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蔡锷，一个隐忍的革命者

文 | 羽戈

据侯毅《洪宪旧闻》，1915年11月，蔡锷设计逃出北京之后，袁世凯召财政部长周学熙训话，感慨道：“以彼（蔡锷）临行之谋虑深远断之，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今已远颺，必为吾患无疑。吾生平识人未尝有误，乃卒为此子所蔽。”袁世凯自身便以工于心计、老于谋算见长，幕僚王锡彤曾赞他“缜密、详审实大过人”，他说这番话，不啻是对蔡锷的谋略最高级别的认证。

谈蔡锷的谋略，须得从其沉毅的性情说起。沉毅是褒义词，贬斥蔡锷的人，则称“其人阴鸷，善能掩饰”。抛开褒贬，蔡锷为人，言语少，城府深，潜心默运，不露锋芒，乃是共识。对此，可以长期追随蔡锷、与其同生共死的周钟岳（周氏曾两任蔡锷秘书长：蔡锷担任云南都督，他是都督府秘书长，蔡锷担任全国经界局督办，他是经界局秘书长；蔡锷从北京出逃，他是掩护者之一，为此而受监控）的观察为证：

蔡公恂恂如书生，而英迈不群之气溢于眉宇。其性坚忍深沉，平居不轻自表襮，而遇当为之事则奋厉踔发，穷日夜不息，无论如何险阻，必期于成。又断制力极强，每议一事，众论纷呶，公徐出一言，则当机立断。自奉甚约，洁己奉公，不肯滥用一人，轻举一事。故改革之初，百端待举，而财政尚属裕如。唯褊急少容，是其短耳。

这是持平之论，有赞有弹，不为尊者讳。顺道说一点。蔡锷不是完人，其性格“褊急少容”，陶菊隐《政海轶闻》亦云“松坡所短，在襟怀褊狭，岸然不能容物”。不过我读蔡锷，觉得他待人虽不够宽和，不符古人所讲究的“休休有容”，胸襟却绝不狭隘。如果给人留下峻急、严苛、不能容物的印象，大概在其对部属的管束。他“生性静默，与人谈论，辄扼要数言”，自律如此，律人亦然，1910年担任广西干部学堂总办期间，“诸生好辩者，常恶语怒斥之，甚或掴之以掌，其严烈如此”。陶菊隐说：

蔡生平不好货财，整躬示范，部属皆不敢妄取一介。其后吴佩孚亦不好货财，而吴部多贪婪，吴不之察，人喻为“粪夫”，意谓吴氏仅能洁己，前后皆为秽物也。今之武人，求为粪夫又不可得矣。蔡律部下严，触刑章，必治以应得之咎。从蔡游者恒贫乏无以为生，稍失检，且陷法网焉。人谓蔡之冷峭，有威可畏而无德可怀，然人民之讴思至今罔替，是又足以为训矣。

蔡锷的性情，与其职业、时代背景有关。他是军人，治军从严，纪律至上，赏罚分明，可谓根本，故而养成了其冷峭的性格。他所处的时代属于乱世，乱世需求的人才，迥异于治世。许劭称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是《三国志》的说法，《后汉书》云：“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实则曹操雄才大略，无论治世还是乱世，都是盖世英雄，奸雄云云，乃是历史演义的苦果。

不过许劭的说法，不无意义，他以治乱为界，把人才一分为二，有些人显然更适合治世，如蒋介石，有些人显然更适合乱世，如毛泽东。袁世凯拿来与蔡锷对比的宋教仁，虽才气纵横，却锋芒太露，倘若生于治世，命运也许会好一些。蔡锷的才略，与曹操一般，本也不必分治乱，皆可建功立业，平定天下，只是既然生在乱世，必须与世浮沉，于是韬光养晦，深谋远虑。

青年蔡锷，便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深沉。章士钊暮年忆旧，谈及留日往事，以蔡锷为例：“彼等志存颠覆，而迹求隐晦，平日谨言词，慎交游，常恐以意外之疏忽，而招来本事之损害，如杨笃生、蔡松坡皆其流亚也。加以松坡习陆军，规久远，以攫取清廷兵权为第一步，不可使满族俊才如良弼等嫉妒陷害，故行动尤其矜谨。”

杨笃生即杨毓麟，与杨度并称“湘中二杨”，其人思想缜密，长袖善舞，一面从事反清运动，一面结交清廷大佬瞿鸿禨、端方等，企图内外夹击，推翻满清，不过论隐忍的功夫，他比蔡锷差远了。辛亥年，当他在英国利物浦听闻黄花岗起义失败的噩耗，“精神痛苦，如火中烧”，愤而蹈海自尽，当然这是热血男儿之举，自有其价值所在。

所谓“谨言词，慎交游”，在1913-1915年蔡锷旅京期间，表现尤为显著。检索《蔡锷集》，从1913年11月4日进京，到1915年8月15日赴天津与梁启超密商，决意反袁，将近两年，蔡锷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足见谨慎。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云：蔡锷到京，所交游的朋友主要是杨度等人，“凡友朋中与国民党关系稍深即不与其酒食之会，其用心可谓苦矣”。

▲ 1915年蔡锷（中）与戴戡（左）、陈国祥（右）在天津密谋讨袁时合影

让我们把目光拉回晚清。1904年11月，蔡锷学成“万人敌”，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等地练兵，其中在广西经营时间最长，共五年半。在此期间，他心向革命，并暗中襄助革命党人举行起义，然则给外人的印象，却是“表面的样子没有什么革命的味道”。这一面是其深沉、缜密的性情所致，另一面则涉及对时势的判断和把握：时机不到，绝不轻于一掷，时机成熟，决然揭竿而起。

蔡锷的隐晦立场，导致他受到新旧两派前后交攻。旧官僚认为他激进，新青年认为他保守。二者合力，在1910年制造了一场“驱蔡风潮”，把他从苦心经营的广西赶到了“基础已坏”的云南。离开广西之前，蔡锷请参与风潮的何遂、耿毅等革命党人吃饭，席间谆谆告诫道：

“你们何苦撵我，你们是革命党，我比你们资格更老。你们太年青，浑身带刺儿，不小心将来难免杀身之祸。我在此尚可为你们敷衍，我走后你们更需自爱，千万不可拔苗助长。”“你们念过苏东坡的《留侯论》吗？所谓‘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你们能做到这一点，当成大事！”这些忠告，热血沸腾的革命青年只怕听不进去。

蔡锷到云南，担任第19镇第37协协统（旅长），其革命态度依然隐晦。是故，1911年10月16日晚，云南革命党人刘存厚、唐继尧、殷承瓛、沈汪度、张子贞、黄毓成等六人，在昆明萧家巷的刘存厚寓所举行第一次秘密会议，筹划起义，蔡锷并未与闻。会上，经殷承瓛力荐，并以人格担保，蔡锷才被拉进革命队伍，作为可以“参与革命”的人员，以区别于李根源等可以“共事革命”的人员。

昆明“重九”起义前夕，革命党人共召开五次密会。后四次密会，皆可见蔡锷踪迹。10月25日第四次密会，革命党内部发生争执，殷承瓛提出从缓，反而是一向稳健的蔡锷主张加急：“云南宜速举，为西南各省倡；纵武汉事变，滇中亦可于半年之内整顿军备，进退裕如。在此数月之中，川黔可以得手，得此三省以与满清争衡，胜负亦未可决。”

这正呈现了他的行事风格：凡事深谋，谋定后动，一旦发动，则如霹雳，勇往直前，绝不游移。恰在这次会议之上，革命党人决心起义，歃血为盟。殷承瓛在纸上写下了“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十六字，然后烧纸于酒中，众人共饮，以结同心。

说到蔡锷的谋略，最为后世津津乐道的故事，无疑在1915年，他一边醇酒妇人，纵情声色，以示胸无大志，一边积极劝进，拥护帝制，以示政治正确，最终在小凤仙等人的掩护之下，逃出袁世凯所严密控制的北京城。不过我以为这前后的故事，更能说明蔡锷何其善于布局。

▲ 蔡锷全家福，1915年摄于北京

第一个故事，来自蔡锷的参谋长殷承瓛（殷氏曾任云南军政府参谋长、护国军第一军参谋长）的回忆：

松坡入京，余实相随，彼欲察知袁之虚实，每日必到统率办事处陪袁办公。袁每邀松坡及唐在礼共进午餐。关于剿办白朗的一切计划情况有关文电，袁尽交松坡审阅。松坡因得以洞悉北洋军的底蕴及其弱点，退而喟然叹曰：“为了剿平几千乌合之众的白朗，先后调动了所有兵力三分之二，费时近两年，械齐饷足，奖赏逾常格，而白朗纵横出豫、鄂、陕、甘间，如履无人之境，谁说小站兵力足以威令天下？云南一师，足够打败北洋十个师。就军事论，胜算决不属袁。”以是信心十足，毅然回滇首义。

《蔡松坡轶事》所述，可为补充：

先生知袁氏帝制自为之心，非口舌争强，所能阻止。欲返滇中，召集旧部，谋革命事业。又逆料袁氏防范綦严，因假中日交涉为名，上书政府，请其主战。袁氏若预揣其意旨者，不之许。先生欲知全国兵力之厚薄，及各要隘守将何人，驻军若干，乃建议政府拟于某处宜增兵，某处宜减兵。袁氏即以原议交将军府开特别军事会议，先生凝神壹志，一一听而识之。以故了然胸中，其处心积虑，诚不可及也。

后人常常设问：为什么蔡锷敢于起兵反袁？这便是一大原因。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早已做到了“知彼”。

不过蔡锷反袁，决胜因素却非军事。复盘历史，不难发现，蔡锷率领护国军在四川与北洋军苦战，兵力对比大概是以一敌七，强弱分明，直至袁世凯撤销帝制，战局依然在僵持，北洋军不敢战、不愿战，护国军不能战；与此相应，如张国淦所云，“时局重心，在东南而非西南”，换言之，蔡锷在西南反袁，作用犹如导火索，打响第一枪，但开风气，而不能决定胜负。

其实这两点，举兵之前，蔡锷已经预见。他对梁启超说：“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对护国军士兵说：“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这么说，有以悲情鼓舞士气的成分，同时为突出“争人格”的理念，然而其前提未尝不是实情。

蔡锷不仅是军事家，还是政治家。他的眼界，并不限于战场。试看其所论：“善用兵者胜败决于未战之先，比及干戈相见，然后以争胜负，亦已晚矣。”有人问，什么叫“决于未战之先”，他答道：“民心之向背、地势之得失，此胜败之大原因，未战之先已可见及。若夫军旅之多寡，器械之利钝，何足道焉。”

以其一贯深谋远虑，敢提弱旅反袁，自有底气，这个底气，一是人心向背，二是东南即冯国璋的力量。他回云南之后，与唐继尧召集少校以上军官开会，共商反袁大计。有人质疑：“以云南一省之力与袁世凯拥有的全国力量对抗，有以卵击石之危。”他解释：“你们要知道，我们的力量是活的，越来越大，袁世凯的力量是死的，不但不会发展，而且只会越来越小。我不是空谈理论，而是根据人心，全国反对帝制的十之八九。”

开战不久，他与幕中人预测袁世凯的结局，不仅指出“人心不归项城（袁世凯），虽自进于帝位，又岂得一朝安居”，还提到“东南人心反对其机已动，亦岂旦夕之间能归平静”，基于此，他料定袁世凯必败，且将忧愤而死。事态发展正印证了其先见之明。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可称谋略，论断天下大势，把握人心走向，则属大略。蔡锷之略，便是大略。与其相比，袁世凯的雄才未遑多让，大略则严重欠缺。

蔡锷不仅有大略，而且善于从小处入手，处处留心，一丝不苟。如果比作弈棋，那么他从不走废棋，落子貌似漫不经心，事后来看，无不饱含深意，甚至堪称妙着（按照我下四国军棋的经验，高手的标准之一，即不走废棋，这最能考验一个棋手的布局能力）。

以故事为证。蔡锷与陈宧有交情。1915年，陈宧任四川将军，为袁世凯坐镇西南，走马上任之际，蔡锷推荐了两个人给他，一是其秘书修承浩，二是其手下干将雷飙，此二人皆是蔡锷亲信，从云南追随到北京。彼时蔡锷被羁縻在京，虎落平阳，部下随之闲置，让他们投奔鸿运当头、大权在握的陈宧，似有谋出路之意。陈宧果然承蔡锷的情，重用这二位来客，令修承浩担任永宁道尹，雷飙任川军第二师旅长，驻扎泸州。

据雷飙回忆，他在泸州，曾收到蔡锷密信，略谓“兄在川治军，须处处留心人才，即土匪中有知识才能魄力者，亦宜力加开导维护，俾将来为国家出力。凡各军队官长，尤应特别留心团结一致”云云。雷飙读信，“亦知其用意所在”。待护国战争打响，雷飙与刘存厚（这也是蔡锷安插在四川的一颗钉子）、刘一清、邓汉祥、修承浩等，在蔡锷与陈宧之间居中运作，为护国军争取了许多便利，并最终促成陈宧宣布四川独立，加速了袁世凯的塌台（袁世凯之死，有“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之说，其中一陈便是陈宧）。

再说一个故事。1916年8月，蔡锷离开四川，到日本治病，行前强撑病体，苦苦布局。8月9日拂晓，“身躯瘦长，衣灰呢长袍，外罩青缎背心”的蔡锷，在望江楼约见陈遐龄（字云皋，当时镇守四川雅州）的参谋长陈显良，告诉他：

“现在西南局面虽已戡定，尚不可乐观，滇军兵骄将悍，纪律气质远非数年前之比，已不复可用。……他们目下几乎要不听我的命令了。我本意要保荐殷叔桓（殷承瓛）来接替我，而罗榕轩（罗佩金）手握兵符，只好给他。此人性情褊急，又私心自用，我预料将来的客军必然要被川人驱逐出境，西南局面，重归纷乱。你告诉云皋驻在雅州，一步不可向东前进。殷叔桓所带的华封歌一团是滇军最精锐的，战斗力甚强，纪律也好。今后叔桓驻打箭炉，云皋驻雅州，望他们两人诚意互助，我到日本后如病有转机，即可重回四川，再与他们共商大计。”

反观历史，可知蔡锷这番话的分量：一切尽如其预言。罗佩金任四川督军之后，秉承唐继尧意旨，一面敛财，一面扩军，扩充滇军而压制川军，终而酿成内乱。

▲ 1916年，蔡锷赴日本就医前，与侧室潘蕙英、幼子蔡永宁合影

这里得补充两点：其一，1922年，罗佩金死于土匪普小洪之手，幕后黑手之一，即蔡锷提到的华封歌，这不能说全是巧合；其二，蔡锷说罗佩金“私心自用”，只是一家之言，事实上，罗佩金曾有急公好义的壮举，蔡锷反袁，誓师之后，因唐继尧作梗，不肯拨付军费，以至护国军迟迟不能开拔，幸得罗佩金把家业抵押给殖边银行，贷款十二万元以充军费，其理由是：“共和制度无恙，不仅己身存在，还可以多少领回一些养家活口；否则，亡国灭种，何以家为？”就这一点而言，罗佩金无愧于护国英雄的称号。

回头再说蔡锷。我读他的诗文与事迹，越读越是心惊：他短暂的一生，不仅鲜有快乐的时刻，甚至难觅飞扬的镜头，这与教科书、野史、影像所塑造、演义的风流倜傥、慷慨激昂的飞将军，实在相去甚远。大概只有在李宗仁的回忆录中，出现了这明媚一幕：

我们的总办蔡锷将军有时来校（广西陆军小学）视察，我们对他更是敬若神明。蔡氏那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可称文武双全，仪表堂堂。他骑马时，不一定自马的侧面攀鞍而上。他常喜欢用皮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数步时，蔡氏始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向前按着马臀，一纵而上。这匹昂首大马，看来已够威风，而蔡氏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尤足惊人。我们当时仰看马上的蔡将军，真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

可惜这样的记录，实在罕见。蔡锷的真实形象，始终是沉静、坚毅、养精蓄锐，隐忍待发，平时不是在周旋，就是在布局。即便如此，他的历史投影，却不阴森、晦暗，而处于阳光和希望之中。对此可用梁启超之言来解释：蔡锷是“天然之英雄”，“心地光明，毫无权利思想”。

他以他的光明，照亮了那段幽暗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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