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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黄蓝幼儿园发生的虐童惨案，短短一天便刷爆了朋友圈。
而就在此前，携程亲子园的事情舆论高潮才刚刚过去。两件事情一个发生在北京，一个在上海，算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不禁让人感慨，北上况且如此，谁来保护偌大中国未来的花朵？
和此前携程亲子园事件一样，红黄蓝幼儿园事件爆发后，民众纷纷在朋友圈口诛笔伐，甚至有专业的金融人士组织号召大家做空红黄蓝公司股票。
“拖出去斩了，立即枪毙，让公司负责人负连带刑责，以暴制暴……”
对于虐童事件的肇事者，民众这样的讨伐，实属合情合理，也罪有应得。
试问谁不曾为人子女，谁又不会为人父母？民众心急如焚，痛心疾首，奔走呐喊，大张挞伐，皆可理解。
情感上，我自然站在民众的立场，感到万分悲痛，也无比愤怒。但理智上，我更应该呼吁大家思考如下的问题：
为何幼儿园屡次出现虐童事件，其根源为何？
面对此类频发事件，除了宣泄心中怒火，我们还能做什么，真的是「以暴制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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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究竟是什么？
我在朋友圈发了这个问题，征求大家留言。归纳起来有这些：
幼师道德败坏、政府监管不足、教育机构利益熏心、法律惩罚太轻……
它们可以被称作一部分的原因，但还未直达根本。问题的根源在五个字：
激励不相容。
要讲激励不相容，就要先讲什么叫激励相容。
在经济学上，委托方与代理方通常会因为代理方具有更多的信息优势和道德风险，而出现利益不一致的情况，如果有一种机制，使得这种不一致消除，就称之为激励相容。
通俗地讲，如果代理人（被委托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优时，同步也实现了委托人的利益最优，那么就称这是激励相容的。相反，如果代理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时损害了委托人的利益，就是激励不相容。
在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当中，实际上存在多重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
家长是委托人，幼教机构如红黄蓝公司是代理人。
幼教机构是委托人，幼教老师（包括保育阿姨等）是代理人。
家长是最终的委托人，幼教老师是最终的代理人。
为简化分析，我们只分析家长和幼师这一层最终的委托-代理关系。
幼师在追求自己的利益过程中，完全没有忠实履行代理人的职责和义务，严重损害了委托人的利益，这背后即是典型的激励不相容的问题。
要理解这里的激励不相容，有两个关键问题。
第一、要承认幼师的行为，不能单独也不能主要靠道德来调整。
就像在地震中，不能指望老师靠着道德不顾自己的生命必须先让学生离开一样，也不能指望幼师仅靠对孩子的「爱」和老师的「责任」，就把托儿所的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照看。
每个人都有动机追求自己的利益，不管你承认与否，自利是人的天性。一旦这种天性长期压抑得不到满足，必然会出现问题。
比如，为何香港要给大学老师和公务员高薪，讲究「高薪养廉」，因为他们深知如果在政府在学校得不到「高薪」，这些人一定会变相追求自己的利益。比如官员的贪腐，学术的造假。对比大陆，我们一直在歌颂师德，一直在高喊为人民服务，结果呢？
一定范围内，道德可以规范和约束人性，但绝对不足以长期压制人性，这就是规律。
当幼师拿着每个月三千块的收入，面对的却是二三十个孩子同时哭闹、尿裤子、尖叫……大家将心比心，你是否能一直做到靠「爱心」这种道德标准而不发脾气，不打骂孩子？
有孩子的人一定知道，哪怕只是照看自家一个宝贝，已经要手忙脚乱，全家一起上阵，遑论几十个孩子同时让你照看？
（特别声明，我不是在为肇事的幼师开脱，我是在探究问题的根源，大家一定要分清两者的差别）
幼师有幼师的执业标准，理应有更高的专业水准，和严格的职业道德。但这一切，是否应该建立在更合理的收入回报基础之上？
教授收入低又必须要发文章，于是出现了论文剽窃。官员收入低又必须做出政绩，于是就出现了权力寻租和变相的「吃空饷」。你不给他钱，他就想办法以权换钱，或在其位不谋其职，混日子即可。
同样地，幼师收入低，她认为不足以匹配她的劳动付出，那她便不负责任，不顾道德，乱发脾气，把小孩子当做流水线上的零件，随意摆弄甚至把玩。
有人又说，应该设置更高的幼师准入门槛。幼师的工资只有3000块，请问你再拔高准入门槛，谁来？
低的准入门槛，低素质的幼儿师资，是低回报的自然选择，它是一种结果，而非原因。
即使你用行政手段，强制提高幼师职业门槛，比如极端地讲，规定只准名牌大学毕业才能考取幼师资格，在3000块收入的激励下，有几个名牌大学生仅仅因为对孩子的「爱」去当幼师呢？恐怕寥寥。
大家去观察，各行各业的从业者，整体来讲，其收入水平，同从业人员的素质，是高度正相关的。看看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的招人标准和他们的收入吧。
第二、「严刑峻法」非长效机制。
前一个问题讲的收入，是一种「正向激励」，而法律的制裁则是一种「负向激励」。
民众朴素的呼吁，“以暴制暴，枪毙一万次…..”，是否合理？情绪上合理，但理智上一定不合理。
这里要提到孟德斯鸠悖论。
孟德斯鸠观察到古代俄罗斯比古代中国的凶杀案发率更高，因为在俄罗斯人们抓住小偷是可以打死的，而中国的小偷则不会被打死。于是，在俄罗斯，小偷们就更有动机杀人。
所以你看，并非刑罚越重，越能阻止犯罪。有时过重的刑罚，反而会激励更多的犯罪。我们不能给予任何罪犯死刑（尽管情绪上我们很想），并不是因为他们值得原谅，而是因为死刑是最重的刑罚，只能用来惩罚最重的犯罪，这样才是激励相容的。
比如回到红黄蓝幼儿园事件，有些人就会建议不但要枪毙肇事老师，还应该给予这个公司重罚，罚破产。最好公司老板也要负刑事连带责任。
如果真这样做，结果会怎样？还有人愿意开设私立幼儿园吗？怕是没人敢冒这个风险了。
大家要知道，截止2016年底，中国有41.5%的学龄前儿童，在私立幼儿园就读，只有33.6%的孩子才能进到公立，剩下的是没幼儿园可读的。如果没人开办幼儿园，最终受损的是谁？一目了然。
同理，如果把幼师失职的责罚定得特别严重，恐怕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再去做这份职业，最后受损的还是普通民众。
量刑是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应该交给专人人士来定。
综合以上，幼儿园虐童事件的频发，其根源在于激励机制出了问题，最主要是幼师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与其获得的回报（正向激励）严重失衡。这种失衡，也无法通过加强惩罚（负面激励）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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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造成了激励不相容？
再往深一步，为什么民众每个月花五千八千送孩子去私立幼儿园，幼师的回报却不见涨呢？是被幼儿园的老板吃掉了大部分？是商人的利益熏心所致？
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看一下相关数据，以下是红黄蓝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财务情况。
这家公司事实上在去年才扭亏。即便扭亏，其毛利和净利润的水平也相当之低，仅为15%和5%左右。作为对比，同为教育公司的新东方的这两个数据是58%和15%，好未来为50%和17%.
所以，民办幼儿园把钱花到哪了？
除去员工工资，试想幼儿园最大笔的开支是什么？房租。一个几百平米的幼儿园，一个月的房租三四十万很常见。
那为什么不能租小一点的地方呢？答：监管规定，必须足够大。具体多大，因地而异。
民办幼儿园在获得开业许可之前，需要符合的一系列监管条件，可谓种类繁多，门槛极高。除了营业场所的面积要求之外，还有消防、从业人员资质、卫生，等等一系列条件。
机构为了达到监管标准，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就不难理解了。
这些审批对于新东方和好未来这样提供中小学课外辅导的教育机构，就简化得多，门槛也低很多。事实上，不少中小学的教育机构都没有获得教学许可，但依然在市场里开展业务，同获得许可的机构竞争。
但幼儿园领域，由于极高的行政准入门槛，导致事实上的区域垄断，这进一步导致了竞争的缺乏。
一个缺乏竞争的市场，你能指望企业提供多好的服务呢？
反观新东方和好未来，你听说过他们的老师虐待学生吗？这两家公司的老师，很多都是名牌大学毕业，是因为这些人的道德感更崇高？要知道，在新东方当老师年入百万，并不是神话。
因此，激励不相容的根源，并非商人利益熏心，而是极高的行政许可和监管门槛，导致企业过高的经营成本，以及竞争这一核心市场机制的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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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之道
以上对问题根源的分析，实际上自动包含了解决之道。归纳起来，无非几点：
1. 适当降低行政审批和监管门槛，降低企业应付监管的费用。同时引入更多市场参与者，让参与者之间形成良性合理竞争。唯有如此，才能提高企业效率，并且最终提高从业者回报，实现激励相容。
2. 政府增设公立幼儿园，对私立机构形成外部竞争。这背后对应的是财政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投入，或可考虑将义务教育适当提前。
3. 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事中监管机制。不仅要设立行业准入，更要注重企业运营过程的监管，动态监管。
4. 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提高幼教从业人员收入。用转移支付的方法，在社会成员之间实现财富的再分配。这可以一定程度直接缓解激励不相容的问题。
最后，也要呼吁广大幼教从业者更加自律，以更专业的职业精神和更严格的职业道德，对待自己的工作，这样在社会各方的努力下，我们的下一代才能安全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