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之心，人皆有之，乐天的爱国和我们的爱国，都应该平等对待。
所以，乐天可以为国给“萨德”让地，我们也可以抵制乐天，使其成为众矢之的。
就像卫龙所说，“民族的终归是民族的。”连中国大妈都开始集结广场抵制乐天，乐天的命运注定是丢掉纯粹商业本质的政治牺牲品。
1948年，旅日韩国人辛格浩在东京创立乐天集团。
最初，乐天集团以生产口香糖为主，1965年韩日建交之后，辛格浩开始回归韩国投资发展。1967年他在韩国创建乐天制果和乐天铝业。
战后韩国经济开始振兴，乐天集团也水涨船高，到了1980年代，已经发展成为韩国十大集团之一。
乐天进入中国的时间，比沃尔玛还早，1994年乐天进入中国市场，到2015年12月，乐天集团各部门已在中国内地24个省份和直辖市开展业务。仅零售领域就有5家百货店、100家大型超市。
一定意义上，中国已成为乐天集团海外最大的市场，在中国有150家商店和设施，2016年，乐天集团在华营业额3.2万亿韩元，占到整个乐天的近三分之一。
除此之外，中国赴韩游客也为乐天集团在本土的业绩作出贡献。首尔乐天免税店70%销售额来自中国游客，一天的消费达到6000万元，远高于韩国人。
然而，被中国人“养大”的乐天，却伤害中国消费者的感情。人民日报怒斥：有哪个国家的人民能容忍外国企业在自己的国家挣得盆满钵满，却干着有损本国国家利益的勾当？
外企在中国获得巨大利润，但同时也应该考虑中国人民的感情。
近几天，韩国民众和民间组织分别在韩国国会以及乐天百货商场门前举行示威，抗议部署“萨德”，要求乐天拒绝提供部署用地，甚至把此举作为判断乐天是否是真正国民企业的标准。可见，乐天此举不仅伤害中国民众的感情，在韩国国内也是不得人心。
做小生意靠交朋友，做大生意要懂政治。比如红顶商人胡雪岩。
胡雪岩是晚清的传奇人物，他先以王有龄为靠山，后以左宗棠为靠山，替清政府向外国银行贷款，帮助左宗棠筹备军饷，收复新疆。凭借超级政府公关，他从钱庄伙计开始，短短十几年跳跃式成为富可敌国的富商。
因官场得势，也因官场失利。一生纵横商场的胡雪岩，在政治斗争中，短短三年就迅速垮台，62岁的他郁郁而终，万贯家财只是浮华一生。
一个成功的大生意人，往往深谙政治之道，靠在政坛上的巧妙周旋，获得巨额利益回报。
政治的DNA从商业的丛林时代就已根植于企业家体内，很难做到不涉政治的“在商言商”，伟大的企业家要讲政治，他们不但善于保持和市场之间的距离，也善于保持和政府之间的距离。就像柳传志和马云说的“只谈恋爱不结婚”。
乐天明显偏向于“国家利益”，在震撼韩国政坛的朴槿惠案中，检方怀疑乐天集团向崔顺实实际控制的两个财团提供资金，以换取在首尔市区的免税店经营权。与政府的利益交换过程中，乐天虽然知道会给企业带来危害，还是让位给“萨德”。
其实，韩国经济就是财阀经济。三星、现代、LG、SK和乐天是五大财团，它们由家族企业发展起来，贡献了韩国50%以上的GDP，是韩国国民经济的支柱。
韩国的几大财阀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财阀的诞生及发展是“政经勾结”的产物。
福兮祸之所伏，乐天既想得到韩国政府的青睐，又想得到中国消费者的心，世界上没有这一举两得的好事。乐天既然自己无法想清楚，就让中国的老百姓来给出答案。
说到“失宠”，不得不提几次反日浪潮下的“抵制日货”事件。
2005年4月，日本政府篡改教科书，美化法西斯侵略历史，加上首相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惹怒了中国百姓。
在北京中关村海龙商厦门前，反日大游行持续了三天，中关村海龙商厦不得不将日本品牌全部下架，关门歇业。
2012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再一次引发了中国民众的极大不满。由于中国民众抵制日货，丰田在中国新车销量同比减少48.9%。
比如达赖问题，遭殃的法国家乐福；南海争议，遇冷的菲律宾香蕉和芒果干。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民是高度一致的，虽然乐天已经是一家在全球化市场下，多种股份的企业，外国企业在华经营成功与否，要由中国市场和中国消费者决定。
以小见大，可以看出高层决心。乐天超市北京崇文门店因发布违法广告被罚4.4万元，成为首个因发布违法广告受处罚的单位。
从国家层面和人民来看，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不管乐天是不是没得选，既然选择了，那就互相伤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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