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底片上的宇宙》，达娃·索贝尔著，肖明波译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哈佛天文台是最早雇用女性担任计算员的机构。起初，这些女计算员来自天文台常驻天文学家的妻子、姐妹和女儿，她们计算和解译男同事夜晚观测的结果。随后，越来越多的女子学院毕业生加入其中。她们见证了摄影术与光谱学兴起的时代，工作内容从计算转向研究“玻璃底片上的宇宙”——通过天体照相定格在玻璃底片上的星星；利用这些底片分析恒星光谱、进行恒星分类、编纂星表、发现新星和变星，并找到一种通过星光测量太空中距离的方法。
本文为译者肖明波老师为本书撰写的译后记
一、《经度》《一星一世界》与达娃
·
索贝尔访华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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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年接受了重译《经度》的任务，在互联网上查找
惠更斯的一种荷兰语出版物“
Kor
t
Onderwys
”
（使用钟摆确定海上经度的说明书）的意思时，找到了对此有研究的哈佛大学科学史系教授马里奥·比亚焦利
（
Mari
o
Biagioli
）
。他不仅解答了我的疑问，还热心地告诉我：他同事欧文·金格里奇教授，可能有
《经度》作者的电子邮箱。就这样，我跟达娃·
索贝尔女士取得
了联系，获得了请她直接答疑的机会。后来，索贝尔女士在《亚洲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互联网上的一段笔墨情缘》，介绍
了我们的合作过程。她说：“在此之前，无论哪个国家，都没有
一位译者试过让我以这种方式介入翻译过程。……明波在互联网
的帮助下，‘自寻烦恼地’采取行动，改变了这种局面。”
《经度》讲述的是一位十八世纪英国钟表匠—— 约翰
·
哈
里森的故事，他找到了一种在海上确定位置的方法。索贝尔女
士说：“它听起来不像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 但是，这本书在
199
5
年秋天出版后，出现了奇迹。”她认为，每个故事都有最合适的表述方式，因此她的每部作品风格各异，素材也极少重复使
用，总能让人耳目一新。她后来又出版了《伽利略的女儿》《一
星一世界》和《玻璃底片上的宇宙》等畅销全球的科普著作，并
接二连三地获了大奖。
随后，索贝尔女士和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一致希望我能继续承
担她《一星一世界》的翻译工作。在《一星一世界》这本书中，
作者“将科学、太空探索、天文史和个人经历，以一种令人愉
快的方式糅合在一起”，不断变换笔法和视角，逐一讲述太阳系
大家庭中的每位主要成员，读起来感觉异彩纷呈、趣味盎然，却又在不知不觉中深受教益。该书知识面相当广泛，行文又极富诗
意，给翻译带来了不小的难度。索贝尔女士不时通过电子邮件，
将一些新近的天文发现和相关信息告知我，使我可以用补遗和脚注的形式，在译文中给出原书出版后该领域的一些新进展。我在翻译的过程中，发现并指出了原书中的几处错误。作为国际知名作家的索贝尔女士丝毫不以为忤，虚心接受，迅速转给自己的编
辑做勘误，并多次真诚地向我表示感谢。
我多次鼓动索贝尔女士访问中国—— 尤其是在北京主办奥
运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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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年，那滋味和逛纽约唐人街肯定会很不一样的。不
久之后，我惊喜地得知她受上海文学节和香港文学节的邀请，可
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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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年
3
月
1
日来华访问。索贝尔女士访华期间，在上海的
最后一项活动是去上海交通大学，做题为“科学与历史写作的挑
战”的演讲。当时，《一星一世界》还没有正式上市，但赶制的
十本样书已送至交通大学。在给我女儿签名的那本书上，她模仿
阿西莫夫的口吻写道：“说不定你长大后能生活在月球上。”她
觉得汉字很漂亮，希望我在她的那本上用汉字题签，于是我写
上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后来将索贝尔女士首次来
华访问的有关经过整理成了一篇文章《达娃·索贝尔的中国情
缘》，刊登在《深圳特区报》上。
《经度》和《一星一世界》出版后，我陆续收到不少书友的
来信，也因此结识了一批天文科普爱好者和翻译工作者。我对天文的兴趣日益浓厚，不仅淘回了大量天文科普书，还买了一架入门级的天文望远镜，不时搬到阳台上与孩子们一起观看行星和月
亮。我告诉索贝尔女士：“我对宇宙的思索越深入，就越感觉我们人类应当珍惜地球、和平共处。”这样一些感悟让她特别开心，
觉得我孺子可教，就不时将中美航空航天方面的突破性进展和一些罕见天文现象预告分享给我。有一天，她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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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年
7
月
2
2
日上午
8
点左右，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将会上演本世纪持续时
间最长的一次日全食，许多地方可长达五六分钟。她将随一个参
观团在
7
月
2
1
日抵达上海，观看本次日全食。随后，我们在这次
日食之旅重聚。
二、《玻璃底片上的宇宙》
索贝尔女士的日食之旅结束后，我们继续保持着经常性的联
系。
201
6
年的一天，她告诉我，
Th
e
Glas
s
Univers
e
已经出版，
并半开玩笑地问我，有没有兴趣将这书译成中文？我回答说，若能得到翻译这本书的机会，那将是我的荣幸。不久，索贝尔女士
来信说，她已经通过自己的代理向买下版权的公司推荐我来翻
译。事也凑巧，因《一星一世界》出版而结识的书友林景明刚好在那几天跟我联系，也提到此书。他不久前在《天文爱好者》杂
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哈佛名镜的前世今生》，讲述了《玻璃底
片上的宇宙》中一台重要的
1
1
英寸折射望远镜，在走完它在美
国的光辉历程后，被哈佛大学捐赠给中山大学天文台
（院系调
整时又被转移到南京大学天文台
）
，在教学科研上发挥过重要作
用，见证了中美天文合作的一段佳话。因为景明对有关历史相当熟悉，又有较好的天文基础，我邀请他和我一起翻译。可惜后来他没精力投入翻译工作，但还是抽空帮忙统一了译名，对部分内容进行了校对，多次帮我查找了有关资料，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
修改意见。他对本书贡献如此之多，却谦逊地拒绝署名为译者，
这里要再次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通过《玻璃底片上的宇宙》，索贝尔女士给我们带来了另一
个令人着迷却又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再次展示了作者从科技史中发掘绝妙素材的稀世才华和非凡的文字驾驭能力。这个故事生动地还原了一群杰出女性在男性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对天文学新兴领域做出卓越贡献，进而
促进社会进入男女更为平等的文明阶段的重要场景。从
1
9
世纪
中期开始，哈佛大学天文台就已经陆续雇用女性作为“廉价”计算员，来解读男性每晚通过望远镜观测到的发现。起初，这些女
性往往是天文学家们的妻子、姐妹、女儿等，但到
1
9
世纪
8
0
年
代，这一群体也包括了新出现的女大学毕业生。由亨利·德雷伯博士率先采用的摄影技术，逐渐改变了天文学的实践活动，展现出显著的优势和辉煌的前景。德雷伯博士遽然离世后，他的遗孀
安娜·
德雷伯决心继承他的遗志，将这项技术进一步发扬光大。
哈佛大学天文台台长皮克林雄才大略，审时度势，争取到了她的
关键性支持，使得该天文台不仅收集到了
5
0
万张以感光板拍摄
的星空底片，而且还能支持女性计算员研究被玻璃感光板逐夜捕捉到的星球，并取得了一批享誉世界的惊人发现。继任台长的沙普利充分发挥底片宝库和女性队伍的潜能，进一步夯实了哈佛大
学天文台已取得的崇高国际地位，引领了天文学发展的新潮流。
《玻璃底片上的宇宙》把握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刻画了一群
可歌可泣的女性，也反驳了常人一贯认为女性对人类知识发展贡
献甚微的荒谬论断。
这是一曲女性知识分子解放自我、实现自
我、超越自我的颂歌，也是一部科研机构把握机遇、勇立潮头、
取得划时代科学突破的奋斗史。
在翻译过程中，我共向索贝尔女士发过
5
次答疑邮件，合计
求教
了
33
个具体的大小问题
（约半数是我给出自己的猜想
，请
她确认是否正确
）
。索贝尔女士一如既往地为我进行了耐心、详
尽而权威的解答。为了避免烦琐，这里仅简单地提两处。
1925年5月19 日，玛格丽特·哈伍德坐在地上，摆拍了这张人物群像。哈尔维亚·威尔逊在最左边，与安妮·坎农（她忙得没空抬头）和安东尼娅·莫里（前景左侧）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坐在绘图桌前的是塞西莉亚·佩恩。
书中写到，邦德父子在
184
8
年共同发现了土星的第
8
颗已知的卫星，并将它命名为许珀里翁，但是它的中译名是土卫七。因 此，我请索贝尔女士确认一下，许珀里翁到底是第
7
颗还是第
8
颗已知的卫星。她收到消息后颇为紧张，连忙多方查证，最后如释重负地告诉我，她确定没有写错，并给我提供了原始材料。还
说经过三位科学史专家仔细审读之后，如果还存在这么明显的
错误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其他不那么明显的错误还是可能少
量存在的。我将这个消息分享给林景明，他很快就找到了答案：“确认的卫星会由国际天文联合会赋予永久命名，包括名称和罗
马数字。
190
0
年之前发现的卫星
（土卫九除外）
以其距离土星
的距离编号，而其余的则以其得到永久命名的顺序编号。”
有一次，林景明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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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年出版的《勒维特之星》讲
述的故事刚好与《玻璃底片上的宇宙》存在不少重叠。我买回
一本，却发现翻译得很不理想。尤其令我吃惊的是，书中写道：
“皮克林了解自己的太太威廉姆·帕特·
费勒明的才能远不止拖
地、洗碗，他便请太太成为他的第一个计算员。”而本书给出的
信息是，威廉明娜·佩顿·
弗莱明原来是皮克林台长家的女佣！
因为找不到《勒维特之星》的英文原版，我决定向索贝尔女士求
助。我说，也许是因为弗莱明太太将儿子取名为爱德华·皮克
林·弗莱明引起了误解。索贝尔女士得知后也很震惊。她说，弗莱明太太绝对不是皮克林的太太，她书中写明了皮克林夫人是哈佛前校长的女儿，而据她所知，皮克林台长是那种非常老派的人
物，不可能跟自己的女佣有私生子。在写作这篇文章时，我终于
找到了《勒维特之星》的英文原版
Mis
s
Leavitt
’
s
Star
s
中对应的
原文。其中介绍费莱明太太时用了
house keepe
r
一词。将
house
keepe
r
翻译成太太，要是皮克林台长九泉之下有知，会不会气得
要来决斗？也许不会，毕竟“绅士风度十足的皮克林…… 被激
怒时最强烈的诅咒是‘哦，北极星！’”。
索贝尔女士曾告诉我，书出版后，有位朋友问她：书名中有
“玻璃”一词，是不是影射了“玻璃天花板”这层意思？她回答
说，纯属巧合，虽然弗莱明太太和坎农小姐等女子在职业生涯中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确实像是碰到了“玻璃天花板”，但那不过是时代的产物。我也告诉她，皮克林“娘子军”的成就，让我想起了在中国常听到的一种说法：妇女顶起半边天。她觉得这种
说法很新颖，也很贴切。
索贝尔女士这两年一直在写作一本关于居里夫人及其团队
的新书，中间因为出版商不太喜欢她的切入方式，曾经推倒重写过部分内容，如今全书已完成大半。她问我有没有兴趣继续翻译她的新作。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这篇文章就可以再加上一个续集了。圣诞前夕，我收到她的回信，得知她也像我一样，经过三年成功防疫后，还是没能幸免。她说，幸好打过疫苗，症状不太严
重。看来我们又同时成了“新冠病友”。遥祝已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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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高龄的索
贝尔女士早日康复，老当益壮，为这个世界留下更多佳作！
2023
年
1
月
18
日凌晨
《玻璃底片上的宇宙：哈佛天文台与测量星星的女士》，达娃·索贝尔 著，肖明波 译，后浪|浙江教育出版社，2024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