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病。
他的父亲是沙场小老板，赚点小钱以后包了二房，被人一刀刺死。他失去管教，初二辍学，16岁抢来50块钱，进了少管所，被暴打三年后精神崩溃。
他说他害怕娶妻生子，害怕做人，因为“没有什么造化弄人，一切都是事在人为。”说这话时，他才31岁，还有漫长的后半生。
他有病。
他硕士毕业，家族有精神分裂史。病发前，他在正规单位上班，爱看书，爱打抱不平。因为一件买电脑的小事，他发病了，被送进了医院。
在那里，他按时吃药，如常看书，还说社会就是这样，我们扭转不了它。但等出去了，他仍然“要干些事，因为是男人”。他不知道护士暗地里说过，他永远都出不去的。
他有病。
他在父母安排的老家汽车厂上班，和同事结了婚。他说他受不了老板的压迫，想在40岁的年纪最后一搏，自己创业，开一家刹车片厂。
他开始没日没夜地打电话，飞遍全国各地“谈生意”。他想着找300个同学每人借1万块钱，这事儿就能办成。可他失败了，还被确诊为躁狂病人。
在马莉的纪录片《囚》里，我记住了长春某精神病院里的这三位病人。毫不意外，他们最常说的三句话是，“我好了”，“我没病”，和“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作为病人，他们的叙述过分有理有据，有时还十分动人，但他们从来没有说服我，让我以为他们是“正常的”，相反，我开始怀疑起自己的精神状况。他们把我变成了“精神病人”。
毕竟，他们的矛盾我接触过，他们的情绪我体验过。生气了我会砸东西，看到不公我会去纠正，有了理想我也愿意不计代价去争取。我不知道这些原本合情合理行为，在哪个刻度上就会被界定为精神病。
所以，马莉导演的《囚》对我来说是一部危险的作品。它竟敢问我们这样的问题——什么才是正常？
这个问题一旦出现，就必然会给被问者带去“不正常”的威胁。一个有自理能力，从未行为过激的人，不一定是“健康的”。他/她很可能就站在精神崩溃的边缘。
什么才是正常？窗内的人和窗外的人有什么区别？（《囚》剧照，下同）
克尔恺郭尔曾说，每个人都要认识到自身处境的绝望性。这是一种彻底的绝望，根本无药可医，连死亡都不能医治。但也只有认识到“绝望”，人才会开始寻找自我，真正成为人。
可实际上，大部分接触到绝望的人，都会被它摧毁。
他们也许会为逃避绝望而迷失在幻想中，出现幻听和谵妄，说自己是被小布什从月球上撵下来的外星人；他们也可能被绝望碾碎，沦为病床上完全没有行为能力的木呆症患者，连闭眼睡觉的能力都失去。
即使这样，克尔恺郭尔眼中最糟糕的，还是认识不到“绝望”困境的“正常人”。他们不会对世界造成搅扰，也不关心自我。他们取得了“无精神性”的胜利，成了社会基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简直太讽刺，太荒诞了。但这就是现实。我们的精神，会被正常社会慢慢扭成一股麻花。它一旦碎裂，精神病院里就会多一名病人。
《囚》花费五个小时，摧毁了我作为“正常人”的通行证，最后，它结束于卡夫卡的一段话：
“我们不是生活在被毁坏的世界，而是生活在错乱的世界。我们就像被遗弃的孩子，迷失在森林里。”
这不是对影片中精神病人的概括，而是对所有人的警醒。马莉自己也在拍摄结束后感慨，“他们（病人）进入了我的内心世界，他们打开了我不能释然的心结。”
▍马 莉，1975年出生于浙江诸暨，独立纪录片作者。曾就职于电台、电视台从事编辑、导演工作。2001年到北京，作为职业纪录片导演，先后为凤凰卫视、中央电视台、湖南卫视、吉林卫视等传媒机构制作了大量纪录片。2007年，马莉导演深入到海拔四千五百米的高原藏区，将镜头对准位于四川石渠，世界上海拔最高县城的一座藏传佛教寺院——色须寺，并于2010年创作完成纪录片《无镜》。2011年，在位于北京城中的“上访”村持续拍摄6年后，她完成了纪录片《京生》的创作。之后的5年，马莉导演来到中国东北某精神病院进行长期拍摄，于2017年制作完成“人的困境”第三部作品，《囚》。
《囚》是马莉的第三部纪录长片。她身兼导演、拍摄和剪辑的三重身份，孵化出了比《京生》和《无镜》都还要长的这部作品。
支撑影片287分钟巨型体量的，是250小时的原始素材。马莉为此动用了手头的资源，进入精神病院拍摄了一年半。
最初的三个月是相当艰难的，马莉甚至没有开机。她只是住在封闭疗区，不停地向病人解释自己的用意和他们的权利。
出现在影片中的病人显然都知道摄影机和马莉的在场，但他们表现地习以为常，还不时把马莉拉到自己的对话里。只不过马莉从不会在镜头后做出回应。这类似于“直接电影”所遵循的不干涉、不访谈准则，也是马莉不对电影做预期的心态体现。
即使得不到镜头的回应，大部分精神病人仍然都有很强的倾诉欲。就连恐惧镜头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愿意对着它讲述自己发病时砍人的过去。而在吸烟室里，一个会写诗的老病人直面镜头说到，“谢谢你陪我聊这么久。以前从来没有人拿我当回事。”
透过镜头，坐在病人对面的马莉和我们，的确是很好的倾听者。我们只想去了解，不强求改变。我们和医生的身份天然不同，我们没有责任在病与非病之间寻找判断依据。我们也没有亲情的负担，不会像一位少年病人的母亲一样，令人心碎地希冀着孩子“精神康复”的一天。
马莉大量的拍摄素材中原本有很多医生诊疗的画面，但她最后没有采用，因为她想把舞台留给病人。所以在《囚》里，“沉默者开口”了，但然后呢？他们得到的是回应还是无言？
看完电影，没有人得到答案，只有更多折磨人的问题。当一位病人在陈述中落泪时，我几乎有点庆幸这部电影是在东北拍摄的。
如果没有那种诙谐的口音和表达方式做调剂，《囚》的沉重真的会让人承受不起。
影片一共分3幕，在第1幕的结尾，就有一位观众哭着离开了影厅。而后面两幕，更是在病人的笑闹、挣扎和困惑里，一步步把观众带到了无解的终极问题面前。
在尼采那里，这就是深渊里的恶龙。
影片的第二幕最为漫长，也是最精彩动人的一章，在那里病人反身怀疑了“有病”的定义。
正常与不正常的辩证法，类似“22条军规”的精神病判断标准，唤醒了观众对于“精神病”成立问题的质疑。当然，关于如何证明自己是否有病的问题，社会上一直不乏争议。所以影片没有止步于此。
它跳出了“病”的情境，挑战了所有的定义，进入了简短却刺人终章，第3幕。
结尾处，一个病人男孩问他的病友，什么是“吃”。
“我知道要张嘴，但什么是’吃东西’你能告诉我吗？你连’吃’的定义都解释不了，还想帮我啊？”
他的病友本来想开导他，听后只能讪笑着离开。剩男孩一个人坐在桌前，自言自语着“吃”的定义问题。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如何定义“吃”。实际上，对所有事物，所有举动，我都无法给出男孩想要的本源定义。他所思考的是“实体”的问题。这困扰了哲学家上千年。如今，这不幸成为了让他的身体不自然抽动的精神病灶。
每个自我都有疯狂的基因，离发病仅有几步之遥。所谓的“自理能力”和“正常”，也许都是自由意识受社会机器驯化的结果。拒绝接受的人认为个人的快乐与自由可以超越道德和法律，于是他们成了精神病人，“被失去”了“行为能力”。与此同时，我们这些正常人也在不断做妥协、牺牲和放弃。
所以“囚”是一个普遍的境况，无人幸免。
我们强过精神病人的唯一一点，就是我们还没有被确诊，没有被药物损害肉体健康。但当马莉的镜头离开医院内部，从外面拍摄一扇扇或明或暗的病房窗口时，我就自己也是“囚”中一员。在这个错乱的世界，没人真的正常。
最后再提一下影片的幕间配乐吧。这低保真的钢琴和提琴声来自p.k.14主唱杨海崧的手笔。如果一部有关精神病人的纪录片需要配乐，我也会第一时间想到这名音乐人。他没有煽情和滥觞，只有刀子和夜视镜。
还记得杨海崧曾在一首歌里写过一位手拿鲜花的女人。她淹没在愤怒的人群里，拒绝了自己，成了疯子，但她还来得及说最后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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