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半生辉煌 半生黯淡
口述/张燕妮 撰文/陈远
河北来的“乡巴佬”
1906年的正月十四，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十四岁的父亲跟着他当时在京师大学堂读书的七叔，坐着一辆骡子拉的轿车，从献县来到北京求学。父亲在他自己的回忆中说，那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件大事。
到了北京之后，父亲先在识一学堂上了小学，半年之后升到东城的崇实学堂读高小。刚到北京的时候，父亲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学校里就有些纨绔子弟讥笑他为乡下佬。当时父亲只是一心读书，对于那些整日吃喝玩乐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根本不加理会。
1908年，父亲考入公立的顺天高等学堂，那是当时北京很有名气的一个学校。当时的同学有梁漱溟、汤用彤等人，不过梁先生他们相对年长，年级也高，父亲在那时跟他们跟他们交往并不多。父亲考入顺天高等学堂时的成绩是全班第一，按照当时惯例，老师安排他做了班长。不过父亲当时只有十六岁，在班上是最小的学生，老师怕他管不了别人，就特地找了一个年纪稍长得学生协助父亲。
到了辛亥革命之后的1913年秋天，父亲跳班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父亲在那篇《回想北大当年》中描写当时的生活，对于北大的藏书楼（北大图书馆的前身）情有独钟，他回忆说当年藏书楼的书除了工程书之外，几乎没有他不看的。而他发现罗素并介绍罗素，“也可以说是与北大藏书楼的帮助分不开的”。
北大毕业之后，父亲留校做助教，由于平时课程并不多，就在图书馆帮助李大钊做一些图书馆的工作。父亲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并投身于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可以说这段经历关系很大。李大钊组织一些学生“勤工俭学”，课外帮助整理图书、翻译、编目、打印卡片等工作，父亲则负责检查和校对。毛泽东在北大听课时，就曾经在图书馆担任过登录图书的工作，有时候登记错了，父亲就会让他去重新登录。
谋天下
五四运动前后，父亲和李大钊和陈独秀已经是非常熟悉而又志趣相投的朋友。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父亲和李大钊经常投稿，是热心的作者和读者。1918年底他们又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经常在一起谈论工作。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
定了思想基础。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的代表魏金斯基来到中国，帮助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魏金斯基到了北京之后，见到了父亲和李大钊，就中国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后来李大钊又介绍他到上海去见了陈独秀。那一年8月，父亲收到陈独秀的一封信，信的主要内容就是讲建党的事情。信中说：建党的事情在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你两个人可以谈。当时陈独秀还在信中就党的名称跟父亲和李大钊商量，到底是叫共产党还是社会党。父亲说他们当时还是比较幼稚，虽然认为叫共产党比较好，但是自己却不敢决定，最后还是魏金斯基说：还是叫共产党。
名称定下来之后，大家就开始分头去筹组。上海方面由陈独秀负责。陈独秀为人热情，说干就干，很快就发展了周佛海、田汉、李达、施存统、沈雁冰、沈玄庐等人。等到父亲9月份到上海迎接罗素来中国讲学的时候，陈独秀在上海已经把共产主义小组发展起来了。在陈独秀在上海活动的同时，北京也开始进行筹组活动，不过李大钊性情温和、为人稳健，工作起来又比较细致谨慎，所以虽然他和陈独秀一样具有热情和信心，但是相对来说北京的发展还是稍微缓慢了一些。父亲从上海回到北京之后，跟李大钊讲到上海的情况，，并进一步商量发展党员的事情。后来李大钊找到了张国焘。张是北大的学生，当时表现积极，热情很高。除了李大钊和父亲，他是北京的第三个党员。
后来北京方面又发展了高语罕、刘仁静、邓中夏、罗章龙等人，不过这都是父亲到法国之后的事情了。
1920年，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里昂大学筹办了一所中国学院，邀请父亲去教授逻辑。父亲离国赴法之前，李大钊和陈独秀分别跟父亲谈过党组织的发展问题，他们希望父亲到法国之后能够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父亲在法国的生活安顿下来之后，并开始着手进行这项工作。
在法国，父亲见到了早他一个月来到法国的周恩来。周恩来告诉父亲：他曾经想到英国去学习，但是英国生活水平太高，所以才到法国来。当时周恩来住在巴黎南郊的哥伦布，从那里坐火车到巴黎大约用一个小时。在那之前，父亲曾经和周恩来有过交往，也曾经听李大钊谈起过他，觉得他思维慎密，对中国的现状和前景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于是父亲就发展了周恩来入党。后来赵世炎、陈公培陆续到了法国，他们一起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小组。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前，父亲收到国内寄去的通知，并在党小组内进行了讨论，但是因为时间紧、路途又远，没能回国出席。不久，中国共产党就成立了。
父亲和罗素
父亲最早对罗素发生兴趣就是在前面说过的北大藏书楼。有一天，父亲在北大藏书楼发现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这就是罗素所著的《我们的外界知识》，1914年在美国出版。父亲翻看了一遍，觉得很有新意，又接连看了两编，从此就对罗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开始广泛搜集罗素的文章和著作，并推荐给他的同学。
1919年至1920年间，父亲先后翻译了罗素的《我们所能做的》、《哲学之价值》、《梦与事实》《民主与革命》等文章，并且还撰写了若干介绍罗素的文章，发表在当时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1920年10月，罗素应梁启超所办的“学术讲演会”与北京大学邀请来中国讲学。父亲得知后9月中旬就从北京赶到上海迎接罗素。
罗素在中国的第一次讲演在上海大东旅社举行，由赵元任先生担任翻译。他的演说平易畅达，语皆中的。父亲说罗素的讲话“很像玉泉山水的爽人宜人，清冽干脆”。结束了在上海的讲演，罗素由傅铜、赵元任等人陪同转往长沙，父亲便回到了北京。后来罗素又从长沙到了北京，父亲曾经多次到罗素的住处看望。
父亲向罗素讲北京大学，讲蔡元培校长以及蔡校长实行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讲五四运动之后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深入人心。罗素都很感兴趣，他认为当时遗传的旧教育日渐衰败，新教育必起而代之，他希望中国能够创造一种新文化，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在与罗素交谈的过程中，父亲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学生，向罗素请教哲学问题，这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当时，父亲已经办好了去法国的手续，所以当梁启超先生见到父亲的时候，梁先生叹息道：“罗素来了，你却要走了。”
父亲和叔叔
父亲前半生参加的活动太多，始终没有办法埋首书斋，五四运动也好，抗日救亡也好，他都是积极投身其中。后来在父亲的晚年，美国的历史学家舒衡哲多次访问父亲并撰写了一本口述史《张申府访谈录》，舒衡哲当时就问父亲：作为一个学者，为什么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活动之中呢？父亲当时就说：知识分子就应该以天下为己任，承担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这种良知使他自己的学术生涯出现了缺憾，父亲在晚年检讨自己的学术生涯，说自己“用心过分，浅尝则止”。有一次我和周谷城先生的孙女聊天，她说，如果父亲能够研究学问，那么在学术上的建树恐怕会超过我的叔叔张岱年。叔叔在学术上确实受了父亲很大的影响。我在给父亲整理文集时也看了叔叔早年的一些文章。叔叔早年对罗素以及马克思哲学产生兴趣，引路人应该说就是父亲。所有后来有学者说父亲没有完成的著作由我叔叔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