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巍 | 相为表里：北宋河东路忻、代二州堡寨体系考述

修筑城池、关隘、堡寨等防御工事历来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主要手段之一。相较建造城池重镇，堡寨等防御工事具有营建速度快、成本小的优势，可迅速填充边境之地的防御空白，并成为控扼边境交通线路的重要节点。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平北汉后，逐渐确立了对河东路的控制权，在北部与辽军直接对峙。修建堡寨成为宋军防御辽军的主要策略之一，并逐渐形成以方田、塘泺、堡寨为主的防御体系。正如宋人薛季宣言：“河东……有塘泺、方田、稻田、榆塞为之险，城堡、寨、铺为之防。”[1]这一体系在对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阻止辽军南下的坚实壁垒。关于北宋西北地区的堡寨，学界对其数量、形制、规模、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2]相比之下，对河东路堡寨的研究则尚处于对建置时间、地理分布等问题的考证阶段。[3]学界虽有提出河东地区“堡寨防御群”的概念，但是对其体系的考证、论证并未深入展开。[4]在此基础上，笔者试从历史军事地理视角切入，进一步探讨河东路北部缘边堡寨修筑的背景、堡寨防御体系构建等问题，并分析其在宋辽战争中的历史作用。

（一）辽军南下与宋廷防御策略的确立

北宋河东路忻、代二州，地处宋辽交界地带，地理范围相当于今山西省忻州市大部、滹沱河上游地区。其地北部、西北部紧邻辽国，东衔河北，南接并州，是并州地区的北大门。北汉立国后，因此地紧邻契丹，成为北汉统治较为稳固地区。宋平北汉后，宋将郭守文于代州击溃刘继文，正式取得代州一带的控制权。[5]初平北汉后，河东路边防形势极其严峻。宋人曾言：“河东初平，人心未固，岚、宪、忻、代未有军寨。”[6]其言难免夸张，但北部缘边州军的军、寨等防御体系尚未建立则相对属实。为防止辽军南下，宋初以潘美为河东三交口都部署、杨业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驻军于并、代两大重镇。杨业被俘后，继任者知代州张齐贤力主在河东路沿边要害之地增设壁垒，指出“若缘边诸寨抚御得人，但使峻垒深沟，蓄力养锐，以逸自处，宁我致人，李牧所以称良将于赵，用此术也”[7]，即以堡寨体系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并以赵国大将李牧御边之策为例。边境将领之外，朝中大臣亦有提议在边界地区修筑城寨进行防御。太仆少卿张洎认为“缮修城垒，依凭阻险，训戎，聚谷，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策之上也”[8]。太宗采纳了这一防御策略，宋军于缘边忻、代等州军修筑以堡寨为主的防御工事逐渐展开。

高梁河之战后，辽军进行了报复性反击，自太平兴国四年至景德元年（1004），双方发生大小军事冲突18次之多。辽军频繁南下之时在边境地区设置诸多堡垒占据要害，积极防御部署。当时被宋军俘虏的辽军曾言：“（契丹）虑王师致讨，颇于近塞筑城为备。”[9]具体而言，其先于“代州雁门、西泾、护国、南川置寨”[10]，又置垒三十六[11]，在飞狐一带亦置有直谷[12]、小冶等寨，足见辽军在河东路边境地区所筑寨垒并非少数。每寨（栅）驻军的人数史籍无载，参考其在东北地区驻兵状况，“去海岸四百里立三栅，栅置兵三千”[13]。熙宁划界后，辽军重新规划沿边兵寨烽铺，《辽史·萧韩家（奴）传》载：“（辽道宗大康）三年，经画西南边天池旧堑，立堡寨，正疆界，刻石而还。”[14]

（二）堡寨修筑的自然地理环境

忻、代二州，北依恒山、雁门山，与契丹朔州、武州、应州相隔，东临太行山，与蔚县接壤，西接黄嵬山、云内山，南靠五台。相比一望无际的河北平原，忻、代二州境内大小山峰百余座，自西向东主要有泰戏山、夏屋山、雁门山、黄嵬山、崞山等。北部高峻连绵的山峰是天然的屏障，宋之前的中原王朝已利用这些天险构筑了雁门、西陉等关隘进行防御，宋军则将防御重点放在山脉相交的河谷地带，着重控制南北走向的交通路线。

西北三路在宋人笔下多为高寒、沙碛之地，尤以陕北一带最为突出。宋军在营建堡寨的军事行动中，因水资源供给不足导致城池被围、大军溃败的例子比比皆是。麟、府二州皆因战时水寨被切断导致城池被围，永乐城之战亦因城池缺水导致大军溃败。同为黄土高原丘陵地带，河东路北部忻、代二州城寨的水源供给相对充足，北宋一朝未有宋军因水源匮乏兵败的记载。发源于代州泰戏山一带的滹沱河，呈东北西南流向，横穿忻、代二州，水体类型丰富，水量较大。大石寨，“寨城外水中常有光澈明，人颇异之。后有以网筌取鱼者”[15]。从寨外水体可以钓鱼的事实可以推断当时大石寨外河流水量充沛。大石寨遗址位于今繁峙县砂河镇后河村北约500米一带，东西两侧有冲沟。[16]

河东路忻、代二州北倚雁门，南临滹沱的地理环境为宋军于此构筑城寨提供了天险（崇山峻岭）和地利（水源补给）。基于此，置城设寨成为河东路北部缘边防御辽军南下的主要策略之一。

（一）堡寨修筑的时空进程

1.堡寨的建置

从宋初行政区划来看，县下多设乡、镇，又于险要地区设置堡寨，“寨置于险扼控御去处，设寨官，招收土军，阅习武艺，以防盗贼。凡杖罪以上并解本县，余听决遣”[17]。就层级而言，一般寨的规模大于堡，铺（舍）又次之。寨一般设寨官、知寨、寨主，堡有知堡，为军政长官。基于河东路北部缘边的重要性，元丰年间将其寨主、监押人数增至二人。[18]当时多以禁军驻守堡寨，“缘边禁旅，多分守城寨”[19]。驻军规模“寨兵各有定数，建宁置一千五百人，其余四寨，各止三百至五百”[20]。可见，类似建宁军的大寨规定驻扎人数为一千五百人，一般寨只有三百至五百人，存在较大差距。

堡寨之下设铺（又称“铺屋”“铺舍”），它是边境地区防御体系的基层单位，类似今天的哨所。[21]铺的首长称为寨铺使臣[22]，驻扎有铺卒（守铺卒）。在河北边界，“太宗置寨二十八，铺百二十五”[23]，其功能“系境上候望相接，司察边事者，实与州军关县相为表里”[24]，是集侦察、防御、驻军等为一体的军事设施，与州军关县相互依托。在宋辽边境地区，铺屋既是双方直接对峙的军事设施，又是占据领土、宣示主权的主要手段之一。仁宗时期，“戎人移建铺居，侵越代州疆界，吏止之，奋兵与汉兵斗”[25]。与宋军针锋相对，辽军亦在缘边地区设置大量铺舍，其铺兵“执行侦查侯望、牒报警传等任务，并协助‘巡马’等边防军人巡边扰敌，起到了巩固边防、保卫国土安全之作用”[26]。

2.堡寨的时空分布

面对辽军频频南下袭扰，宋人因地、因时制宜，于河北、河东路一带修筑城池，驻扎重兵，构筑起完备的防御工事以抵御辽军。太平兴国年间，杨业知代州期间陆续营建堡寨，多于忻、代二州缘边地带，其多“选择形势要害堪作守御寨基去处”[27]。此后历任知州纷纷修缮城池、堡寨，加强战备。端拱二年（989），“陈恕自河北营田使知代州，葺城垒战具。太宗知恕有心计，召为盐铁使”[28]；咸平元年（998），柳开知代州，“葺城垒、战具”[29]。在历任代州长官营建下，最终建立起以忻、代二州城为中心的堡寨防御体系，“起代州至忻州东北故三边，每寨各当川谷之口，控胡骑走集，凡有谷路大小通契丹界四十四”[30]。笔者根据史料考证和实地考察，将忻、代二州大部分堡寨落实具体村镇，整理为表1。

表1 宋初忻、代二州堡寨筑造统计

由表1可见，北宋时期河东路缘边地区堡寨多修筑于北宋初期，以太平兴国、雍熙年间为主。从各州军堡寨数量来看代州最多，共有堡寨17处；忻州4处。从地理分布来看，堡寨多分布在滹沱河南北两岸，宋辽边境，恒山、雁门山等山脉控扼交通要道的峡谷地带。

（二）堡寨体系的形成

作为军事防御实体，单个堡寨在军事上的作用相对有限。因此，构建堡寨体系，形成相应的堡寨防御群就十分重要。北宋知延州范雍在谈及环庆路堡寨时认为“边寨甚密，远者不过四五十里，近者三十里，列据要害，土兵得力”[31]。堡寨间适当的距离对于相互支援、威慑敌人具有重要作用，而忻、代二州沿边堡寨的距离、堡寨之间防御力量的配置，以及形成防御体系等问题值得深入探究。

1.防御体系

通过统计《武经总要》中河东路缘边堡寨间距离（表2）可知，堡寨间距离最近为8里，最远为70里，大部分堡寨间距离30里左右。除自然地理环境影响外，30里也是通常急行军能投入战斗的距离。当笔者将堡寨之间的距离在地图上标注后，竟完整地绘制出一条忻、代堡寨边防道里图，这也体现出宋人对堡寨间横向防御的重视。堡寨之间横向道路多为高大山川阻隔，路况较差，并不能承担大部队行军和物资供给等需要。因此，以河谷为依托的堡寨间纵向联系就十分必要，依托滹沱河支流河谷、道路形成以代州、崞县、繁峙三州县为中心的堡寨防御体系。通过上述资料可见，忻、代二州防线以代州为核心，西起云内寨，东至瓶形寨，共计400余里，可分为西、中、东段三个防御单元（图1）。

表2 宋初忻、代二州沿边堡寨道里统计

西段西起云内寨，东至西陉寨，防御横截面170余里，以崞县为中心，下辖楼板、阳武、石硖、土墱四寨。[32]崞县控扼要地，为朔州、代州南下忻、并二州的交通枢纽，“在州西五十里，敌楼战具全”[33]。为防止辽、西夏突袭，宋廷在此驻扎重军，以支援代州和河西地区。庆历二年（1042），“以御前忠佐马军都军头田朏为西京作坊使、并代州都监，东头供奉官郝质为内殿崇班、忻代都巡检使，并领兵屯崞县以控扼二敌”[34]。

图1 北宋忻、代二州沿边堡寨防御体系

中段为雁门寨、西陉寨一线，其以代州城为核心，防御横截面为60余里。[35]代州是北宋防御的重镇，大中祥符元年（1008）设河东路沿边安抚司于代州处理相关事宜。这一防线核心为代州雁门县，辖胡谷、雁门、西陉三寨。[36]虽然此段防线较短，但道路较多，宋辽军队频繁围绕三寨进行博弈，故亦是宋军防御重点。王珪称：“雁门扼晋山河，北有强敌，西有劲羌，盖天下精兵之处。”[37]

东段东起茹越寨，西至瓶形寨，长约213里，以繁峙县作为中心，下辖茹越、大石、义兴冶、宝兴军、瓶形、梅回、麻谷七寨。[38]关于繁峙县的军事地理价值，《武经总要》载：“繁畤县，在州东六十里，敌楼战具全。”[39]可见宋人十分重视繁峙县城的城池战备，修建有敌楼，军备充裕。这一防区长度最长，为加强这一防线的防御，元丰三年（1080）五月下诏：“增代州繁畤县令一员，仍以使臣为都监。”[40]

上述东、中、西三个防御单元共同构筑起忻、代二州的防御体系。时人对于代州城池、堡寨体系有着深刻的认识，称“代州地形号牛角川，繁畤、崞县二县，各屯戍兵以相犄角”[41]，阻击辽军有较大地理优势。其在实战中亦效果显著，张齐贤土磴寨之战胜利的原因，除去埋伏兵于土磴寨奇袭外，与其在繁峙、崞县两地军事胜利不无关系。有载：“端拱初，虏自大石路南侵。张齐贤预简厢军千人为五部，分屯繁峙及崞县。下令曰：代西有寇则崞县之师应之，代东有寇则繁峙之师应之，比接战，则郡兵集矣。至是，果为繁峙兵所败。”[42]

2.防御工事

（1）方田。是一种利用沟壑注水并穿插分块以限制军马南下的防御工事。[43]军事学家蒋百里指其渊源可追溯至西周的井田制，“古时的中国民族，当他走入农业经济时代，就遇着游牧民族的压迫，可是他能应用治水术，编成方阵形的农田（即井田）以拒绝骑兵及战车之突击”[44]。端拱二年（989），宋太宗下《令沿边作方田列寨栅诏》，“令沿边作方田，分颁条制，量地里之远近，列置寨栅，此可以限其戎马而大利我之步兵也”[45]，方田规格“广袤相去皆五尺许，深七尺，状若连锁”[46]。翟守素亦曾为代北方田都部署，负责营建代北方田事宜，“上方考古道，兴方田，俾封疆之臣修耕战之备，公为代北方田都部署。事毕，改并州兵马钤辖”[47]。河东路方田主要分布在崞寨、石岭关一带，崞寨位于滹沱河西岸，邻近崞山。《武经总要》对崞县周围的水域状况论述详细：

县西旧有九河：一曰羌河，二曰唐昌，三曰马墟，四曰郜村，五曰龙泉，六曰白泉，七曰五里，八曰军坊，九曰宇父。淳化中，尝浚之，以捍狄人南牧。[48]

可知，崞县一带滹沱河及其支流水网密布，曾有大小河流九条，不仅是稳定的生活水源，亦可疏浚改造成为防御设施。淳化年间（990—994），为限制辽军南下突袭，宋廷疏浚九河以限制戎马。疏浚后的滹沱河干流距崞县县城仅二百步[49]，提供了天然的防御屏障。明清时期，崞阳镇北十里有唐昌村，设有唐昌铺。乾隆《崞县志》载，县北二十五里有郜村、北三十里龙泉村。[50]但关于其他河流的位置，史籍记载并不详细。

石岭关寨，扼守系舟山（东）、官帽山（西）山相交处，地势险峻，为云、朔等州军南下太原的要冲之地，太平兴国年间于此置关寨。《宋会要辑稿》载：“石岭关寨，在忻州秀荣县。”[51]《太平寰宇记》亦载：“石岭关，甚险固。”[52]《武经总要》记载：“太平兴国中筑，在州南三十里。山势回抱，号为险阻。其路可行单车，旧有关城控扼。庆历中，关南削山为城，即烽火山。南正控山口，西连天涧，地势险深，可遏北虏南牧。山东西沟涧四百余步，开置方田。”[53]其寨城筑造于太平兴国年间，在忻州南约三十里。庆历年间，基于宋辽、宋夏形势紧张，又将石岭关防御体系进行整合，削关南山为城池，其地东、西各有深沟、天涧，可以防止辽骑奔冲。又利用水源，关城西侧利用天涧，关城东侧营造防御所用方田，构建起完备的防御体系。

（2）沟堑与石墙。沟堑指在宽阔平坦且无防御优势之处挖掘壕沟以限制戎马奔冲。河东路大规模的沟堑修筑应始于仁宗朝康定元年（1040）。宋夏三川口之战失败后，作为回应，“枢密院请下缘边部署司，应山险处，并沟堑以绝奸细出入之路，从之”[54]。次年，元昊进攻麟、府二州，并攻陷丰州。宋廷“遣东头供奉官、阁门祗候任黄裳按视岚、石、隰州、保德、火山、岢岚军、地形平阔处，凿为沟堑，以限戎马”[55]。除防御功能外，沟堑亦作为双方边界的寓意出现。韩琦知并州时，为防契丹边民南侵代州阳武寨，“琦凿堑立石以限之”[56]。此外，边界地区还有大量边壕。庆历年间下诏耕种禁地时，只允许耕种边壕之外十里的土地，“诏并代经略司，听民请佃岢岚、火山军间田在边壕十里外者。然所耕极寡，无益边备，岁籴如故”[57]。可见，沟堑在限制戎马袭扰和防止北人南侵土地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宋辽、宋夏边境地带还以石墙为界。元丰八年（1085），火山军驻区发生辽军修筑石墙以蚕食土地的事件，《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河东路经略司言：‘北人于火山军界叠石为墙，虑蓄奸谋为侵占之渐。’诏：‘左藏库副使赵宗本诣墙所体访，画图以闻。如侵旧界，即移牒毁拆，仍当为先备。’未几，复言北人声言欲争据石墙，乞增兵防托。诏沿边安抚司密共觇视，若侵占有实，奏拆去”[58]。对于此次挑衅，宋人极其重视，下令实地勘察，若辽军侵占旧界，即下令拆毁。元祐元年（1086），“河东路经略安抚司言：‘火山军北界，顺义军牒理会垒起石墙事，已指挥缘边安抚使，依前后朝旨审度便毁拆，及重别定写北界牒本去讫。’诏可”[59]。同月，“河东经略司言火山军申，依朝旨，拆毁垒起石墙，次日有北人二百余骑，来张千地内施放弓箭，射中石姓、赵立等。诏河东经略司，暗设堤备，以理说谕，候退，有再垒下石墙，侵越界至，即便依前折毁”[60]。如此往复，足见宋人对于辽军南侵的强硬态度。

（3）长城。作为中原政权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工事，长城的筑防从战国延续至明朝。虽然北宋时期的堡寨体系取代了长城成为宋军防御的主要工事，但岢岚军亦曾修筑长城。岢岚军位于宋辽边境，其城“正当北界要害之地”[61]。欧阳修在《论西北事宜札子》中建议加强对岢岚军防御工事的修建，指出“岢岚军地接草城川口，无险可恃，而城小壕浅，须合增城浚壕。乞降指挥下河东，那打百草厢军及本军系役兵士，早并力修葺”[62]。太平兴国四年、景德元年，宋军曾于此分别大败北汉、契丹军队。其城东有草城川，“川口阔一里余，川中有古城。景德中筑长城，控扼贼路”[63]。《文献通考》亦载：“景德中，筑长城于草城川口以为控扼。其草城川、峨婆谷、洪谷、朝谷四路，皆契丹界。”[64]关于北宋时期的长城，光绪《岢岚州志》亦有记载：“长城，在州北一里许，俗呼长城梁。旧志蒙恬筑，一云赵武灵王筑。嘉靖间，有地名牛圈窊者，掘其地得石刻，其文云：隋开皇元年，赞皇县丁夫筑。考赵武灵王破林胡、楼烦自阴山、高阙抵雁门、云中，筑长城，阴山、高阙皆岢岚地。后宋太宗五年筑长城于草城川口，历天涧堡而东。岢岚赵地，楼烦故墟，是长城筑于赵，而隋而宋修之无疑，其谓蒙恬所筑者误矣。旧址至今尚存。”[65]又有：“天涧保，在城北五里，俗名按门子。明嘉靖四十二年兵，宪王遴建修亭垣，今废。考宋史，（太平）兴国五年筑长城于草城川口沿天涧保。”[66]另据考古发现，自岢岚城以东至王家岔乡，现存一段20多千米的城墙在北齐和隋朝基础上修建而成。城墙最高处达3米，顶部宽1.6米，并有女墙。在今岢岚县岚涟镇窑子坡村东约200米，仍有保存较为完好的北宋长城遗址窑子坡段。[67]

（4）防护林。军队在森林中推进速度往往低于开阔地带，边境地区森林的大面积覆盖可使河谷、山麓地区形成大片遮蔽地，起到防御作用。北宋初期“禁地”政策实施，将边民内徙，草木植被得到一定的恢复。忻州定襄县有打地和尚与虎豹同居，“退而隐于忻之定襄间，往来深山，与虎豹群居，踪迹神异，人莫之测”[68]；辽清宁二年（1056），始修为全木结构的佛宫寺释迦塔（今应县木塔），亦是当时边境地区树木、植被较多的例证。

宋、辽对峙时期，双方都合理利用防护林作为屏障。宋廷于边疆地区实行“以林为险”政策以限制辽军骑兵冲击。五台山地处宋辽交界地带，“从来禁伐五台山一带林木，以遏胡马之冲”[69]。元符元年（1098）哲宗下诏：“陕西、河东诸路，禁采伐新疆林木。”[70]徽宗宣和三年（1121），“臣僚言：‘忻、代、宁化军界山林险阻，仁宗、神宗常有诏禁止采斫，积有岁年，茂密成林，险固可恃，犹河朔之有塘泺也。比年采伐渐多，乞立法禁。’从之”[71]。可见在河东路，森林景观是和“河北塘泊”同等重要的防御工事，禁止砍伐。南宋绍兴六年（1136），宋高宗对北宋河东路“以林为险”的政策有高度评价，指出“河东黑松林，祖宗时所以严禁采伐者，正为借此为阻，以屏捍外夷耳”[72]。

3.控扼主要交通道路

代州北部雁门山、恒山等山脉虽是防御辽军的天然屏障，但辽军还是通过山间峡谷地带频频南侵。包拯对雁门、勾注一带极其重视，曾言：“三路素为控扼之所……西则雁门、勾注，南入并、代……惟雁门、勾注背长城而南，东西地里稍广，宋与辽古今所由出入之路也，或有侵轶，此最可虞。”[73]又言：“缘云州至并、代州甚近，从代州至应州，城壁相望，只数十里，地绝平坦，此南与北古今所共出入之路也。”[74]其所称城壁相望虽属夸张，但亦能表现出对当时边境防御压力较大的担忧。

宋廷堡寨防御体系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控扼辽军南下的道路。根据《武经总要》，对忻代地区堡寨控扼的交通道路进行统计，如表3所示。

表3 忻、代二州堡寨控扼道路统计

可知，宋人对当时边境地区的交通状况十分熟悉，还按通车骑、通人行等不同路况统计。代州北部四百余里防线，有可通车骑的谷路32条，可通行人的13条，见于史料的共计50余条。若以域内堡寨体系区分，可知以繁峙为中心的堡寨体系控扼道路最多，共计35条，其中通车骑路达20条，这也显示出此防区堡寨体系控扼道路的压力。雁门堡寨体系次之，其西门寨控扼可通车骑路10条，通人行路两条，亦是防御的重点。崞县堡寨体系由于地区邻边里程较少，共控扼通人行道路5条。对重要道路的控制为宋军屡出奇兵奠定了基础，雍熙三年（986）张齐贤正是在土磴寨出骑兵击退辽军。还有宝兴军城位于羊眼河东，亦是控扼代州通往五台山的重要通道（图2）。

图2 北宋宝兴军寨遗址平面示意

澶渊之盟后，为防止辽军南下滋事，减轻边境矛盾，真宗遂下令将边境地区的部分通道堵塞。张耆任太原钤辖向真宗上言：“‘云、应、蔚、朔四郡，间遣人持文移至代州，非觇边虚实，即欲习知道里，宜尽窒诸间道，独留土石谷、土墱路，以示设险。’上然之，于是，擢拜马军都虞候、英州防御使。”[75]辽军不断持文至代州的举动，张耆认为其目的是刺探道路，建议对当时边境道路进行堵塞，只留土石谷、土墱路等防御守备严密之地，以威慑辽军。《宋史·张耆传》中的记载更为明确，“耆因言：‘云、应、蔚、朔四郡，间遣人以文移至并、代间，非觇边虚实，即欲熟道路。宜密谕代州，使自云、应、蔚至者由大石谷入，自朔至者由土墱入，余间道皆塞之以示险’”[76]。大石谷路为云、应、蔚州通入代州的主要道路，土墱路则是朔州至代州的道路，控制此二路便可掌握边境交通的主动权。景德四年（1007）三月，诏曰“北面缘边趋境外径路，自非榷场所历，并令转运使因案部规度断绝之”[77]，遂对宋辽边境地带的交通道路进行整治。还下令各转运使将缘边非榷场所过道路断绝，以较少边衅，实行消极防御。这一政策在沈括《梦溪笔谈》中亦有体现，“今飞狐路在茂之西，自银冶寨北出倒马关度虏界，却自石门子、冷水铺入瓶形、梅回两寨之间至代州。今此路已不通”[78]。可知当时代州东北通往灵丘一带的飞狐路已被切断。

在澶渊之盟前的宋辽交战中，“敌（指契丹）数入寇，官军虽众，罕有成功”[79]，长期任职河北的裴庄甚至建议废罢河北沿边堡寨以集中兵力加强对州城的防御[80]。可见宋军对其在河北地区营建的堡寨体系并无信心。相比之下，河东路缘边堡寨体系在防御中则至关重要。宋人张方平对神宗言：“宋与契丹大小八十一战，惟张齐贤太原之战才一胜尔。”[81]不难察觉发生在河北地区的惨败给宋人造成较大阴影，正因如此，土墱寨大捷才被宋廷高官传颂。虽说宋军胜少负多是常态，但言“才一胜”未免夸张。通过统计可以发现，宋军在河东路对辽战争中竟处于优势。笔者对太平兴国四年宋平北汉后宋辽之间发生于河东路战争的史料进行梳理，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河东路979—1004年宋辽交战统计

上述统计虽囿于资料缺漏，但宋军在河东路的战绩胜多败少应为客观事实。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平北汉至澶渊之盟签订，双方于河东路北部地区交战共计18次，宋军16次获胜占据绝对优势，辽军仅2次胜利。宋军将交战区域控制在以代州为中心，北至云州、朔州、应州，南至忻州一带的滹沱河流域地区，在其强势防守下，辽军在代州一带屡尝败绩，并未能攻陷州城。雍熙年间宋军主动出击，甚至攻克云、朔等山后诸州，将交战区域扩大至辽国境内。代州地区交战次数最多，共计7次，最高达十万余人的一次交战也发生在代州一带，其余战场分布有朔州3次、忻州2次、岚州1次、岢岚1次。

相较河北地区的战绩，宋军于河东地区的诸多胜利与通常认知中宋军战斗力弱的情况不符，这与其北部堡寨体系不无关系。总的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宋军利用河东路北部勾注、雁门、岢岚等山脉险要之处，修筑堡寨、边墙、长城、沟堑、方田等防御工事，并持续强化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实施以弹性防御为主的方针，使得宋军在军事行动中占据地形上的优势。[82]宋军亦不断加强对堡寨体系的修缮。咸平五年（1002），钱若水知并州时就曾“案行边塞，周视亭障”[83]。次年，洛苑使李继和即将出任并代钤辖，李继和上任后即希望巡视边界，进行修缮。但是真宗却言：“‘河东岩险之地，兵甲甚众，敌若入寇，但邀其归路，则可致捷胜，不必率兵而往也。’上察继和之志锐于立功，且虑其刚暴，复戒之曰：‘比者镇戎之城，非汝不立，备知汝之勤悴，唯益务和众，使其尽心，统辖师旅，亦尝畏爱相须。’继和曰：‘事有不便，臣当执守。’上曰：‘不便之事，固宜执守，执守之间，亦须婉顺，则事必和济，不失人情矣。’”[84]体现出真宗认为河东路地形险要，兵马众多，应该以战略防御为主，不应自开边衅。辽军的骑兵部队则多善于在平原地区进行攻击，而不擅长在山区地带进行攻城。

其次，宋军堡寨多位于山脉之间的要道，就使得当时宋辽边境线的道路多为宋军所控制。缘边大石、茹越、土墱、雁门、西陉等寨皆控制入辽通道。利用已控制道路，派遣小规模部队的奇袭和穿插是宋军在这一时期使用的主要战术方针。太宗就曾指出：“朕常戒边将不与争锋，待其深入，则分奇兵以断其归路，因击杀之，必无遗类也。”[85]太平兴国五年（980），潘美巡抚至代州一带，此时辽军十万兵马南下攻占雁门。潘美遂派杨业领骑兵由西陉寨迂回，经小陉至雁门北口与之合击辽军，辽军大败。[86]雍熙三年（986），张齐贤于土墱寨大胜辽军，亦因其地控扼辽军北归朔州道路，宋军两千厢军在此设伏方取得胜利。反之，在监军王侁的错误指挥下，杨业率军与辽军正面交战，最后交战失利。宋真宗时期，河东路采取防御为主的策略，力图把控要道，扼守辽军归路，进行迂回打击。时任枢密使马知节曾言：“今诸将喜用骑兵，以多为胜，且骑兵之多者满布川谷，而用之有限，苟前进而小有不利，则莫之能止，非所谓节制之师也。臣尝谓善用骑兵者，不以多为贵，但能设伏，观戎寇之多少，度地形之险易，寇少则邀而击之，众则聚而攻之，常依城邑以为旋师之所，无不捷矣。”[87]可见，相较一味地强调骑兵数量的观点，马知节认为骑兵的数量不在量而在精，同时利用地形进行穿插、突袭，是宋军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

关隘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军事防御、内部治安以及社会治理等职能。唐代河东道共有关隘34处，是关隘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88]河东路北部设有东陉、石门等关隘，其地理分布、设置密度、防御范围尚且有限。赵宋立国后，合理利用雁门关一带山川广布、河流纵横的地理条件，因地制宜地构建堡寨防御体系，以扩大防御面积，延长防御纵深，在政区上则发展成为一级行政区划，即小型“军管型政区”[89]。据笔者统计，宋辽雁门关长城防线宋军堡寨共有44处，在数量和分布密度上远超唐代，足见其防御体系严密。

在崇尚大一统的风尚之下，武功不振的宋朝常被冠以“积弱”的标签，逐渐成为20世纪初对于宋代军政的基本评价。21世纪后，学界对“积弱”说进行了商榷和修正。[90]笔者亦认为，以“积弱”之说衡量北宋河东路边防体系有失公允，因此分时段、分区域的探讨就显得十分必要。首先，太平兴国四年高梁河之战失败后至太平兴国七年，辽军先后发动满城之战、雁门关之战和瓦桥关之战。就三次战役结果分析，宋军甚至占据一定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宋太宗再次亲征的信心。其次，雍熙三年北伐失利至景德元年澶渊之盟的26年间，辽军先后发动六次较大规模的南侵[91]，宋廷缘边地区进入全面防御阶段。在宋军主力于河北地区屡次败北的局面之下，宋军于河东路则先后取得土墱寨之战等战争的胜利，鼓舞了宋军士气。澶渊之役时，宋军亦在岢岚军、朔州一带大破辽军，为其取得和谈的主动权增加了筹码。最后，从限制辽军活动范围来看，五代时期辽军能够屡次突破石岭关，入宋之后，辽军的活动范围则再未能突破忻州一带。因此，宋军对堡寨体系的经营，以及堡寨在军事行动中所体现的侦查、传递军情、控扼道路、相互支援等作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宋神宗熙宁年间缘边七百余里要地的丧失，对宋军缘边堡寨体系产生灾难性影响，此亦为宋军难以抵抗金军南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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