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总结
本文讨论了中产家庭对于孩子教育选择的变化，从国际学校转向体制内学校的现象及其原因。文章通过三个家庭的实例展示了不同教育选择下的利弊，以及家长们在教育子女过程中的困惑和选择。文章还探讨了国际教育和应试教育不同路线下的家庭特点，以及家长们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角色和影响。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国际学校和体制内学校的教育选择
文章介绍了中产家庭对于孩子教育选择的变化，包括从国际学校转向体制内学校的原因和实例。
关键观点2: 家长们在教育子女过程中的困惑和选择
家长们对于孩子的教育有着不同的期望和困惑，需要在孩子的成长道路上做出许多选择和决策。
关键观点3: 国际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对比
文章比较了国际教育和应试教育下的家庭特点，以及不同教育路径对孩子成长的影响。
正文
Escape from International School
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中产家庭选择离开国际学校，重新回到公办体制内/私立应试学校学习。原本出于快乐教育的选择为什么不见效了？在国际学校和体制内学校就读有哪些利弊？鸡娃还是不鸡娃，父母们有得选吗？
我们和3位把孩子从国际学校转到体制内学校的父母聊了聊，讨论当下的教育风向和中产家庭不同的教育选择。
在外企工作的高女士最初对女儿的教育规划是“高中大学阶段肯定要出国受教育的”，以此倒推，孩子的英文从小就要抓起来，加之女儿上幼儿园的阶段，国内的中产家庭正兴起“逃离应试教育”的风潮，她想给孩子一个自由的环境，于是果断选择了北京一家民办双语学校。
双语学校70%的课程都由外教担任，孩子从学前班念起，除了语文和数学课，全天浸润在英语母语的环境中。学校提倡“全人教育”的理念，注重对孩子合作和沟通能力的培养，共同负责班级事务的管理，“每个孩子都有分配到的工作，报天气预报，拉窗帘”，四五年下来，女儿自由活泼的天性得到了保护，喜欢说英语，从未有厌学情绪。
如果不是得以旁观女儿上网课的契机，高女士和丈夫也许不会做出让孩子转学到体制内的决定。
主要考虑双语学校师资不行，语文和数学这样的基础学科上投入得不够，”高女士说，“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太低了，作业很简单，考试更简单，每次开1V1的家长会，老师给的反馈都是正向的，他们觉得孩子还小，就是应该多鼓励。”
这种低要求也导致了班里的学习氛围过于散漫，在完全没有竞争的环境下，孩子容易产生盲目自信，看不见自身的问题，“觉得自己特别好，看不到别人身上比她强的地方”。再加上疫情期间班里的同学和老师流动性都特别大，
“好多同学都选择出国了，外教也一年两年就换地了，很不稳定。”
相比起自由的环境，高女士如今认为，给孩子提供一个扎实的基础教育和稳定的师同陪伴更重要。2022年，她和丈夫办下了北京户口，有条件申请到排名靠前的公立小学，为了孩子的教育，一家人特地搬到了北京西城区。
第一学期的适应是困难的，尤其是数学。女儿的基础没打牢，刚转过来时应用题一个也不会做。班主任是数学课的任课老师，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每次谁做练习成绩不好，都会把学号报到班级群里，在班上讲错题时，哪个孩子错了就要站起来听讲，对女儿的自尊心是个打击。
但高女士发现，孩子的承压能力超乎她的意料。作为家长，她一方面给孩子提供心理疏导，安慰她适应阶段成绩不好非常正常，一方面给予实际帮助，假期替孩子报了机构的网课班，结果不出半年，女儿的成绩就赶上来了，应用题基本都能解出来，偶尔碰到不会的也吸收得很快。
这个过程下来，高女士对北京公办小学的教育有所改观。原先她对体制内教育还停留在读书时的刻板印象，以为会是过分强调排名和分数的功利教育，但女儿所在的小学不仅不排名，试卷上连分数都没有，要自己算，每个人的成绩同学也不会知道，“可能是西城区双减政策执行得比较彻底。”
而西城的教育氛围也并不像坊间传说的那么应试和填鸭，女儿的同学个个都是文艺体育全方面发展，这里能找到的相关教育资源也充沛。女儿喜欢跳芭蕾舞，转到西城之后高女士给女儿找了一个新的老师，北京舞蹈学院从高中念到硕士毕业的科班生，教得也比之前好，让女儿上了更大的舞台。
这么一遭走下来，高女士全家对女儿出国留学也没有执念了。
目前他们倾向于让女儿在国内高考，也不排除高中入读公立学校国际部的可能。
主要考虑性价比，出国读书花费不菲，（这几年）去了之后回国就业非但没有形成优势，反倒可能成为劣势。”
2010年，Joy一家从待了10年的北京回到成都。儿子出生后幼儿园念的是私立K-12类型的学校，小学入读了实行IB课程的国际学校，一直走的都是创新型教育的路子。
儿子小升初那一年，他所在的学校外教流失严重，那时孩子已经在上IBMYP第一年课程，外教却少到只有英语课还能保证，别的课程基本都由中国老师接替。同时国内的相关政策也开始收紧，原版的国际教材学校不发给学生，只在上课时发相关打印材料，下课收回。
“和前面几年情况太不一样了，老师和教材都受限制，教学质量难以得到保证。”
Joy观察到，也是在这个时候，一线城市的父母开始考虑带孩子去泰国、新加坡读国际学校。
Joy和丈夫并不强求儿子将来考取一个世界名校，也希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能收获不同的体验，于是决定初中把儿子转轨到当地很有口碑的私立应试学校。
入学前，全家都做好了心理准备，刚进去的半年一年成绩肯定不会好，儿子年纪还小却已经懂事，他反过来安慰父母：你们不要担心，我会加油努力，估计一两年就能赶上来了。每周学校会有考试，每次参加考试回来，比起结果如何，Joy更好奇孩子自身的感受是什么样子，
他每一次的感受都比上一次好一些，能看到自己的成长和变化，乐在其中。”
她认为，这是孩子从国际教育中养成的“成长型思维”在起作用。当初Joy和丈夫选择国际学校也是考虑到孩子十三四岁之前是自我意识形成的关键阶段，区别于应试教育以成绩为核心的单一评判标准，国际教育更注重个人的发展，崇尚多元化的价值理念。
“国际学校的孩子对个人特点认知更清晰，知道自己可能英语成绩拼不过别人，艺术方面是有特长的。”Joy说，“平时没有大考小考，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成长型的思维是贯彻始终的，孩子现在做得不够好，老师不会说你差，而是现在还不够强，通过努力可以慢慢变好，孩子不用和别人比，而是和自己比。”以终为始，也是Joy一家的教育理念，比起最终的结果，他们更期待孩子能发展出多种可能性。
儿子所在的私立应试学校招生名额紧张，他很幸运通过摇号渠道进去。学校名义上是平行班的设置，但他所在的班级成绩一直是全年级倒数一二名。
在这样的环境中，儿子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全凭自觉没有上任何培训班，不仅把成绩赶上来了，还从年级四五百冲到了年级前二三十名。
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孩子是不是特例，但国际教育的好处真的在应试学习中帮助了他很多，独立思考、勇敢试错、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班里男孩子普遍爱打游戏，儿子也爱玩，但Joy发现，他有自己的规划和安排，他知道什么时候该玩，什么时候该复习，临考试之前他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要做哪些准备和努力。复习起来，针对不同的科目，儿子会有不同的复习策略，而每次考试结果出来，他也会以客观的态度去分析、评估，根据反馈来调整他的策略。
“理论上孩子是最了解自己的，目前客观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怎么样去应对不同的挑战，”Joy说，“在应试学校比较弱的班级里，孩子更多是被学校和家长推着走，没有自己的想法。”
回到成都14年，观察走国际教育和应试教育不同路线的家庭，她发现大家的共同点是普遍以结果为导向，对孩子的未来有强规划性。国际学校的家庭态度比较徘徊，对未来的不确定因素感到不安，容易在应试和非应试之间纠结，一边希望孩子能快乐学习，一边又急着给孩子安排课外辅导。而应试升学的家庭十分在意排名，唯恐落后他人，Joy的孩子所在的班级除了他，几乎全部在外面补课，而且有的同学是各科都补。
“好多家长接触我们孩子都说，你们家孩子好松弛，这种松弛是从身体形态和说话语态上体现出来的，（其实）这和家庭教育有最直接的关系。”Joy说，
“家长不愿意孩子走任何一点弯路，不给孩子任何一点试错的机会，孩子自然天天紧绷着，松弛不下来了。”
雅丽引用黑塞在《德米安》中的话来总结儿子从国内公立小学转到马来西亚国际学校，又回国内公立初中入读的历程，表面上看起来是折腾，其实是孩子发现内在天性的必然过程。
在国内读公立小学时，一二年级儿子适应得不错，功课过得去，在班里人缘也好。他性格外向开朗，放学后不是去这个同学家，就是去那个同学家，玩得不亦乐乎。问题出现在小学四年级，学业任务越来越重，学校对学生和家长的要求也层层加码，不仅每隔两三天就有试卷要做，还要求家长陪同监督签字，没有家长签字的作业会被要求重新写。
雅丽自从孩子出生后就回归了家庭，原以为孩子上小学后她能轻松一些，没想到不到两年，她就又回到了成天围着孩子打转的生活，只不过这一次等着她的不是嗷嗷待哺的婴儿，而是一沓接一沓的试卷。
“我那时候真的不理解，”雅丽说，“为什么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要搞得这么累？”关键是家长和孩子都没有退出的权利。儿子每天早上背着几公斤重的书包出门，每天晚上做作业到十一二点，喝口水都要计算时间，和周围的家长一交流，没有一个人家不是如此。她还听说有一位学生的母亲原来是互联网企业的高管，因为孩子上了高年级后成绩太差，专门辞了工作回家鸡娃。
雅丽不认同鸡娃的理念，她大学念的是中文系，认为一个完整的人格比结果导向的高分重要得多。
眼看着儿子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一天比一天沉默寡言，她咨询了如今在国际学校做老师的大学同学，对方给出的建议却是不要轻易尝试。
“她的观点是民办的国际学校性价比不高，在‘快乐教育’的主张下，一年十几万的学费，真正能教给孩子的东西不多，”雅丽说，
“而且国际学校的水很深，有的学校只要是外国人都可以来当外教，‘与国际接轨’只是听起来响亮。”
那时正值丈夫的工作变动，公司有外派到马来西亚3年的机会，住宿、医疗和小孩的教育全包，允许携带配偶。这个机会难得，雅丽和丈夫商量了很久，一方面适应一个全新的环境对大人和小孩都是挑战，涉及到小孩的教育问题更需要慎重，另一方面把小孩留在国内也不是个办法，正值青春期，课业压力又这么大，不跟在父母身边着实不放心。
最后，他们决定带上小孩一起去马来西亚。“试错要趁早”，
雅丽和丈夫都是一路应试教育念出来的做题家，这给了他们在社会上立足的资本，也让他们留下不少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