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我解释学的起源》演讲开始，福柯引用了现代精神病治疗史上的一个小插曲：一位名叫勒雷的法国精神病医生，他如何治疗，
或者治愈一位有幻听和幻想等症状的精神病患者。
医生要患者承认自己是疯子，
并答应不再相信幻觉；至于治疗措施，
那就是有名的冷水淋浴。
每当患者表现出犹豫时，
冷水就冲向其头部，
于是患者连忙承认自己是疯子。可当冷水停止，
患者又会申辩自己这样承认是因为医生的强迫，
而他千真万确听到了说话的声音，
并且真的看到了四周的敌人。
当冷水再次冲下，
患者再次承认自己又在胡说八道。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的治疗实在没有什么科技含量，其暴力手段又使人想到从古至今在司法领域中使用的刑讯逼供。通常刑讯逼供用于正常人，而这里的
“逼供”
却用在精神病患者身上，
这难道不是明显用错了地方？
因为所谓疯子，其定义就是丧失了理智，
那么强迫精神病人承认自己是疯子，这样的
“承认”
有价值吗？
难道作为理性杰出代表的医生就丝毫没有意识到其治疗措施的不合理性？
原来，
在古时候西方的确流行过所谓
“真相疗法”，
即只要让患者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和现实无关，
疯子就治愈了。
那么勒雷医生的治疗也属于这一传统吗？
不完全是。
事实上，
福柯要研究现代主体的谱系学，
他引用勒雷医生的治疗例子，
目的在于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到近现代西方主体的起源这个大题目上来。
自我是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一个研究对象。福柯在演讲中从哲学角度，通过权力、
真相、
主体的关系来研究主体的历史形成和演变。
按福柯之见，
在古希腊尚无自我解释学。
在古希腊，
著名的德尔斐箴言告诫世人
“认识你自己”，人们时常把这句话和后来的认识论传统相联系。
但在福柯看来，
这句话在古希腊并不太重要，
尤其和后来的认识论传统根本是两回事。
这句箴言只是古人
“关注自己”
的一个方面，并未由此而开创一个认识论传统。
在古希腊，
人们当然关注自己，
苏格拉底就呼吁人们关注自己，
但这种关注的目的并不在于分析自己的一言一行，
并不在于仔细审查自己的思想，以便去发现一个被掩盖的神秘自我。人们时常回忆人生箴言和行为准则，回忆自己的所作所为，目的是检查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准则。回忆准则是为了从中获取力量。人们还就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向朋友、导师等人请教，
但只和后者保持一种临时的关系，
因为这种请教的根本目的在于让求教者获得自主。
所以在古希腊，
个人既是认识主体，
又是意志主体，
或者认识和意志合二为一。
但从基督教开始，
从新的自我技术角度来看，
一个新时代便开始了。
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它首先要信徒相信上帝，并履行一系列义务。信徒首先有义务笃信教义，其次还有另外一类义务，就是信徒必须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身上发生过什么事，自己犯过什么过失，面临什么诱惑等，他还必须把这一切告诉他人。福柯从基督教最初的告解仪式中归纳出一种自我技术，叫作
“表现真相”。
据福柯的研究，
告解在早期基督教那里并非一种忏悔行为，
而是表示一种身份，
针对那些犯有罪孽的信徒，
使他们免于被永远逐出教会，
但他们必须遵守一系列规定，
涉及生活的很多方面。
譬如，
他们必须在告解仪式中
“表现真相”。
他们的真相是什么？
他们的真相就是罪人，
而身为罪人，
他们必须以实际行动向众人宣示这一点。
告解人身着苦衣，
满身尘土，
跪在修女和神父们面前。譬如犯有淫乱罪的法比奥拉，
她展示的就是散乱的头发，
苍白的脸孔，
粗糙的双手，
凌乱的胸部，
连昔日的漂亮脸蛋也是伤痕累累，
她的义务就是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创伤。
告解人要表现其内心的痛苦和羞耻、
卑微和谦逊，
并以戏剧化表演来展示其最真诚的悔过。
对于在一旁观看的众多信徒来说，告解人的举动当然也是一种警示。于是，
“表现真相”
就通过告解仪式造就了一个罪人，
而随着告解仪式的演变，
所有信徒都必须表现这种真相，
说到底，
所有信徒都是上帝面前的罪人。
据福柯的研究，大约在
4
—
5
世纪，基督教又发展出了一种新的自我技术，叫作
“述说自己”。
在基督教最初几个世纪，
告解仪式的要旨在于戏剧性地展示告解人的罪人本质，但随着
“述说自己”
这一技术的发展，
告解仪式趋向于言语表述，
接近于后来的忏悔。
从身体方面的穿着和举动向言语方向发展，
依福柯之见，
这一变化对西方基督教自我文化的影响十分巨大，
甚至可以说决定了后来西方自我文化的发展方向，
影响所及，
直至近现代社会。
如果说
“表现真相”
是用身体和动作来坦白自己的罪人真相，
那么
“述说自己”
就是用言语来坦白自己的罪人真相。
在此意义上，
基督教就是一种让人忏悔、
让人坦白和悔过的宗教。
那么
“述说自己”的什么呢？
或者说坦白什么呢？
自己的思想，
包括罪孽。
可思想并不容易把握，
于是就必须对思想进行严格的审查。
既然基督徒的修行就是冥想上帝，
那么所有干扰这种冥想的思想都必须予以清除。
自我审查，
或者说心灵审查，
古希腊的哲人们早就使用这一技术了，
那主要是为了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准则。
基督教的
“述说自己”
则扩大了审查范围，教徒不仅要审查头脑中产生的思想，尤其是那些会使人的信念发生动摇的激情，还要审查头脑中产生的形象、念头、暗示等。这就把审查对象扩大到一个先于行为、先于意志，甚至先于欲望的领域，目的是把握思想中那些几乎难以察觉的波动。每个人的思想都是形形色色、杂七杂八的，而修道士的任务却是冥想上帝，所以就必须严格审查思想，看看思想到底是来自上帝还是来自魔鬼撒旦。由于撒旦的狡诈，坏思想可能会以好思想的面目出现，因此修道士必须学会辨别思想的性质。但仅仅审查思想还不够，修道士还必须做一件事情，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向他人，尤其是向自己的精神导师坦白自己的思想。这就是“述说自己”，这是坦白的另一种形式。精神导师拥有丰富的心灵审查经验，能解答修道士在修行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述说自己”这一新的自我技术不同于古希腊的自我技术。其一，
在古希腊的修道传统中，
弟子向导师求教，
一般是导师说话，
弟子倾听。
导师能否说服弟子，
能否解答弟子的疑惑，
这主要取决于导师本人的雄辩能力、
洞察力和分析能力。
但修道士
“述说自己”，
主要由弟子说话，
导师倾听。其二，
在古希腊，
弟子和导师的关系是短暂的，
但修道士通过
“述说自己”
却和导师建立了一种长期的，
甚至是终生的关系。
有些类似于中国人所谓的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的情况。
其三，
在古希腊，
弟子向导师求教，
导师的教诲在于帮助弟子渡过难关，帮助弟子重新确立其自主地位。
而由
“述说自己”
而来的却是弟子对导师的绝对服从关系，
弟子由此丧失了自己的意志。
福柯在演讲中提到一个例子：
一位修道士预感到自己快要死亡，
但不敢擅自做主，
便向导师请示，但导师不同意，
修道士于是又坚持了若干时间，
最后获得导师允许之后才死亡。
福柯在其晚期学术生涯中专注于研究主体和自我问题。人们往往认为福柯由此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实际上，
贯穿福柯学术研究的一根主线，
应该就是主体或自我问题。
有人问福柯：
“您是哲学家吗？
”
福柯回答说：
“我真的不知道，
也许我不是哲学家。
不管怎么说，
我想我始终在关注的问题却是一个哲学问题，
这就是
‘什么是启蒙？
’。”
其实，
福柯清楚地知道，
他就是哲学家，
只是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不同于传统哲学家。
可以说，
福柯是一位研究现代主体的哲学家。
早在福柯研究自我解释学之前，
他就已经研究了近现代西方社会的众多主体，
如疯癫主体、
犯罪主体、
性主体等，和近现代规训技术相联系的则有工厂制造的工人主体、
军队制造的军人主体、
学校制造的学生主体，
而现代生物政治当然制造了生物主体。
福柯在研究性主体的过程中注意到，至少从中世纪起，坦白就成为西方社会产生真相的一大重要程序，因此在西方社会中广泛存在着招供或坦白现象，如在司法、
医学、
教育等领域，
直至家庭和性爱关系。
坦白什么呢？
人们坦白自己的罪行、自己的罪孽、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欲望、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梦、自己的童年、
自己的疾病、
自己的不幸等。
在哪里坦白？
在公共场合，
或在私下进行。
向谁坦白？
向自己的父母、
老师、
医生、
所爱之人坦白。
人们或者主动坦白，
或者被迫坦白，
总之都必须坦白。
所以福柯在
《认知意志》
中说：
“西方人变成了坦白动物。”
近现代关于性的认识和知识都是从哪里来的？
一大主要来源就是人们广泛进行的坦白话语。
近现代社会规训权力的个体化治理就和人们的坦白实践相辅相成：
规训权力通过坦白深入到个体的行为举止，
直至个人隐私（保护个人隐私诞生于现代西方社会，
这应该不是偶然的），
由此产生的认识，
或者上升到理论的知识又反过来促使人们进一步坦白，
如此循环不已。
当福柯要研究现代西方主体的谱系和由来时，
他遇到了造就主体的一大自我技术，
那就是坦白。
一如福柯之前所定义的疯癫、性、
权力等，
自我首先不是一种自然的实体，
自我是每个人自己和自己所建立的关系类型。
这种关系类型由何而来？
这就涉及造就自我的所谓自我技术，
或者自我工艺（
technologie
）。
福柯使用技术和工艺等词，
当然不是偶然的。
技术和工艺通常和生产相关，
人的主体或自我实际上和物质产品差不多，
都是特定技术和工艺的产物。
福柯在演讲中概括了基督教的两大自我技术，
就是“表现真相”
和
“述说自己”。
“表现真相”
制造了一个什么样的主体？
一个有着固有本质的主体，
每个信徒都有义务以实际行动去表现这种真相。
“述说自己”
又制造了一个什么样的主体？
一个有着各种思想问题的主体，
一个有着深藏秘密的主体，
一个必须严格审查自己思想的主体，
一个必须时刻解释自己思想的主体，
一个必须向导师坦白自己思想的主体，一个必须绝对服从导师的主体。这就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中自我解释学的由来。为什么要解释自己的思想？不是因为思想本身有什么问题，主要是自我技术使人在思想方面寻找问题，结果便发现了思想问题。而一旦发现了思想问题，就要进一步审查思想，挖掘更深的思想问题。自我技术就这样不断复制相应的主体和自我。
福柯在《自我解释学的起源》的演讲中，从勒雷医生的治疗实践开讲他的现代主体谱系研究，其目的应该就是把坦白置于一个远远超出狭义治疗范围的社会环境之中。勒雷医生为什么要强迫他的患者承认自己是疯子？根本原因不是医学的，而是因为勒雷医生生活在一个特别能使人坦白的文化之中，或者说他不过是把坦白技术运用到治疗实践当中而已。福柯通过勒雷的治疗实践这一历史小插曲，实际上展示了其背后悠久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也正是福柯研究的一大特点：常常从历史上不起眼的人物、事件、技术等因素入手，然后从小到大，由点到面，慢慢展示出一幅巨大的历史画面。通过自我技术，或者自我工艺来揭示自我的建构，由此说明自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特定自我技术中产生的。有什么样的自我技术和自我工艺，就有什么样的自我，就有什么样的主体，就像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一样。自我技术和自我工艺一方面造就了自我，同时也束缚、限制、固化了自我。福柯正是在此提出了突破传统自我技术的任务，此任务即在于勇于创造新的自我体验方式，勇于创造新的自我，而这也正是福柯孜孜以求，并身体力行的生存美学。
众所周知，福柯在年轻时患有焦虑症，并有自残行为和自杀企图，其中原因当然和他的同性恋性倾向有关。据福柯后来的研究，同性恋在近现代西方社会被视为异类，而“反常者”、“病态人”等称呼就是他们的标签，他们有时候被关押，有时候被投入监狱，有时候被强制治疗，备受歧视。但福柯的研究却表明，疯子和同性恋等人并非自古以来就一直被视为异类，他们的遭遇并非源自他们自身固有的什么本质，而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因素，如特定的社会环境、特定的治理模式、特定的知识类型等。一旦上升到这样的认识，福柯就可以超越近现代社会规训权力所制定的正常和反常标准，不再拘泥于世俗的是非准则。在此意义上，福柯从研究疯癫开始，一直到后来研究主体或者自我解释学，这种研究绝不仅仅是学术意义上的探索，它对福柯来说具有安身立命的含义。福柯生活在一个歧视，甚至迫害同性恋的社会环境之中（福柯死于
1984
年，而联合国所属世界卫生组织在
1990
年，才在其世界卫生大会上正式把同性恋从疾病名单中除去，即不再视同性恋为不正常），而他却能够按照自己的性倾向去生活，置歧视同性恋的社会规范、科学定义、伦理道德于不顾。福柯的人生经验不免会使中国人想到无数的中国名人：如果老舍也能达到福柯的认识，他还会跳进太平湖吗？如果傅雷夫妇也能达到福柯的认识，他们还会关闭门窗，打开煤气吗？哈姆雷特有一句名言：“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实际上，
“生存还是毁灭”
不是一个普通问题，
而是人生最重要的问题。
而且生死往往就在一念之间。
常言道，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实际上即使不回头，
也有可能登上岸，
因为有可能至少在思想上超越时代；
其次，
世道在变，
昨天是问题，甚至是重大问题，
今天就可能根本不是问题。
不妨再来看看勒雷医生的治疗。这种治疗仅仅是医学的吗？不是，
其中包含着政治或者治理。
当勒雷医生强迫他的患者承认自己是疯子时，
他同时也在把关于患者的真相或真理强加给患者，
并要患者按此真相来认识自己，
由此来调节自己的行为，
达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状态。
这里，
权力、真相和主体这三者紧密地连在一起。
而自我技术恰恰负有这样的使命，
即
“使个人得以通过他们自己（或者借助于他人的帮助），
对他们自己的身体，对他们自己的灵魂，对他们自己的思想，对他们自己的为人，实施某些操作，而这样做是为了改造他们自己，改变他们自己，并达到某种完美、幸福、纯洁、超自然能力等状态”。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是一种政治动物，因为人必须过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中就有政治。福柯现在进一步指出：人是一种政治动物，人的自我，人对自己真相的了解和认识，人对自己行为和思想的控制等，这些都是权力用来治理人的手段。在此意义上，
主体的真理或真相绝不是和权力对立的。
自我并不外在于政治，
每个人的自我当中已经包含了政治，
而这就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政治。因为按福柯之见，
所谓治理包含两个方面：
被他人指导和个人自我指导。
“个人被他人指导的（方法）在此和他们自我指导的方法相互连接，我想，
这就是我所谓的
‘治理’。”
福柯又说：
“在被治理者身上总是有某种结构，
而此结构使他们可以被他人治理。”
由此可见，
自我、
对自己的认识、
对自己的控制，
以及和自己所建立的关系类型，
这其中就已经包含了政治和治理，
而这也正是人之所以可以被治理的根本原因。
虽然勒雷医生可以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把关于患者的真相强加给患者，而患者也不得不在每次冷水淋浴时接受关于自己的真相，但好像每当有机会，患者还是会再三强调：是您要我承认的。也就是说，
在患者的内心深处，
他并不认同这种关于他的真相。
在患者的这种倔强态度中，读者或许可以看到一种隐喻，
那就是批判、
抵制和真相政治如影随形。如果再由此来看看老舍和傅雷夫妇的例子，他们最后的决定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达到福柯的认识？绝望可以和反抗分开吗？或者说，绝望本身难道不就是一种反抗？按照“文革”
时候的说法，自杀就是自绝于人民，这种说法实际上并不完全错误，人们当时至少看到了自杀中所包含的抵制和反抗因素。
福柯通过自我技术解构了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自我解释学，其由来、
其结果及其代价。
至少从
4
—
5
世纪起，
西方人为了知道自己是谁，
为了破解自己的奥秘，
一代接一代地去解释自己，
去审查自己的思想，
并接受对精神导师的绝对服从关系，
不惜放弃自己的意志，
以这种弃绝自己，
或牺牲自己的方式造就了一个自我文化的宝藏，
其中包括由释梦、回忆录、
日记、
谈话录、
坦白等一系列实践所造就的庞大话语库。
那么这种自我解释学的基础何在呢？
更何况这种自我解释学还和人的自我牺牲这一义务相联系。
福柯把西方文化中的人类学、
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运动，
统称为
“解释学”，这种解释学
“在于从自我开始，
从其作为一种主观经验的体验出发去发现、
去寻找某种东西，
而这种东西可以普遍地充当人类的客观认识”。
到了近现代社会，
医学、
精神病学、人类学、
心理学、
司法实践，
都试图把古老的自我解释学建立在人的实证基础之上，
以便挽救或者继续自我解释学。
那么成功了吗？福柯认为没有。福柯的结论是：“现在也许是我们自问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了，即我们是否真的需要这样的自我解释学。也许自我的问题并不在于发现自我在其实证性中是什么，也许问题并不在于发现一个实证的自我，或者并不在于发现自我的实证基础。也许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发现，自我不过是我们历史上所建构工艺的历史相关物而已。”不管怎么说，
“这种自我解释学的基本假设，
就是我们必须在我们自己身上找到一个被深深隐藏的真相，
必须破解它，
就像破解一本书，
一本神秘的书，
一本预言书，
一本神圣的书，我认为必须摆脱这样的假设”。
福柯在解构了西方的自我之后，提出了设想和创造新的自我的任务。福柯不承认加在他身上的虚无主义这个标签，自认为是一个道德学家，而他所倡导的道德就是拒绝、好奇和创新。
拒绝就是拒绝自己的所是，好奇就是对传统的自我进行谱系分析，
用历史的、
知识的、
技术的多种因素来解构被视为永恒的、
普遍的真相和真理，
然后由此出发去创造。这里不难理解福柯接近马克思的一大原因，
因为马克思也不从人的所谓永恒人性去解释人，
而用人的具体生活实践，
如生产过程、
经济关系等历史因素来解释人。
福柯提出拒绝、好奇和创新三原则，可以说拒绝和好奇都是手段，创新才是目的。就自我来说，关键在于把自己的人生变成一件艺术品，前提条件就是摆脱世俗所界定，所认可的自我。所谓美学的、艺术的人生，并不一定和狭义的美学和艺术相关，在哲学层次上，美学和艺术的人生首先是超越世俗是非标准的人生。尼采的所谓“超人”就不是什么具有超人功能的神灵，而是超越了世俗善恶标准的人。在此意义上，
福柯对西方自我的解构，以及他对美学和艺术人生的追求，
对今日生活在一个物欲极度膨胀的社会环境中的人们来说，
或许有着特殊的启发意义。
福柯对西方自我解释学的研究，对中国读者或许还有理论上的启发作用。学习和引进西方的高科技，最终目的在于提高我们自己的科技水平。同样的道理，借鉴西方的社科理论，根本目的也在于开拓我们自己的思路，研究我们自己的问题。如果提一个福柯式问题，那就是中国人的自我是如何建构的？中国古人在数千年历史上如何建构自我？如果说传统的自我问题太过遥远，那么一个当下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自我是如何建构的？我们今天的自我是怎么来的？按照福柯对自我所下的定义，自我就是主体和自己建立的关系类型，那么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中国人围绕什么，通过什么程序或技术，建构了什么样的自我关系？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国人的自我有什么关系？毫无疑问，相对于昨天的自我，今天中国人的自我已经发生极大变化。但大变中是否还有一些不变的东西？
在中国文化中，人们不太注重研究主体的认识条件这样的问题。譬如
“格物致知”，中国的先哲们不断对此予以阐发，但好像没有人从康德的“批判”
意义上来加以研究，
也就是没有提出什么是
“格”
本身的条件，
能够
“格”
到什么
“物”，不能
“格”
到什么
“物”，
能够达到什么知识，
不能达到什么知识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