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推荐 | 《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景》

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图景

自序

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

这本小书衍生自我另一个稍大的、评述 莎士比亚 历史剧的计划。 在研究过程中，我的结论是，如果不参考当时对秩序的看法这一背景去评判，那么剧中描述的内战和混乱景象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在那本书的第一章就写了背景。写完之后，发现适用于莎士比亚历史剧的背景，也适用于他的其他剧目，并且还大致适用于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我还发现，我所描述的秩序不仅仅是政治秩序，或者说，即便是政治秩序，也总是更大的世界秩序的 一部 分。 后来，我又进一步发现， 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们从三个方面看待整个世界秩序： 一个链条、一套对应体系和一种舞蹈。 这个内容含量，一本专攻莎士比亚历史剧的书中的一章就容纳不下了，应该专门写一写。

这个世界秩序是当时真正起支配作用的思想之一， 可能也最具特色。 这些思想，就像我们的日常一样，没有人去争论，在时代的文学中也不被大肆宣扬。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信仰自立（ self-help ）的美德，但我们却不认为丁尼生（ Tennyson ）的诗或艾略特（ George Eliot ）的小说突出体现了这个美德，因为他们都把自立当成再自然不过的。当然了，如果头脑中想着自立的美德去读二人的作品，就会发现许多可以印证这个思想的细节。不考虑自立的美德，也会让我们较难理解这两个作家。 本书主要写普通的、受过教育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他们对世界和人的一些寻常看法。这些看法在当时普遍存在，除了一些明显说教的片段之外，诗人们不会特意书写它，但这些看法不可或缺，是基本假定，在重要的时刻有着无法衡量的价值。 莎士比亚在《裘力斯·恺撒》（ Julius Caesar ）中让勃鲁托斯（ Brutus ）把人和小国作比，就是略带提及了这些看法中的一个。人与国或者“政治身体”（ body politic ）的比较是伊丽莎白时代的人根深蒂固的想法，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如何看待自立的美德一样。

威廉·莎士比亚

我的目的是提炼并阐释伊丽莎白时代中最普遍的对世界的看法，借以帮助普通读者理解并欣赏那个时代的伟大作家们。 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无意间集结了很多在别处没有被汇集起来的基本知识，也让这本书可以为分析 斯宾塞 （ Spenser ）、 多恩 （ Donne ）和 弥尔顿 （ Milton ）提供便捷的事实参考。

大部分的时候，我主要做讲解，有时也推论，也描述一种想法如何进入当时的文学。因为本书是为普通读者而不是为专家所写，所以在描述中，我用了知名作家的例子。但同时，需要列出某些特定思想的时候，我也没有回避那些冷门作家的作品。不可能总是把对文学的描述和对基本思想的阐释区分开来，所以读者会看到 莎士比亚 或者 弥尔顿 的作品被用来阐明一种思想，同时又例证诗歌如何利用这个思想，大家不必惊讶。

约翰·弥尔顿

需要告诉读者，书中的一些阐释只是粗略描述，因为这样一本小书不可能记录各种看待世界构成的观点。我尽力选取最普遍与流行的。如果研究这个时期的专家读到此书，我希望他能认同我选的是在当时足够普遍的思想，并没有落下什么。

遗憾的是，我所写的虽然为伊丽莎白时代的人所熟知，但现代人还是不大熟悉。大家知道一部分，比如 四种体液 （ humour ）说，甚至对它有深入的了解。而另一部分，比如 “存在巨链” （ vast chain of being ），普通读者可能就不知道。比例对写简本来说很重要。我不能以读者对话题的熟悉程度来决定重点写哪部分。重要事情一定占据重要的位置。如果我写陈旧的事物像是在写新鲜的，或者写无名的事物仿佛在写知名的，那是因为我要保留它们在伊丽莎白时代人们眼中的比例。

当时的主流思想“四体液说”

考虑到普通读者的方便，我在引用的时候已经使用了当代拼写和标点，但弥尔顿除外。他非常注重这些细节，同时，保留他的原文也不会让人读不懂。

有时我使用“伊丽莎白时代”这个词，取的是宽泛含义，大致指英格兰文艺复兴涵盖的所有时期， 从 亨利八世 （ Henry VIII ）到 查理一世 （ Charles I ）都可以说遵从了伊丽莎白时代的思想。

伊丽莎白时期的伦敦

在此感谢一些朋友，他们给了我提醒，免得我遗漏内容。其中有纽纳姆学院（ Newnham College ）的维斯佛德（ E. E. H. Welsford, M. A. ）女士；格顿学院（ Girton College ）毕业的弗里曼（ R. Freeman ）博士，她现为伯贝克学院（ Birkbeck College ）的讲师；在剑桥圣三一学院（ 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 ）和哈佛大学供职的斯宾塞（ Theodore Spencer ）教授；还有来自爱丁堡大学和剑桥圣三一学院的高登（ Donald Gordon ）博士。

最后，我要感谢近期美国学者对文艺复兴思想的研究，其中的大部分不总是在英国获得认可，比如已经去世的格林劳（ Edwin Greenlaw ）和其团队的研究，还有奥斯古德（ Charles G. Osgood ）教授和注释版斯宾塞的编辑们的工作。没有这些研究的帮助，我不可能敢于像现在这样写概论。

非常遗憾，这本书付梓后，我才收到斯宾塞教授的《莎士比亚和人类本性》（ Shakespeare and the Nature of Man, New York, 1942 ）。我们各自独立写作类似的主题，我也想在本书中引用一些斯宾塞教授的，但却已然不能，只有说斯宾塞教授在论述的时候展现了渊博的学识，文采斐然。

蒂利亚德

于剑桥大学耶稣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