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4月11日第1183期
作者：习雅
社会学的学科界限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学该做怎样的研究、研究对象的界定等，是社会学学科自创立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在社会学的“古典时代”和“后古典时代”，以及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社会中，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往往有很大不同。直至近年，这些议题仍备受争论。
作为“总体”的社会学
在学术界，称某学科为“帝国主义”，是说该学科的研究对象超出其应有的范围，转而用自己学科的思想方式和研究方法去涉猎本该属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甚至“侵蚀”了其他学科的利益。例如，曾经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历史学帝国主义”等称谓，就暗含着对这种“侵蚀”的批评。其中，“帝国主义”一词是观点/立场，同时也是战场。
在社会学方面，也有学者提出过其中存在的“帝国主义”问题。如肖瑛曾提出，“社会学具有一种强烈的帝国主义情结”，而且“这种诉求与生俱来，生生不息”。所谓社会学的帝国主义，是从对该学科研究对象的界定和反思中提出的。社会学的学科边界思想可分为两个阶段，在“古典阶段”，“社会学致力于以自身为中心建立一门总体性社会科学”；在“现代阶段”，“社会学已经承认了社会科学内部诸神纷争的局面”，在这一阶段，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更是经常被讨论，甚至被质疑。
“古典阶段”的研究，在今天常常成为被效仿和追忆的对象，如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人的研究便是如此。很多反思现代社会学学科命运的社会学家，如米尔斯、塞勒尼等，往往以“古典时代”作为标尺。“古典时代”的社会学家所面对的“社会”是一个总称，而不是当今社会学学科定义下的狭义“社会”。如涂尔干的“社会事实”是一种总体性社会事实的概念，而不属于剔除了经济、政治因素的“剩余学科”范畴。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已经预设了社会学是“社会科学之王”的地位；他认为，社会现象的不同侧面（诸如政治、经济等）是一个整体，不可切割。
“后古典时代”的社会学，其研究对象在教科书和研究实践中，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二者之间互相补充。所谓教科书中的社会学形象，是指社会学家试图在“社会科学诸神纷争”的局面中，在理论和方法上为社会学的独特性和存在意义寻找理由，如一些社会学家认为社会学研究的独特性在于其对“社会结构”的关注；在实践中，社会学研究的共识尤其体现在主流社会学的定量研究中，对一些常见变量的不同维度的解读，如性别、教育程度、职业等对阶层关系或社会关系/网络等的影响。
但上述共识无法回应涂尔干等“古典时期”社会学家对“社会”的界定，上述处理方法更容易将社会学的形象简单化，甚至使之沦为一种“剩余学科”。
反思固化对象与僵化方法
伊万·塞勒尼认为，自21世纪以来，社会学面临分析技术精细、话题琐碎等问题，无法对话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而无法完成马克思、韦伯时代的社会学使命，即社会学完全可以用自己的独特视野对经济学等提出严肃而重要的挑战。这一问题一直是试图有所作为的社会学家所焦虑的。米尔斯在20世纪50年代指出，美国社会学中的抽象宏大理论和精巧的技术分析已经对社会学学科造成伤害，他因此倡扬“社会学的想象力”。
21世纪初，费孝通提出扩展社会学学科界限的思想。他对中国社会学自1979年恢复以来所塑造的“科学”形象做了批评性反思。他指出，社会学是一门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而不仅具有“科学”性。固然，社会学的科学性使之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 可以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然而，社会学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这种“工具性”。费孝通认为，社会学的“人文性”决定了社会学应该投入一定精力，研究一些关于“人”、“群体”、“社会”、“文化”、“历史”等等的基本问题，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奠定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
费孝通对社会学之人文性的上述拓展，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学研究转向一种文化分析。例如，他以“意会”、“将心比心”等讨论来说明社会学该如何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研究的问题。在他的讨论中，还有将社会关系“文化化”的倾向，这不是延续既有社会学有关社会网络研究的路径，而是以“意会”等方式重新探究社会关系中的文化意涵。他认为，中国丰富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的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而从社会学角度深入发掘中国文化传统，或许会成为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沿着费孝通的思路，近年来，中国社会学者对于以往固化研究对象以及僵化研究方法等做法都有所反思。在这种反思浪潮中，有学者更加精深地阅读西学经典，反思西学经典理论的社会背景；还有学者进行中国古典文献的研读和讨论，反思影响当下社会的文化根基。
社会学的“历史转向”
社会学的历史转向或曰历史社会学的讨论在其中尤为凸显。2017年1月13日，《光明日报》发布的“2016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中提到“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转向与经典回归”。它包含三方面内容，首先是重回中国古典文献，尤其提到对经学影响中国社会运行的脉络进行重新梳理，最终用以理解今天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其次是对中国社会学史的再解读，从思想史高度重新诠释用以解释中国社会的独特概念，如“差序格局”等；再次，对西方经典理论渊源的再探究，试图激发中国社会学者进行本土理论思考的“社会学想象力”。这一历史转向目的在于重构中国社会学的本土理论。
笔者认为，这些讨论有益于探讨中国人的理想生活制度及其规范。诚然，对于当代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考察，单有这一维度显然还不足以建立完满的中国社会学，但不能否认，在中国社会学界突出这一脉络有重要意义。当下社会学的研究在规范性约束下，有时甚至忘记这一规范只是说明事实的工具，甚至有将规范本身当作目的的倾向。韦伯早就提出要警惕“方法论瘟疫”的思想，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也对理论抽象主义和经验抽象主义做了有力抨击。他们的批评仍具有影响。
社会学在定量研究领域往往呈现出规范有余而思想不足的状态，有的研究甚至类似于逻辑游戏。量化研究的规范统一，尚有一个衡量标准；而在质性研究领域，却存在参差不齐的状况。20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口述史研究小组曾积极推进中国社会的质性研究，一方面产出富有理论高度的“实践社会学”概念，推进了社会学的中国化历程；另一方面将社会学研究推向一种历史脉络的思考。他们的思考和研究在今天看来仍是较为深入的。
21世纪以来，质性研究逐渐式微，尤其是扎根于田野且有学科建设关怀高度的质性研究显得比较寂寥。当然，以史的视角和维度进入的社会学分析，在类别上也是质性研究，但它与来自田野的分析存在很大差别。如果说前者承担了一种对生活规范和生活理想进行分析的任务，更多偏属一种所谓精英学问，那么后者则聚焦于现实生活的实际运作，尽管对后者的关注和研究一般也都是由知识分子来完成，但至少其视野中包括底层人的社会生活。由此可知，社会学应该是探究生活理想和生活制度之于现实生活的张力所在。
社会学的“文学化”抑或人文性
在社会学研究实践中，还出现了其他跨学科现象，例如社会学对文学问题的思考。这并不是新近出现的事情，例如苏力曾从法学角度对“窦娥之冤”进行了社会科学化的解读。但以文学作为素材是社会学界较少出现的事情，尤其在中国社会学界。以文学素材作为社会学的分析资料，一般在文学作品的虚拟性和其表达的社会事实的意义问题上容易出现争议。近年来，这方面很少发文，而发文者也必在正文之始探讨文学作为素材的真实性体现在哪些层面，这说明了“文学化”的社会学的不成熟之处。一般而言，文学对于社会学的“真实”是指，文学呈现的事件未必真实，但其中的情感是真实的，或者社会结构是真实的，等等。总之，这一真实性问题值得社会学者在文学社会学实践中加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