之官嘉定分題賦詩得太湖石》一首：“太湖一片石，重巒八面回。影枕碧波月，身駁錦紋苔。岝崿金峰隱，玲瓏翠碧開。玉露浮仙掌，丹霞照天臺。雲淨蓮花出，星虛織女來。相門題品舊，堅貞冠古才。” ^[71] 按，此詩亦為《全元詩》據以收錄。 ^[72] 清人吳升輯《大觀錄•元名賢法書》卷八亦載有五言詩：“笄耋清勤德，室家無間賢。檢芝榮始命，擢桂見諸孫。淇竹陰偏綠，銀潢澤永存。傷心長夜月，蹔爾照梁原。四眀陳桱撰” ^[73] 詩後署“四明陳桱撰”。然詩為《全元詩》所失收。

陳桱在編纂《通鑒續編》過程中流徙各地。這既與生計有關，也可能與他參與政治活動有關。明人黃瑜《雙槐歲鈔》就講到“四明陳桱嘗事張士誠為編修” ^[74] 。元末，張士誠起兵，割據江南，一度聲勢很大。所以生活在江南的陳桱參與到張士誠幕府，以其文才成為編修，亦屬自然之事。《雙槐歲鈔》接著講到，“國初徵為修撰，進直學士”。就是說，入明之後，陳桱進入中央政府做了高級秘書。

陳桱進入朝廷後，進一步得到升遷，則是經過了當時權臣楊憲的推薦。焦竑輯《國朝獻徵錄》卷十一中書省所錄國史實錄中《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陽曲楊憲傳》載：“（憲）欲持權，乃創為‘一統山河’花押示僚吏，以觀其從違。附己者即不次超擢，否者去之。人莫解其意。一日，翰林編修陳桱入謁，見押字示之，桱即賀曰：‘押字大貴。所謂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者也。’憲大喜，後數日，即奏桱翰林待制。其專恣不法多類此。” ^[75]

明人沈國元編《皇明從信錄》載：“定翰林院官制，以侍讀學士朱升為學士，陳桱、詹同為直學士。” ^[76] 明人王圻《續文獻通考》卷四八《選舉考》則具體記有陳桱任直學士的時間，其載：“陳桱，浙江奉化人，洪武初舉明經，二年任直學士。” ^[77] 不僅記載了時間，《續文獻通考》的記載還透露出新的事實，即陳桱曾參加過明初的科舉明經科考試。明人薛應旂《憲章錄》則明確記載陳桱為直學士在洪武二年正月。 ^[78]

陳桱成為直學士，家鄉年長的宿儒謝應芳還曾作有題為《賀陳子經赴學士院著作》一詩相賀：“白玉為堂置此身，詩書端不負人人。花生彩筆絲綸美，柳絮宮袍雨露新。日過八磚趨禁署，天開一國用儒紳。吳淞江上漁樵客，也為謳歌寂寞濱。” ^[79]

成為直學士，也就等於成為了皇帝的秘書。因此陳桱就有了與明太祖朱元璋密切過從的機會。明人黃佐《翰林記》卷六《燕飲賡和》條載：“洪武二年十一月二十有二日，上御外朝，召學士宋濓、侍講學士危素、侍讀學士詹同、直學士陳桱、待制王禕、起居注魏觀 吳琳列坐左右。既而命本官進饌賜封酒飲之。上屢盡觴，中官承旨宣勸甚力。濓數以弗勝杯杓固辭。上曰：‘卿但飲無傷也。’酒終，上親禦翰墨賦《冬日》詩一章，復系小序於首，命各以詩進。濓最先，禕次之，觀、琳、桱、同又次之，素最後，詩以民瘼為言。上曰：‘素終老成，其有軫憂蒼生之意乎？’於是各沾醉而退。” ^[80]

這樣的日子並沒有多久，陳桱擔任直學士的時間很短，僅僅洪武二年（1369）這一年。明人雷禮輯《國朝列卿紀》載：“陳桱，浙江奉化人，國初舉明經，洪武二年任直學士，本年致仕。” ^[81] 以致仕記載陳桱終了仕途的史料不止這一條。同書同卷還有這樣的記載：“洪武二年春正月，以朱升為學士，詹同及桱為直學士，未幾以老致仕。” ^[82] 記載陳桱“以老致仕”，其實是諱言陳桱的不幸身死。清人黃宗羲《宋元學案》卷八六《本堂家學》於“學士陳先生桱”條載：“明初，僑居白下，為翰林學士，以非罪死。” ^[83] “以非罪死”，說得很含糊。明人都穆《都公談纂》卷上直接說“後為我太祖所戮”。 ^[84] 明人陸粲《庚巳編》則記載為“洪武中，子經為起居注，坐法死” ^[85] 。那麼，陳桱究竟是因為什麼事情“坐法死”的呢？

對此，清人談遷《國榷》卷四記載得很詳細：“中書省右丞楊憲為左丞，尋伏誅。憲，陽曲人。少從官江南，諳經史，善辨。上克金陵留用，使張士誠還，除博士所諮議，擢江南行省都事。敏決，頗好陰中，嘗勸上督責之政，不聽。歷司農卿，倍稅浙西，民甚苦之。自河南、山西行省內遷，怙權。更制創‘一統山河’之押，覘僚吏背附。編修陳桱賀其大貴，奏除待制。嗾侍御史劉炳劾罷汪廣洋，又劾刑部侍郎左安善。上覺其枉，下炳獄。太史令劉基併發憲奸狀，引伏。於是，劉炳、陳桱、按察使淩總等俱棄市。” ^[86] 由此可知，陳桱是受到楊憲的牽連而遭橫禍慘死。 ^[87]

一個士人為了自己命運的改變而投機站隊，往往具有一定的危險性。站錯了隊，從座上賓到階下囚的距離很近。從前面的記載看，在洪武二年十一月，陳桱還跟皇帝一起其樂融融地喝酒歡宴，大概沒過一個月就慘遭棄市酷刑而死。命運翻弄無常，令人感慨。在宋代，士大夫成為翰林學士，等於是成為文人的翹楚，距離政治制高點的執政集團只有一步之遙，由翰林學士等高級侍從成為宰相者為數甚多。在宋代士大夫政治的背景之下，士人多無生命之憂，傳說宋太祖還曾立下過不殺士大夫的誓言。 ^[88] 在明代，士大夫繼承了宋代士大夫的精神，卻沒有擁有宋代那樣寬鬆的政治環境。所以纔會出現像陳桱這樣的悲劇。

陳桱被處死，人們又聯想到以前他編纂《通鑒續編》而造雷擊的逸事，因而又有了新的附會。明人陸粲《庚巳編》卷七就記載說：“洪武中，子經為起居注，坐法死，臨刑，上曰：吾特為宋祖雪憤矣。” ^[89] 其實，朱元璋未見得就知道這件逸事，顯然是出於後人事後的附會。

據明人王鏊纂《（正德）姑蘇志》卷三四載：“國朝起居注陳桱墓在陽山東之瓜山。” ^[90] 就是說，陳桱最終還是長眠在了寓居的蘇州。又據王士禎《居易錄》卷三一引石東居士跋略云：“子經，桱字。無子，其遺書皆歸外孫古氏。古氏自四明徙居余杭。” ^[91] 前面引述周中孚《鄭堂讀書記》也記載“子經之外曾孫高昌古庠題識”，正與《居易錄》記載相合。此為陳桱之身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