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从2010年布朗政府下台到2024年斯塔默政府执政，蛰伏十四年的英国工党在思想上经历了米利班德“一国工党”、科尔宾主义和斯塔默主义，分别对应工党激进左翼复兴、高潮和消退三个阶段。经过2015年、2017年和2019年大选的检验，党内激进左翼对工党的十年改造宣告失败。在斯塔默领导下，工党重新回到温和左翼的道路上，并以“变革”为竞选口号赢得2024年大选。然而，斯塔默执政班底在思想理念、政策方针和政党形象等方面还相对模糊，此次大选与其说是工党的胜利，不如说是保守党的失败。重新执政对工党而言是一个重要契机，斯塔默政府能否长期执政取决于工党如何面向未来提出并落实新的理念和政策，以有效的执政业绩赢得选民的支持。
关键词
1997年5月，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获胜，终结保守党长达18年的执政。在2010年5月举行的英国大选中，保守党获胜，结束了工党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连续执政。2024年7月举行的大选中，在基尔·斯塔默的领导下，工党获得议会下院411个席位，在野14年后再次上台执政。此次大选，工党获得的议席数仅次于布莱尔领导时期的1997年和2001年大选所获议席数。与脱胎于英国议会政治的保守党不同，工党诞生于工人运动。工党内部左翼力量动态扩张和收缩是工党历史发展进程的缩影，也折射出党内外形势的变化。回溯2010—2024年工党在野时期党内左翼的发展，有助于从意识形态视角分析此次工党大选胜利的原因及其上台后面临的主要挑战。
2013年8月14日，英国工党领导人爱德·米利班德在伦敦东南部东街市场走访。
（zuma/IC photo）
2010—2015年是工党左翼的复兴期，此前工党的中右翼击败激进左翼后上台执政。2010年大选，工党获得的议席从2005年的356个跌至258个，是工党自1983年大选以来最差的大选成绩，自1997年起执政13年的工党政府下台。爱德·米利班德经过党内四轮选举，以微弱优势战胜其兄大卫·米利班德，接替戈登·布朗成为二战结束以来工党最年轻的领袖，由此开启党内左翼复兴。米利班德在2010年工党年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现在领导工党的是新的一代。……新一代工党与众不同。态度不同，观念不同，政治方式也不同。……我们需要改变……新工党最重要的经验是，我们每次进步都是通过挑战过时理念实现的。……然而新工党失败的原因在于，一个开始时敢于挑战旧思想的政党，却最终成为自身固有观念的囚徒。”米利班德的演讲释放了重要信号，他认为“新工党”的理念已经不合时宜，工党需要新的指导思想。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重创英国经济，失业率快速上升，英国底层民众生活受到直接威胁，左翼的主张契合了他们的诉求，其影响力也不断扩大。莫里斯·格拉斯曼是“蓝色工党”（Blue Labour）理念的奠基人，他在《蓝色工党：共同利益政治》中指出，工党的根基在于它与英国工人阶级的契约关系。工人的文化和经验塑造了工党的运动形式。工党的传统是以民主权威来对抗和抵制富人对穷人的统治，主张言论、宗教和结社自由。菲尔波特在《紫皮书：工党进步的未来》中表示，工党需要“重新发现权力下放的传统”，最终放弃对国家主义的拥护，将真正的权力交给民众，通过新的权力来纠正失败的公共服务，并保证国家最低标准。对于工党变革的方向，格拉斯曼认为“工党的未来在于继承传统。我们的传统就是我们的未来”。2010—2011年，为了探寻工党大选失败的原因，以格拉斯曼为代表的学者召开了四次研讨会，论文集《工党传统与悖论政治》是研讨会的最终成果。布莱尔领导时期，工党树立起“新工党”的形象，以“第三条道路”的理念终结了党章中的公有制条款，赢得了选民的支持。格拉斯曼等学者认为，“新工党”时期的政策在诸多议题上有所成就，但也“给工党带来了身份认同危机”。以杰弗里·富特为代表的学者曾批评布莱尔的政策，指出“工党正在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可能切断与它的社会主义和劳工主义历史的所有联系”。总之，“蓝色工党”认为，工党需要重新发掘其“激进传统”，以“共同利益”和“良好社会”恢复其作为社会捍卫者的角色，并将资本置于国家和全球民主控制之下。在“新工党”无法满足选民的新的历史时期，具有激进左翼色彩的“蓝色工党”的理念为工党转变前进方向提供了一种路径选择。
米利班德出生于犹太移民家庭，其父拉尔夫·米利班德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是20世纪60年代英国新左派运动的代表人物，曾在《议会社会主义》一书中批评工党缺乏激进主义精神。米利班德从牛津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后不久就步入政坛，在布朗政府担任能源和气候变化大臣。米利班德曾为被称为“蓝色工党宣言”的论文集《工党传统与悖论政治》作序，他吸收了“蓝色工党”民主平等、权力下放以及激进爱国主义等思想，提出了“一国工党”（One Nation Labour）的理念，试图以此纠正新工党支持全球化和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主张。米利班德认为，保守党所代表的特权阶级分裂了英国，而工党有责任重新建立一个各阶级平等的统一国家。在2012年工党年会上，他作为工党领袖对“一国工党”进行了阐述：“对工党来说，实现‘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回到旧工党时代。……我们必须成为既代表贫困阶层又代表被挤压的中产阶级的政党。如果这个政党只代表国家某一阶层的利益，那么它就没有未来。……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国家’的政党，才能成为‘一个国家’的政府，才能建设‘一个国家’的英国。”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经过三百年的发展，当今英国社会阶级（阶层）分为四大类：少数精英，他们大多继承了财富和地位；更多的管理人员、商人和专业人士；广大劳动者；贫困潦倒的下层社会。
同时，米利班德对工党领袖选举制度进行改革。2014年2月，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NEC）通过了工党领袖选举改革方案，有权参与工党领袖和副领袖选举的群体范围扩大到“注册支持者”。这些只需缴纳3英镑完成注册的人，不是工党的正式成员，但可以与工党正式党员、附属工会或社会主义社团的缴费成员即“附属支持者”一样，以一人一票的方式参与投票。这对于曾经有着长期集体投票制度的工党而言，无疑是一次内部机制的重大激进改革。
2015年大选是对米利班德“一国工党”理念的一次全面检验。米利班德在工党大选宣言中指出：“只有劳动人民取得成功，英国才能取得成功，这是贯穿本宣言的基本事实。”工党以“英国可以更好”作为竞选口号，承诺废除政府的私有化计划；削减赤字，控制预算；实行民主化政治改革：成立由人民主导的宪政大会（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治理英国，在苏格兰等地区设立地方参议会取代英国议会上院，颁布《英格兰权力下放法案》，赋予地方当局更多的权力。然而，在2015年大选中，工党只获得232个席位，比2010年减少26个，是工党二十余年来的新低。面对工党大选失利，米利班德辞去工党领袖。但是，工党并不认为是执行左翼政策导致的失败，正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工党一样，工党左翼和多数党员希望在更加激进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于是，杰里米·科尔宾在第一轮竞选中就当选工党领袖，工党有了一位更加激进、更加坚定的老资格领袖，其得票率与此前的新工党右翼领导人布莱尔不分上下。
米利班德是工党温和左翼的代表，他提出的“一国工党”理念部分吸收了激进左翼的思想，改造了“新工党”的形象，工党左翼出现复兴态势。从大选结果看，米利班德领导下的工党总得票数高于布朗领导下的新工党，这反映出即便在完成了新工党的改造，特别是修改了1918年工党党章的公有制条款后，工党左翼的群众基础依然存在，只要有适合的环境，工党左翼就会东山再起。正如巴特鲁尼姆所指出的，工党内部左右之争贯穿党的整个历史，以不同的方式爆发，激烈程度也各不相同，但始终在党内无处不在。在2015年大选后，激进左翼迎来了快速扩大影响的时期。
2017年5月4日，英国牛津，英国工党领导人杰里米·科尔宾为大选积极造势，受到支持者欢迎。
（epa/IC photo）
2015—2020年，工党进入激进主义的高涨期。从2015年大选的议席数看，工党确实落后于保守党。然而，工党的总票数和总得票率分别从2010年的860万和29%增加到934万和30%。从这一角度看，工党左翼有理由相信，米利班德向左转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大选失利只是因为有关左翼政策主张尚未全面展开，没有得到更多选民的充分信任。他们认为，为了突破新古典自由主义、跨国资本和保守主义思想为特征的社会框架的束缚，工党有必要继续向左走下去。科尔宾当选新一任工党领袖时，其党员、注册支持者和附属支持者的支持率分别为50%、84%和58%，这说明党内外工党支持者对工党左翼的好感度较高。
科尔宾出生于1949年，父母分别是电力工程师和数学教师。1971年，科尔宾进入全国裁缝和服装工人工会工作。三年后，25岁的科尔宾当选下院议员。科尔宾步入政坛之时正值激进左翼在工党内部占据优势的时期，迈克尔·富特是这一时期英国激进左翼的代表人物，并于1980—1983年出任工党领袖。富特信仰人道社会主义，主张权力分散，坚持工党党章中的公有制条款，被称为工党社会主义的“守门人”。作为富特思想的追随者，在1997—2010年新工党执政时期，科尔宾是最反叛的工党议员，也是反对工党提案次数最多的工党议员。2015年1月，科尔宾曾召集工党左翼议员共16人联名发布致米利班德的公开信，其内容包括：反对紧缩政策，加大公共投资；恢复铁路公有制；恢复集体谈判，增加工会权力。在2015年年会上，当选工党领袖的科尔宾在演讲中表示：“让我们把我们的价值观、人民的价值观，重新带入政治。”有学者指出，科尔宾的出现就像是希腊左翼激进联盟、美国的伯尼·桑德斯或西班牙的“我们能”党在英国的变种，是对过去工党历史中草根支持者的更多认同，而这些过去的工党激进左翼或是受到新一代人支持而焕发新能量，或是被党外势力激活。可见，科尔宾有坚定的英国传统左翼信念，是当代英国政治中富特式激进左翼的代表。科尔宾的崛起代表着英国左翼政治的新高潮，其当选工党领袖标志着工党意识形态的明显左转，与布莱尔时期的新工党形成鲜明对比。
“脱欧”公投为左翼影响力的增加营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在2016年“脱欧”公投中，在经济上被抛弃的群体是支持“脱欧”的主要群体，左翼的立场符合他们的利益。2017年大选宣言中，科尔宾领导的工党提出了激进左翼的相关政策，主要包括：退出紧缩政策，加大投资；在铁路、能源、供水和邮政等领域实行公有制；增加工会权利；要求在“脱欧议程”中，就保留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重新进行谈判；停止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私有化进程。2017年大选，科尔宾领导的工党赢得262个席位，总得票数和总得票率分别增加到近1300万和40%。同时，保守党因为“脱欧”等议题表现不佳，在选举中获得的议席没有超过半数，该届议会成为“悬浮议会”。大选形势的好转促进了激进左翼势力在工党内部的进一步发展。科尔宾在2017年9月的工党年会上宣称：“我们赢得了自1945年以来工党选票的最大增幅，并取得了工党一代人的最佳选票。这一结果让保守党有所警醒，也让工党来到执政的门槛。……我们现在已成为政治主流。”科尔宾的支持者认为，工党领袖成功地提出了一个既具有时代感又能回归工党核心价值观的愿景。在2019年大选宣言中，工党再次提出一系列激进政策，包括将对铁路、邮政、供水以及能源等领域实行公有制改革，“以终结（保守党）私有化的大骗局”。
科尔宾主义秉持激进左翼思想，吸引了大量支持者加入工党。科尔宾接任工党领袖后，工党个人党员数量快速增加，到2017年大选时，工党拥有党员56万人，较2014年增长了两倍。根据对2015年后入党群体的调查，“参与选举工党领袖”的动机占比为六成。同时期，工党党员对科尔宾的好感度为7.4（评级区间：0—10）。然而，科尔宾时期党员主要是通过全国性工党组织而非地方选区加入工党，并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党党员在相应投票选民中所占的比例均未超过2%。因此，科尔宾时期依靠工党个人党员数量的增长远不能保证工党重新上台执政。2019年大选，工党获得的议席下降为202个，是1935年以来的最低纪录，其在总得票数和总得票率方面也遭受挫败。1983年大选，在野的富特工党提出了激进的“更替性经济战略”，试图以左翼的思想引导英国选民，但是经历了惨败。与此相似，具有激进左翼色彩的科尔宾主义也没有得到选民认可。正如西摩指出，科尔宾主义将难以超越劳工主义的局限。需要指出的是，在英国的政治制度中，政党想要上台执政，仅仅依靠党员的支持是不够的，它更需要广泛的选民基础。2019年大选，选民用选票再一次向工党发出警示：人们不愿回到工党主张的激进左翼时代，工党要执政就必须调整其激进左翼理念。
2024年9月24日，英国工党大会在利物浦举行，首相斯塔默现场发表主旨演讲。
（epa/IC photo）
斯塔默生于1962年，父母是工党的支持者。斯塔默16岁时加入“工党青年社会主义者”。牛津大学毕业后，斯塔默成为一名律师，2008年担任皇家检察署署长。科尔宾时期，斯塔默先后履职影子内政大臣和影子“脱欧”大臣。斯塔默在2019年大选失利后表示，工党已经“迷失了方向”。2020年工党年会，新任工党领袖斯塔默在演讲中指出：“我们必须再次成为代表整个英国的政党。……回顾1945年、1964年和1997年，我们得到了一个重要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是不要向后看，要向前看。”斯塔默认识到，在新时代面前，激进左翼思想不能成为引领英国选民的意识形态，工党不能再重新回到激进左翼的老路，工党的思想理念应该符合大多数英国选民的需要，让工党成为面向未来的政党。斯塔默的高票当选正是工党决心作出这一改变的集中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