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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s Helm, National Industry Trade Shocks, Local Labour Markets, and Agglomeration Spillover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ume 87, Issue 3, May 2020, Pages 1399–1431,
https://doi.org/10.1093/restud/rdz056
原文链接：
National Industry Trade Shocks, Local Labour Markets, and Agglomeration Spillovers |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 Oxford Academic (oup.com)
集聚经济，主要指各种产业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聚的现象。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创造知识外溢，但是不难发现这些确切的结论大多集中于其内部影响上。那么当外部冲击发生时，集聚经济会有怎样的反应呢？本文将目光对准了德国，研究了当其受到来自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出口需求上升冲击时，国内经济集聚经济是否会存在外溢效应——即“传导冲击”。
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关注某一次自然事件下集聚经济的影响，且多在国家层面进行研究。很少有学者关注到持续性冲击下，集聚经济在产业层面的作用。本文具体研究了产业集聚在间接贸易冲击影响产业就业过程中的外溢效应，并探究了国际贸易冲击导致的集聚外溢效应大小、来源以及产业间差异。研究发现，在国际贸易冲击影响产业劳动雇佣过程中，存在集聚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集聚溢出效应主要由高科技产业受到的国际贸易冲击引发，且该效应在雇佣同种工人的产业之间更强。
2.1 集聚经济来源
Marshall(1890)提出，集聚经济具有成本优势和生产效率优势。成本优势来源于交易成本下降，而生产效率优势产生于知识溢出和密集市场效应。
在集聚经济存在前提下，若r地区k产业受到积极国际贸易冲击，则r地区j产业受到间接贸易冲击。首先，由于成本优势的存在，k产业的需求冲击更容易传导到j产业。其次，k产业规模扩大吸引更多工人，当地劳动力池扩大，知识溢出效应增强，当地企业受益于此可能匹配到更合适的工人（密集市场效应）。
2.2 集聚经济模型
本文提出一个关于特定地区所有产业就业变量的生产方程，模型中设定集聚效应（主要为知识溢出和密集市场效应）取决于当地劳动力市场的规模。
该式为r地区j产业的生产函数，企业确定劳动力使用量Ljr 、资本使用量Kjr 、固定投入资源Rjr ，三者共同作用实现贸易最大化。产品价格Pj 、地区产业特定生产转换系数Ajr 、当地工资wr 资本价格i、非贸易性资源价格qjr 均为外生给定数值。
当地劳动力供给也为外生，仅由工资水平决定：
式中 为当 地劳动力供给弹性的倒数, 衡量当地就业对当地工资变化的反应。 若 , 则当地劳动力供应有完全弹性, 个人对地区没有偏好; , 则个人 对地区有偏好（或面临迁移成本）。
代表 代表r地区j产业经济集聚对生产率的转换系数，本文假设集聚溢出效应由当地就业整体情况决定：
代表集聚弹性 , 表征了 地区整体就业水平上升对该地区 产业造成的集聚溢出效应, 本文中假设 为定值。
当k产业受到正向的直接国际贸易冲击时，r地区k产业劳动力需求上升，会从两个方面影响r地区j产业（泛指其他产业）就业：第一，抬升本地工资水平直接减少j产业就业；第二，扩大当地劳动力池引发集聚效应间接提升j产业就业。
如果没有集聚溢出效应，产品价格上升会降低产业就业水平；存在集聚 溢 出 效应时 ( 大于零), 若 , 整体上就会表现出外溢效应。 经过推导可得到 地区 产业就业和本地区工资变化只取决于外生参数和 的表达式:
为 地区工业就业的初始份额 (即 ）。
在模型推导中，经济冲击通过价格变化表现，但是实证中我们使用贸易数据表征国际经济冲击。 将3.6式中系数进行替换，得到下式：
其中。 其中， 为贸易量-价 格转换系数, 贸易量与之相乘即可转换为价格变量, 表示 产 业受到的直接贸易冲击。 3.8式为后文实证模型设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东欧剧变对德国工业造成的出口需求上升冲击背景下，本文对德国所有可贸易行业进行研究。为了探究在这些产业中直接、间接贸易冲击对就业的影响，本文基于3.8式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 表示 j 产业受到的 直 接正 向出口冲击，在随后的回归中，使用国家*产业*时期固定效应代替，并逐步添加r地区所有可贸易行业比重、r地区j产业所占比重作为控制 变量，由此可以保证间接冲击效应差异只来自于当地贸易行业中其他行业结构的差异，也就是集 聚经济。 此外，本文还添加了其他地区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最终模型如下；
其中 为“出口变化量-进口变化量”，表征净贸易风险，精确到每人每千欧元。 为解决德国内部因素影响，本文选取西欧高收入国家进出口贸易变化量作为工具变量。 此外，使用滞后一期数据构建工具变量以避免回归两侧均有t期数据，具体如下所示：
本文数据主要有两个来源：①德国社会保险记录：从中可获取德国国内所有纳入社会保险的就业人员的就业行业、范围数据以及年龄、国际等信息。②联合国共同贸易数据库：记录了多国之间贸易往来数据。本文认为1988年世界出口总额超过5千万欧元的三位数行业为贸易行业，回归样本仅包含贸易行业，并进一步剔除了石油、燃料等价格波动较大的行业。
另外，本文还使用了来自联邦建筑、城市事务及空间发展研究所 (BBSR)的通勤区域土地交易价格数据。
表1为所有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研究期间德国可贸易行业就业比重大幅下降，间接贸易冲击主要在第三期明显上升。
5.1 直接效应-直接贸易冲击对当地就业的影响
在模型4.4中，本文将间接贸易冲击指标替换成直接贸易冲击，去掉 固定效应，研究不考虑间接贸易冲击情况下直接贸易冲击对产业就业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r地区j 行业每名工人受到的直接国际贸易冲击增加1000欧元，其就业就会上升0.45%； 此外直接贸易冲击未对当地工资水平造成影响。
除此之外，构建地区贸易冲击变量：
表3显示，区域人均间接国际贸易冲击增加1000欧元将导致当地某行业就业增加2.21%；地区间接贸易冲击上升未对当地工资水平和土地价格造成影响。
5.2 间接效应-间接贸易冲击的集聚溢出效应
表4第（1）列显示，整体间接贸易冲击每上升一百万欧元，产业就业上升2.54%。第（2）列使用
以上结果证实了集聚经济的溢出效应。为了更细致地度量集聚经济，本文将所有三位数产业分为六个经济部门，假设同一部门和不同部门之间的集聚弹性不同。实证中，将间接贸易冲击变量分为来自同一部门冲击和其他部门产业冲击，回归结果如第（6）列所示，可以看出来自同一部门产业的间接贸易冲击有更大的集聚溢出效应。
那么，究竟是相近产业之间的哪些联系导致了更强的集聚溢出效应呢？本文从劳动力交换百分比和货物交换产值比重两方面考虑，1设置不同权重系数：
结果表明，贸易冲击的集聚溢出主要发生在劳动力交换较多的产业之间(表5第(1)和(4)列)，而投入产出关系的影响较小(第(2)、(3)和(4)列)。
随后，本文探究了集聚经济溢出效应的产业异质性。具体而言，本文按照研发支出占比3.5%以上的产业划分为高科技产业，分组回归结果显示高技术产业受到的集聚溢出效应是低技术产业的两倍（表6 Panel A第（2）列、第（3）列）。
随后，本文将间接贸易冲击分为来自高科技产业的间接贸易冲击和来自低科技产业的间接贸易冲击：
然后分别对所有样本、高科技产业、低科技产业进行回归，发现集聚溢出主要由对高技术产业的冲击引发，而低技术产业受到的国际贸易冲击几乎不会产生集聚溢出（表6 Panel A第（4）列）。
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将所有产业分为高技能产业和低技能产业进行回归，发现高技能产业比低技能产业从溢出效应中受益更多（表6 Panel B第（2）列），且比低技能产业更能创造溢出效应（表6 Panel B第（4）列）。
因为集聚溢出效应的存在，国际贸易冲击会对临近多个产业的就业造成间接影响。本文以中国进入WTO和东欧剧变对德国带来的正向出口冲击为背景，探讨了间接贸易冲击对地区产业就业的影响，发现：①集聚溢出效应是显著存在的。②产业间共享工人的程度越高，集聚溢出效应越大。③高科技行业受到的国际贸易冲击是集聚溢出效应的主要来源。
基于实证回归结果，本文计算出集聚效应占贸易冲击总效应的38%，集聚弹性约为0.22。与之前的研究相比，本文在国际贸易冲击的背景下探讨集聚溢出效应且考虑了地区之间劳动力移动的因素，因此集聚弹性数值比之前研究更大。
Using a broad set of national industry trade shocks, I employ a novel approach to estimate agglomeration effects by exploiting within industry variation in indirect exposure to the other local industries’ (national) trade shocks across local labour markets. This variation stems from differences in local industry composition and allows to test for the existence of heterogeneous agglomeration effects across industries. I find considerable employment spillovers from other tradable industries’ trade shocks and even stronger effects within the same broad sector. Spillovers are larger for industries employing similar workers and are triggered predominantly by shocks to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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