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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星期，《纽约时报》有一篇评论的标题非常吸睛，叫《川普是中国的间谍》。
文章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是《纽约时报》的固定专栏作者，他可以说是当今美国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之一，曾经三次获得过普利策奖。早在2012年，他就撰文呼吁中国要确立一个自己的、不同于美国梦的中国梦。后来中国大张旗鼓推出的中国梦主张，就被西方媒体认为可能受到了他的启发。
一言九鼎的弗里德曼当然不是真的在指控川普是奥观海的接班人，他只是在讽刺川普上台以来所采取的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措施正在毁灭美国的未来，等于是把美国从二战以来一直担任的世界领袖的角色拱手相让，而跃跃欲试的中国毫无疑问将会接手上位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成为最大的赢家。
美国人有这样的忧虑从川普参选就开始了，他的竞选口号“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也一直被嘲讽为其实是“Make China Great Again”，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川普上台之后的几乎每一项举措都像是在印证这一点。
最新的例证是，就在几天前，川普在几个煤矿工人的簇拥下签署行政令，宣布废除奥巴马的清洁能源计划，撤销了此前许多对燃煤行业和开采新煤矿的限制。这个政策一出，美国煤矿行业弹冠相庆，相关企业的股价迅速大涨。
弗里德曼套用“大跃进” (great leap forward)的说法，把川普的政策称为是“大倒退” (great leap backward)。
这些西方的记者文人啊，太simple，时至今日他们还在用中国五六十年前的旧梗，根本不知道现在中国有一个现成的说法，“开倒车”。
在《纽约时报》那篇文章的留言里，有上年纪的美国人心惊胆战地回忆起了几十年前美国大煤矿大油田(big oil, big coal)的时代，那时的纽约和今天雾霾围城的北京一样不适合人类居住，空气里漂浮着煤烟弥漫着臭味。
还有人说，“很快世界其他国家就会发现他们不再需要美国了。在过去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放弃了从二战以来就一直承担的道义领袖的角色。随着我们威胁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巴黎协议、质疑北约以及退出TPP，我们同时也放弃了经济领袖的角色。”
字里行间，美国人对自己国家可能从此走向衰落的担忧溢于言表。
还有一条留言说，“在历史上中国一直在引领变革，直到某一个时刻他们突然觉得坚守过去比面向未来更重要。那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国开始停滞不前，最后衰落，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弱小的国家。现在他们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美国也不应该。”
中国人习惯把美国当成参照物，无论好坏，都要和美国比较。如今看到美国人反过来拿中国作为标尺，颇有一种时空错乱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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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错乱，是我最近经常有的感觉。我常常感到困惑，今天的中国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
有的时候你会情不自禁地同意弗里德曼和他的美国读者的判断，中国即将填补美国退位留下的真空，成为新的世界领袖，一个全新的中国世纪呼之欲出。
用国内民族主义者的话来说，那就是旧群主退群了，中国要当新群主。
有很多迹象和征兆似乎都在预示着这一点，无须赘述。
即使暂时还成为不了美国，中国也正在成为80、90年代的日本。
美国的媒体上，每天都有中国公司和中国人买买买的新闻：安邦买下了在纽约人心目中有崇高地位和象征意义的老牌豪华酒店华尔道夫；海航更是掀起了收购的狂潮，最新的消息是他们出价22.1亿美元要买曼哈顿的地标建筑公园大道245号，据说他们还要买下《福布斯》；中央公园旁几千万美元的顶级豪宅里，悄悄地搬进了一个个说着中文的新主人。
正像是30年前，日本人挥舞日元要买下全美国的翻版：三菱买下了洛克菲勒大厦，索尼买下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有神秘的日本富豪一年内在美国买了178套高级公寓……那时连《纽约时报》都惊呼，总有一天日本人要把自由女神都买走。
两个星期前，我去了巴塞罗那看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通信展，中国的一个手机厂商是唯一的冠名赞助商；巴塞罗那的市中心里，那家公司的广告牌高高耸立；坐在餐厅里吃饭，隔壁桌的中国人正在教他的西班牙女朋友那些拗口的中国品牌应该怎么发音……
那个时候我就对朋友说，这些品牌不得了，再过几年，就是曾经的松下和索尼。
这些当然都是值得高兴的事，可是关上《纽约时报》的网页，你转眼在朋友圈读到了这样一条新闻，“重庆将针对擅自翻墙上境外网站进行处罚”，又觉得有点高兴不起来。
虽然在经济上我们看起来像是80年代的日本，但是在社会发展上，我们却更像是80年代的台湾。
翻开1985年的《野火集》，每一页、每一句都像是在说今天的我们。
比如这一段：“为了享受物质，有人制造假的奶粉，明明知道可能害了千百个婴儿的性命。为了逃避责任，有人在肇事之后，回过头来把倒地呻吟的人瞄准了再辗过一次。我们的子女坐在教室里，让毒气给轰倒。我们的朋友喝了伪酒而失明。而我们自己，心平气和地吃喝各色各样的化学毒素，呼吸污浊的空气，在横行霸道的车辆间仓皇怯懦地苟活，要糟到什么程度你才会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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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的新闻，常常让人有荒谬之感。
比如说于欢案里那几名警察，明明到了现场，了解到了情况，却只是轻描淡写地劝阻穷凶极恶的追债者几句，然后就冷漠离开，让于欢彻底陷入绝望的境地，最后才导致了事态的急剧恶化。
更不用说隐在这起案件背后，还有一个巨大的、有着高利贷和黑社会的隐秘江湖。
这样荒谬感十足的事情，这几年虽然报道得不多，但偶尔报道出来，还是会形成刷屏之势，偶尔也会触动震怒模式。
我们自己不会对此感到吃惊，但不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可能很难想象这是会中国的2017年。
如果不像2017年，那应该像哪个年代呢？可能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警察贪腐和渎职成风的洛杉矶。
1928年，洛杉矶曾经发生过一起奇案，一个叫科林斯的单身母亲去警察局报案说她9岁的儿子沃尔特失踪了。
半年以后，警察局说找到了失踪的沃尔特。科林斯过去一看，警察带来的小男孩虽然长得有点像沃尔特，但根本是另外一个人，身材都大一号，自己的儿子怎么会不认得呢？
但是急于结案立功的警察不乐意了，一口咬定科林斯不认儿子是因为精神出了问题，一怒之下把她关进了精神病院。
一直到科林斯出院以后，警察送来的那个小男孩才说出了真相，原来他来自爱荷华州，是离家出走的流浪儿童，因为看到报纸寻人启事上沃尔特的照片和自己很像，想趁机到洛杉矶玩一圈，于是谎称自己就是沃尔特。
事情曝光以后全美哗然，办案警察被解职，但不久之后又重新复职。
科林斯一辈子都没有放弃寻找儿子的努力。警察后来声称沃尔特已经被一个连环杀手杀害，但沃尔特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
如果沃尔特还在世，他今年也已经是98岁的老人。他的失踪，可能将永远成为悬案。
这个真实的故事在2009年被伊斯特伍德拍成了电影《换子疑云》，演母亲的安吉丽娜·朱莉还被提名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很难不联想到中国，无论是被精神病的母亲还是无能又不负责任的警察，都可以轻易地在今天找到许多样本。
再往前推一点，今天的中国又有一点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那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生活的“镀金时代”。
高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席卷整个美国，新发明和新创造层出不穷，到处修起公路铁路，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整个美国一片欣欣向荣的盛景。
那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时代，冒险家和野心家们群雄逐鹿，到处隐藏着激动人心的可能性，规矩与制度尚未到位，人们毫不掩饰对财富赤裸裸的渴望与贪婪。
就像是今天，中国的移动互联网成为资本大鳄们竞相逐鹿的顶级战场，一夜之间，他们就可以把几万部共享单车堆满北京的每一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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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弗里德曼写过一本在美国家喻户晓的著作《世界是平的》，后来这本书删了部分章节后在中国出版，同样登上了各大畅销书排行榜。
弗里德曼提出的观点是，全球化、自由贸易、文化交流和新技术的发展，抹平了地球上各个国家、各种文化的差距和界限。
今天看来，这个愿景恐怕是过于乐观、过于超前了。中西部铁锈区的美国人动动手指，就可以把特朗普送上台，把整个美国搞得天翻地覆。连美国都不是平的，何谈世界是平的？
中国就更不是平的了。郝景芳的科幻小说《折叠北京》，就虚构了一个被分成三个空间的北京，500万上层阶级、2500万中产阶级和5000万底层劳动者，分别生活在相互隔离的三个空间里。每48个小时被划分成三个时段，每个时段里都有一个空间占有北京城，而其他两个空间的居民则接受催眠，建筑物和公共设施也都折叠起来。
这篇小说被认为是对急剧阶层固化的一个隐喻。
但是，除了空间的折叠，我觉得今天的中国还有时代的折叠。
你骑着共享单车，坐着滴滴，穿过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和最前卫的现代建筑，你用手机叫外卖和买电影票，在街头的煎饼果子摊扫码付费，享用着世界上最先进的移动互联网生活，感觉自己生活在世界的中心和科幻式的未来。
可是，每时每刻，你又无法摆脱那种无处不在的边缘感和过去感，因为你生活的这个时代，有着过去无数个时代的影子，而它们全都像变魔法一样折叠在一起。
你刷着新闻，一会儿觉得自己像1986年的东京人，一会儿觉得自己像1985年的台北人，一会儿觉得自己像1928年的洛杉矶人，一会儿又觉得自己像1903年的纽约人，或者还像1952年饱受烟雾毒害的伦敦人。
然后你上了微博，看到很多人的想法，很多的事，又觉得自己尚身处民国，大清，水浒，乃至更久远的年代。
前一刻光芒闪耀，后一刻又尘土飞扬。
是的，时代折叠了，所有的时代都在你的生活里依次排开。
每一个中国人，都像是一个老练的时间穿梭者，在不同的时代之间穿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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