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建构中国自主的科学哲学知识体系

第一个问题，即中国科学哲学为何要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问题，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加以回答。 从理论层面看，无论就整个哲学社会科学而言，还是就其中的单个学科而论，可以说是否具有自主知识体系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理论水平、学术水平和创新水平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自主的知识体系，一切理论、方法和概念大都照搬别人、模仿别人或者借用别人，那么，这个国家就很难谈得上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学术水平和创新水平。因为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不仅是高水平知识创新的基础，更是高水平知识创新的产物；它不仅意味着知识层面的创新，而且意味着更深层次的问题框架、研究范式乃至价值理念的创新，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知识创新的方向、途径、意义和价值。因此，它比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创新更具有原始性、统领性、根本性和实质性的意义。

科学与人文新论

以往中国科学哲学的最大问题，恐怕就是鲜有自己的“自主的知识体系”。总的说来，我们的研究大多还是局限于介绍、引进、梳理、分析和研究西方科学哲学的理论、方法和概念，也就是局限于介绍、引进、梳理、分析和研究西方科学哲学的“知识体系”，因而难以取得重大突破和创新，特别是取得原始性的突破和创新。关键就在于，受制于别人的“知识体系”，缺乏自己的“自主的知识体系”，而对于一门专门介绍、引进、梳理、分析和研究别人的“知识体系”的学科来说，显然是没有多少前途的。因为介绍、引进、梳理、分析和研究别人的“知识体系”，只是最基础性的工作，充其量属于学习和借鉴的范畴，而学习和借鉴是为了突破和创新，从而建构自己“自主的知识体系”，特别是建构创新性的问题框架、研究范式和价值理念等。能否对科学做全方位的创新性哲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建构自己“自主的知识体系”，特别是建构创新性的问题框架、研究范式和价值理念等。

从实践层面看，建构中国自主的科学哲学知识体系，当然不是为了建构而建构，为了理论而理论，最终还是为了实践，特别是要解决有关中国科学及其发展过程中诸多重大实践问题，进而让科学最大限度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同时，本身也最大限度地获得创新性的发展。 而要解决有关中国科学及其发展的诸多重大实践问题，自然就须建构中国自主的科学哲学知识体系，让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科学哲学来解决中国科学及其发展的诸多重大实践问题。在这里，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排斥西方科学哲学的知识体系，相反，应当充分肯定西方具有非常悠久而发达的科学哲学历史、传统和知识体系，特别是在科学与哲学关系的历史上有着许多成功的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西方科学的产生、成长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悠久而发达的科学哲学历史、传统和知识体系。这是值得我们不断挖掘、学习和借鉴的。但是，挖掘、学习和借鉴，绝不是为了照抄照搬西方的东西，而是为了在充分吸取西方科学哲学历史、传统和知识体系的经验的基础上，建构中国自主的科学哲学知识体系。毕竟，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历史传统，有着自己独特的国情，走着自己独特的科学发展道路，因此，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科学哲学的知识体系。所有知识体系，如要在中国的土地上产生巨大的实践意义，都须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和中国的文化，因此，科学哲学需要中国化。科学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自主的科学哲学知识体系建构的过程。当然，中国自主的科学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仅是向西方科学哲学知识体系的学习和借鉴，更是对西方科学哲学知识体系的批判和超越。

应当看到，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又历尽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猛烈批判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疯狂解构，早就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并且陷于无法摆脱的困境。其问题的症结也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加以分析。

从理论层面看，现代西方科学哲学陷于无法摆脱之困境的症结在于，狭隘的“知识论”定位及其逻辑无法应对和解决广阔的“文化论”的矛盾与问题。 确切地说，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将科学仅仅理解为一种知识，因而它的定位及其逻辑在本质上属于狭隘的“知识论”范畴，也就是说，其包括问题框架、研究范式和价值理念等在内的知识体系，在本质上属于狭隘的“知识论”范畴。然而，科学事实上更是一种包括知识在内的文化，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所要解决的诸多问题则在本质上属于广阔的“文化论”的范畴。狭隘的“知识论”的定位及其逻辑何以能够应对和解决广阔的“文化论”的矛盾与问题呢？这就是现代西方科学哲学陷于理论困境之症结所在。

从实践层面看，现代西方科学哲学陷于无法摆脱之困境的症结在于，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家们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脱离实践的“哲学家们”。他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科学，而且仅局限于从“知识论”的角度来解释科学，于是得出一个个抽象的逻辑模式，但问题在于，这些逻辑模式对科学几乎没有多少实践意义。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家们的历史地位之所以远远不及其前辈如笛卡尔、培根等近代西方哲学家，关键在于他们的科学哲学充其量只是从“知识论”的角度来解释科学是什么的问题，但没有从根本上回答科学应当怎么做的问题，因而对科学几乎没有实际的影响。

综上所述，中国科学哲学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的理由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一是站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我们需要建构中国自主的科学哲学知识体系，否则，我们的科学哲学就会严重缺乏中国特色，因而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联度就会大打折扣。在这个意义上说，强调自主性，就是强调中国化，强调通过科学哲学中国化，来更好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二是站在当代世界科学哲学前沿，特别是在现代西方科学哲学面临巨大困境和挑战之时，我们更需要建构中国自主的科学哲学知识体系。 显然，一味地跟随他人是没有出路的。最为恰当的方式就是通过建构中国自主的科学哲学知识体系，特别是通过问题框架、研究范式乃至价值理念的创新，使科学哲学走出现有困境，从而开辟其全新的境界。在这个意义上说，强调自主性，就是强调创新性，强调通过科学哲学知识体系的创新，不仅更好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而且还将以创新的理论成果和创新的实践经验为世界作出贡献。因此，建构中国自主的科学哲学知识体系，不仅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世界也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个问题，即中国科学哲学如何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问题，同样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加以回答 。从理论层面看，首先须把握什么是自主的知识体系。所谓自主的知识体系，如果单纯从字面上看，似乎可以理解为属于自己的并能自己做主的知识体系。 然而，如果站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高度，不难看到，这里所说的“自主的知识体系”显然有着更为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这对于建构中国自主的科学哲学知识体系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大致说来，这种“自主的知识体系”至少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其一，必须是中国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可见，这种“自主的知识体系”是有特定主体的，这个特定主体就是“中国”，是“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所谓中国的，就是要能够称得上属于“中华民族”的，充满着浓厚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精神。显然，这对于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科学哲学来说，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绝非没有可能。我们已经从事多年的科学文化哲学走的就是一条中国特色科学哲学的道路。我们在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中，试图探寻并揭示科学文化哲学的“中国的传统”“中国的主题”和“中国的前景”，从而建构一种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中国化的科学哲学。当然，事实上“西方对科学的哲学理解大都倾向于知识论的”，因而很难将其归为“科学文化哲学”，而“中国传统的对科学的哲学理解则大都倾向于文化论的”，因而的确具有“科学文化哲学”的传统。

其二，必须是创新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时，一连强调了好几个“创新”，即要“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显然，这种“自主的知识体系”不仅必须是中国的，而且必须是创新的。在建构科学文化哲学的进程中，我们不仅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灵感，并为我们的“自主的知识体系”找到自己的根，从而推进科学哲学的中国化，而且将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现代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结合，在推进科学哲学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的同时，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其三，必须是体系的。 既然“自主的知识体系”强调的是“体系”，那么，这种创新自然就不能局限于局部的、零碎的，而必须是整体的、系统的，也就是体系的。可以说，只有自成体系的创新，才谈得上自主。如果不成体系，说明还有某些东西需要依赖别人，因而就谈不上自主。科学文化哲学的创新可以说是一种体系性的创新。从科学哲学到科学文化哲学的转变，已经不再是局部的、零碎的、细枝末节的转变，而是将实现从科学知识论到科学文化论、从“小哲学”到“大哲学”、“让学院哲学面向社会现实”和“使科学哲学中国化”等一系列的“根本性的范式转变”。这种范式转变的核心有两条：一是在研究内容上，“将彻底突破传统的科学哲学的知识论的框架，转向对科学做文化论的研究”；二是在话语体系上，“将不再沿袭西方科学哲学的老路，而倡导在借鉴和吸取西方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致力于走中国自己的科学哲学道路”。

其四，必须是前沿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这就是说，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对中国的、创新的和体系的强调，并非要离开世界，离开学术前沿，相反，要“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因此，在强调必须是中国的、创新的和体系的基础上，还得加上必须是前沿的。因为只有属于前沿的，才有可能真正进入世界学术之林。科学文化哲学并非凭空建构的，它同西方科学哲学的学术前沿有着很深的关联。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范式：一种是传统科学哲学的“知识论”研究范式；另一种是“另类的”科学哲学的“文化论”研究范式。二者陷于困境的根源在于，“都没有将科学看作是一种文化”。于是，前者由于切断了科学知识的文化之根，因而“变成一种没有文化内涵的科学哲学”；而后者则由于切断了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的关联，因而“变成一种没有科学内涵的科学哲学”。

因此，要摆脱现有困境的关键是，建构一种既不同于“知识论”又区别于“文化论”的第三种研究范式，即“科学文化论”的研究范式，从而建构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又区别于“另类的”第三种科学哲学，即“科学文化哲学”。建构第三种科学哲学的目的在于，“将不仅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现二者的意义和价值，从而达到新的综合，而且最大限度地克服和纠正二者的缺陷和偏颇，从而实现新的超越”。

从实践层面看，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时还强调，“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 在这里，实际上从实践的角度回答了为何要建构、如何建构和建构的目的等问题，其核心思想就是“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这正是科学文化哲学的努力方向。科学文化哲学将实现“让学院哲学面向社会现实”和“使科学哲学中国化”的范式转变，其真实的含义就是，其聚焦点不再是像传统的科学哲学那样，从文献和逻辑出发，为科学及其发展制定出一个又一个抽象的逻辑模式，也不再是像“另类的”科学哲学那样，热衷于站在科学文化的外围，对科学进行无端而抽象的批判与解构，而是强调从实际出发，以问题为导向，特别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问题，包括“李约瑟难题”的文化解析、科学与传统文化、科学与人生观、科学生存论、科学与创新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从知识教育到文化教育等一系列问题。其核心问题是：如何使科学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中茁壮成长？如何在中华文化的背景中更好地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相结合，从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第三个问题，即建构中国自主的科学哲学知识体系有何意义的问题,回答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科学哲学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从学术角度看，科学文化哲学的建构将确立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科学哲学又不同于“另类的”科学哲学的新的研究范式。 这种新的研究范式的创新点在于：一是创造性的综合。它在充分挖掘和发现传统的科学哲学和“另类的”科学哲学的意义和价值的基础上，通过建构“科学文化论”，创造性地实现了二者的综合，特别是“知识论”与“文化论”、内部的科学哲学与外部的科学哲学的综合，从而真正建构一种完备的科学哲学。二是创造性的超越。尽管科学文化哲学依然保留了传统的科学哲学的“知识论”和“另类的”科学哲学的“文化论”元素，但是，它既要让“知识论”找到文化之根，又要让“文化论”沟通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深刻关联，进而从根本上超越各种狭隘的知识观、科学观和文化观，为新时代树立新的知识观、科学观和文化观。

从理论角度看，科学文化哲学的建构将有望纳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战略体系，并为之作出应有的贡献。 无论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或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还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都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分支学科的全面参与，并且对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于中国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来说，难点是要求现代化；而对于现代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来说，难点是要求中国化。中国化和现代化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两个最基本要求，缺一不可。除此以外，还须满足以上所说的“创新的”“体系的”“前沿的”和“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要求。科学文化哲学的建构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它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从中国传统的文化哲学中获得灵感，将原本属于现代西方哲学范畴的科学哲学改造和发展成为具有浓厚中国文化底蕴的科学文化哲学，并且基本达到“创新的”“体系的”“前沿的”和“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要求。此外，建构科学文化哲学的意义还在于，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哲学的结合，在促使科学哲学中国化的同时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从而有助于大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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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从实践角度看，科学文化哲学的建构将有助于促进科学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并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焕发出蓬勃生机，从而大力推进科技强国、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进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建构科学文化哲学的初衷，就是要秉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体现的“格物致知”和“经世致用”的精神，从根本上摆脱学院哲学那种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的窘境，强调要从实际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当然， 首先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问题。 对于中国来说，科学文化哲学所面临的最重大的研究课题包括：一是关于中华文化（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研究。该课题主要涉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当代价值研究、“李约瑟难题”研究、科学与玄学关系研究、科学与人文关系研究等诸多内容。研究的目的是要解决如何使科学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并为科学注入中华文化的磅礴力量的问题。

二是关于如何培育中国特色科技创新文化和造就高素质科技创新人才问题研究。 该课题主要涉及中国特色创新文化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研究、国学与创新文化研究、科学生存论研究、科学与人生观研究、中国特色创新教育研究、中国科学家精神研究等诸多内容。研究的目的是要解决如何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最大限度地凝练和培育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文化，从而培养和造就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高素质科技创新人才的问题。

三是关于科学与中国式现代化相互关系问题研究。 该课题主要涉及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科学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与建构世界科技中心的研究、科学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和价值研究等诸多内容。研究的目的是要解决如何使科学紧密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在大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同时，也有力地推进科学的创新性发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