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韩墨林
11月9日，随着70岁的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在佐治亚州的华裔家庭里，59岁的母亲伊丽莎白（Elizabeth）也在和儿子亚历克斯（Alex）的竞争中获胜。在大选的最后一刻，伊丽莎白告诉《博客天下》，自己把选票投给了特朗普，亚历克斯则投了希拉里。
但失落的依旧是母亲。抛开美国总统大选的背景不谈，这是一个发生在美国平常人家的故事，主角是母亲和长大后渐行渐远的儿子。
![]()
除了年龄、经历，母子之间还有一层更深也更尖锐的隔阂——文化。伊丽莎白出生成长在中国吉林省，33岁到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打工，大西洋的风没有吹去口音里浓重的东北味道；亚历克斯学龄前赴美，佐治亚州立大学毕业两年半，观点中需要用中文来表述的部分，他一字一字说得很慢。
这些年，伊丽莎白看着儿子在她至今未曾融入的新土地上慢慢成长，而儿子的世界却与母亲的舒适圈越来越泾渭分明。不同的世界，引向不同的选择。
不过，政见的不同并没有让他们放弃在彼此的平行世界中寻找一种新的东西：理解。
10月28日，亚特兰大圭奈特郡（Gwinnett）机场，在议员Jay Lin和亚特兰大商会会长李雁翔的见证下，华人川普助选团队开着募捐租下的小型飞机，在高空拉出“华人支持川普”的英文标语，为川普竞选造势。地面60多个助选团员穿着支持川普的T恤衫，正面是英文“华人支持川普”，背面写着中文“川留不希”，相当数量的市民旁观了这壮观的一幕。
亚特兰大只是其中一站。大选前一个月，伴随川普遍访各州拉票的步伐，这个标语曾飘扬在美国31个城市上空。
两天后，亚特兰大华人生活网撰文称：“上空飘过的不仅是横幅，也是华裔草根运动兴起的标志。”
这是一场具有极端脸谱化特征的总统选举。在美国，它激起空前的投票热情与历年未见的社会分化，上一次这样激烈的对峙大概要追溯到南北战争了。对许多选民来说，它考量的并非是价值共识下细微的政策分野，譬如内政的激进或是稳妥，外交的强势抑或保守，而是一个看上去很模糊的命题：政治正确与否。无疑，选战双方真实的立场与政策——无论公开的还是潜藏的，远比这复杂得多，但至少，对伊丽莎白匆匆赶在投票站7点关门之前给川普投下的郑重一票来说，理由就是这个。
兴奋的伊丽莎白发来她与投票站的合影——这是她入籍后的第一张选票，意义不凡。红砖头房子，白色指示牌，四周环绕着大片草地，远处停满了车。一座并不起眼的建筑，却笼罩着对峙至胶着的肃杀与凝重。投完票天色已晚，队伍并不长，伊丽莎白站在发色各异的人群中央，亮出V字手势，笑容满面。
很快，伊丽莎白得知川普已经赢下了佐治亚州的16票——这里原本就是共和党的票仓，川普的胜利在她意料之内。此时，真正需要攻坚的纽约州和加州仍悬而未决。大选的最终结果则要第二天见晓。“我这一夜大概很难入睡了。”伊丽莎白告诉《博客天下》。
据佐治亚州当地媒体报道，当天走出家门投票的华人数量，是前一次选举的3倍。伊丽莎白身边的华人朋友都去投票了。她与朋友交流得知，大家投了川普19票，含自己1票；希拉里6票，含儿子亚历克斯一票。
川普飞机助选活动当天，伊丽莎白在朋友圈里转发了现场图片，并为自己当时不在州内没有参加活动表示遗憾。几乎不看朋友圈的亚历克斯看到后，回复了一句英文谚语给母亲：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被煽动的人看不到真相里的邪恶）。
儿子的反应并非孤例。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范德堡大学的3位学者Alexander Kuo、Neil Malhotra、Cecilia Hyujung Mo曾在他们的课题研究中发现，作为少数族群的亚裔，他们的政治选择直接受到所感受的“社会排斥程度”影响。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正因为此，在历届选举中，对少数族裔持更包容政策的民主党在华人中的支持率一直居高。2008年奥巴马与麦凯恩的对战中，伊丽莎白还没有入籍，但她记得，奥巴马巡回演讲时铺天盖地的支持声浪里，华人的声音非常坚定。
“直到2016年我们对他忍无可忍为止。”伊丽莎白说。
在她眼里，包括自己在内的华人，处事风格一直是“自扫门前雪”，并不热衷政治。然而，最近一两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华人开始广泛参与社会运动，逐渐进入美国主流媒体的视野，并开始尝试对决策施加影响。
伊丽莎白在美国参加的第一次游行，由2016年年初华人抗议梁彼得案判罚不公引起。这是她到美国的第26年。
案件大致情况是，美国华裔警察梁彼得在黑暗混乱的环境中误杀一名非裔青年，被大陪审团裁定5项罪名成立，可能面临最高15年的监禁。这在华人群体引发一片激愤，愤怒源自明显“不公平”的判例：此前发生的弗格森·布朗案和史丹顿岛加纳案中，均是白人警察误杀黑人，结果却免于起诉。
从东海岸到西海岸，40多个城市中，华人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对浪潮，纷纷涌上街头举牌抗议。事后美媒评价此事为“美国历史上华人群体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
2016年2月21日，亚特兰大的游行中，伊丽莎白手举 “为了公平，为了梁彼得”的牌子，在人群中高喊：“这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儿子亚历克斯随她前往，没有喊口号，只是静静地从头看到尾，最后丢来一句让她噎了一中午的话：“这不是在争取平等，这是在争取平等的杀人权利。”
亚历克斯向《博客天下》解释，梁彼得案的判决基于许多错综复杂的原因，与上述另外两桩案例很难一概而论，包含违规用枪、事后救治不及时、庭前隐瞒事实等必然导致判罚加重的因素，若一定要深究，可以写出10页论文。诸多原因中，种族的原因不能说没有，但是要排在后面。
亚历克斯坦言自己并非法律界人士，所说只是个人看法。据他观察，在美国各言论平台，对此案公平与否争议很大，是一个“各有讨论余地”的事件，并不包含斩钉截铁的善恶区隔，之所以引起这么大规模的抗议，是“大家需要一个象征”。
亚历克斯口中的“象征”，亦是伊丽莎白历数的美国华人政治运动“三大旗帜”：梁彼得案、《Meet the Flockers》事件（非裔歌手YG写了一首题为《遇见劫匪》的歌，歌词详细描述了如何到华人居住的区域进行入室抢劫，华人抗议下架无果），以及加州民主党推行的从求学到就业全领域AA法案（平权法案）。
游行结束之后的4月，梁彼得案改判结果出炉，刑期改为5年缓刑，并执行800小时的社区服务。伊丽莎白十分欣喜，认为这是一场“民族的胜利”。她长达6整段的感慨在朋友圈里被40多个人点赞，亚历克斯一个字也没有回复。
意识到“抱团”重要性的华人，在微信群里商议成立“川普助选团”，发展了来自28个州的6000多名成员，伊丽莎白并未加入，但经常在群里加油鼓劲。
![]()
▵川普助选团（图片来自网络）
这些助选川普的华人，用伊丽莎白的话讲，与其说是支持川普，不如说是排斥希拉里，他们认为后者意味着奥巴马政策的延续，也即令华人深恶痛绝的“政治正确”的延续。另一个层面看，在两届任期经济低迷的背景下，奥巴马的税收政策不利于商业发展已成舆论集咎之源。相关数据显示，2001到2013年，仅仅因为对华贸易，美国就损失了320万个就业岗位。在这种现实下，川普提出的“劳务保护”计划尽管存在诸多不现实之处，但无疑意味着另一种可能性的存在，一种崭新未来的暗示。
亚历克斯眼中的川普助选团“像一种宗教”，掌握了从下定义到作解释的一切权力。9月25日，加州州长批准了亚裔细分法案。该法案由民主党议员提出，要在教育领域里细分亚裔。这个消息在华人微信群里被直接解读为“教育平权就是断了华人孩子上大学的路子”，并呼吁支持川普，尽管后者在这个领域尚没提出任何明确政策。
亚历克斯也不喜欢平权法案。他一直耿耿于怀，与自己成绩相近的拉美裔朋友去了佐治亚理工学院，而自己只录到佐治亚州立大学，但他觉得母亲在这个问题上的逻辑“非此即彼，十分野蛮”。
他对川普本人的评价更加干脆：“不体面，充满歧视，谎话连篇，蔑视规则。”纵观川普选举史，这似乎并不是一句意气之评。
伊丽莎白认为，儿子的观点“被大学教育带偏了”。在美国许多大学，反政府左翼已成为一种“潮流”，使大学成为民主党的天然“票仓”，共和党本就望仓兴叹，而完全不对精英口味的川普更加难以撬动大学的墙角。“他应该睁开眼睛，看看属于他的族裔的真正诉求是什么。”
在美国，经常有留学生把亚历克斯当成ABC（出生在美国的华人），印象来自格外挺直的腰杆和非常自信直视对方的眼神。同学说，凭着这种“气质”，他能从一个房间的中国脸孔中准确指出哪几个是ABC。亚历克斯不知道这是不是吹牛，但他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人绝对没有这样的本领。在美国人眼睛里，亚历克斯和母亲伊丽莎白身上有着相同的一望即知的标签——黑眼睛和黄皮肤，这使他们在生活中时常遇到相同的问题：你来自中国吗？
伊丽莎白会非常自豪地说是的，亚历克斯会平静地回避掉这个问题。说到这里，他略略停顿，对《博客天下》说，这并不是偏见，只是与童年回忆里的中国确实无法建立起深刻的情感联系。
伊丽莎白初到美国时只带了500美金，像大多数一代移民的故事一样，白天艰辛创业，挥汗如雨，晚上在深夜里细细咀嚼举目无亲的异乡滋味。儿子留在国内，由母亲照管。有一天，只有8岁的表姐牵着小表弟出去玩，路上把表弟丢了，表姐也不敢回家，两个小孩子在相隔几条街的黑夜里哭了好久，直到被大人发现。
家人谁也没有通知伊丽莎白，怕她担心。伊丽莎白过年回家才知道此事，在母亲刻意淡化了语气的叙述中，她心惊肉跳，继而陷入痛苦和内疚：两个家庭差点毁掉了。
尽管生意还没闯出门路，生活日益维艰，伊丽莎白还是以最快的速度把儿子带到了美国。然后，正如她预料之中并且在心里一遍又一遍“预演-说服”过的那样，她“失去”了儿子。
儿子适应美国比伊丽莎白要快。仅仅几个月后，她已听不懂儿子与上门来玩的小伙伴飞快的英语对答。3年后，母子的睡前交流不见了。5年后，她不得不适应儿子对她直呼其名，并在过年回国探家时，尴尬地向亲友作解释。
伊丽莎白很惭愧自己远远不如儿子。来美多年，她的朋友还是仅限于教会认识的华人，和越洋电话那端的发小。那是她的舒适圈，圈子之外的一切让她紧张。
伊丽莎白希望儿子能找一个留学生妻子。一天，在酝酿了好几遍劝词之后，伊丽莎白小心翼翼地向亚历克斯提出这个请求。儿子非常奇怪地打量她几眼，上楼了。
对亚历克斯来说，成长未必如母亲所想的那般顺利。
亚历克斯反复提到华裔漫画家杨谨伦，他的画册讲了很多在美国生长的华裔孩子的故事，包括他们在中小学时期进入白人孩子圈所受的欺凌。其中有几则故事让亚历克斯心酸，譬如男生中普遍认同的力量崇拜，使更重视成绩的亚裔不太可能成为学校里受欢迎的一群。读书的时候，亚历克斯很受这事困扰，他甚至一度觉得努力没什么用处。
母子有各自的烦恼，但不会向对方倾诉。在他们的两个世界里同时掀起波澜的，是这届选举前风云搅荡的美国社会。
亚历克斯是基督徒，读初中时，学校每天会举行晨祷仪式，后来由于非基督徒家长的反对，这个仪式取消了。再后来，回母校拜访时，亚历克斯发现，学校为穆斯林同学专门设了一个祷告室，他有些困惑。
伊丽莎白的教会朋友告诉她，加州一所学校之前开展过对LGBT（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首字母缩写）群体的支援活动，一个学生穿着反对LGBT的衬衫上台，直接被开除了。
她第一个想法是担心儿子，儿子是保守派基督徒，而且性格执拗，她觉得那就像“儿子会干出来的事情”。
亚历克斯看得开这些。有时，见到从大陆来的男同学穿粉色T恤、紧身裤，大陆女生好朋友手拉手走路，他会婉转提醒：在美国文化中，这样的行为会被直接贴上同性恋的标签。
伊丽莎白更加担心的是，华人圈中流传民主党倘若上台将会使冰毒合法化，并要仿吸烟室的形式在街头兴建吸毒室，每个成年人都可以随意买到冰毒。听到这个消息，她气炸了：儿子要是学坏了可怎么办？
更难以理解的事情袭来。伊丽莎白初到美国时，圣诞节大家都说“Merry Christmas”，她认为这只是一句很普通的祝福语。可是后来，大概就是这五六年间，悄无声息地，这句祝词变成了“Happy Holidays”。
祝福语的变迁背后，藏着微妙的“政治正确”。Merry Christmas本是西方世界沿用千年的圣诞祝福语，但随着美国近年宗教平等的意识被强化，以穆斯林群体为代表的部分少数教派认为Merry Christmas暗示基督教霸权，对其他宗教有侮辱性，在这种抗议下，Merry Christmas被语义中性、更加“安全”的Happy Holidays所替代。
然而，令美国媒体津津乐道的一幕是，2015年12月初，川普演讲时，一位听众提问时先问候“Merry Christmas”，川普立即大声回应：“Yes! Merry Christmas! ”满座一齐高呼“Merry Christmas”。
伊丽莎白觉得这一幕大快人心，亚历克斯评价这是政客的表演。但难以否认的是，反对“政治正确”化身这个角色，在整个选举过程中，使川普获得拥趸无数。在亚特兰大华人生活网的采访中，伊丽莎白身边的朋友纷纷表示，他们投川普就是为了这个：“政治正确，Happy Holidays，彻底受够了。”
亚历克斯说，这大概是“政治正确”压力下，选民多年隐忍的一次总爆发吧。
他认为，每个社会都有发展过程中埋下的伤疤，对美国来说，就是种族主义。奴隶制的历史伤口太深，当正在欧洲爆发的移民问题同样困扰美国时，“政治正确”的矫枉过正必然存在。但它仍然是少数族裔的保护伞，更是文明包容共生的基础。
伊丽莎白和亚历克斯往往困惑于同样的事实，但观点总是尖锐对立，就像一源江水注定要奔向不同的沟渠。目前，美国约有30万华人非法移民。大选前夕，非法移民的大赦和投票权的问题在电视上反复讨论。伊丽莎白看一次生气一次，她认为，这样的政策，对他们这样早年在美国拼事业挣身份的打工者，以及现在挪开GRE、毕业证书、工作签证3座大山，正在排队等待遥遥无期的绿卡的年轻人，是非常大的侮辱和不公平。
亚历克斯完全不能理解母亲的想法，他认为，母亲一边希望自己所在族群发声壮大，一边在抛弃拥有同样血脉的另外一些人。
甚至包括凤姐。亚历克斯没预料到凤姐也在公开媒体中支持川普，而且态度坚决。作为非法移民，凤姐更有可能从民主党获得大赦，但在站队中，她仿佛丝毫没有考虑这一点。
这种决心令亚历克斯费解，他意识到自己或许从未接近过母亲的族群，尽管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可是面对那些人的抗争、抉择以及背后的渊源，他觉得自己自始自终都是一个局外人。
像每一个焦灼的母亲那样，伊丽莎白迫切地想走近儿子。最近她有了新花样，晚饭做一餐复杂的饭菜，这样儿子不会太快吃完，多出来的时间可以和她交流。
这个方法仿佛有些奏效，儿子的话虽然还是不多，但慢慢吃完一餐饭，时不时攀谈几句，在仿壁炉风格的橘黄色夜灯笼罩下，总会平添几分温暖和默契。
亚历克斯了解母亲的心思。他很少接触华文书籍，没读过龙应台写的《亲爱的安德烈》，但有一句与那本书不约而同的感慨：爱，不等于喜欢，也不等于相互理解。
在亚历克斯已经很模糊的记忆里，童年的他与母亲并没有太多亲密的时刻。他当然知道母亲对自己的关心无微不至，但他的一半童年在中国度过，那时的母亲在电话另一端，当自己带着另一半童年到美国时，母亲也没有表现出过分亲昵。美国父母对孩子的爱是炽热而张扬的，在家长与孩子的互动会上，美国小朋友玩游戏赢了，母亲会拨开人群冲过去，给孩子一个夸张的拥抱，而他赢了，母亲只是在不远处点头鼓励。仿佛有那么几次，母亲想要冲过去，却总是因为不好意思而收住脚步。
他回忆，再回忆。历史课上，老师有时会讲起遥远的中国，那片他并没有留下多少记忆的故土。令他有点尴尬的是，每当做关于中国的Presentation（课堂演示）时，老师总是最期待他的那份，亚历克斯也默认了这个主题自己应该做到最好——他说这大概是一种无法回避的身份归属。查到的资料看不明白，亚历克斯会去询问母亲，这时母亲会眉飞色舞，话匣子开半天也收不住。
很久很久，亚历克斯才意识到，他的家乡是母亲的异乡，隔在他们中间的，是爱也无法融化的、沉重而生硬的文化隔阂。
伊丽莎白拿到绿卡很早，但申请入籍很晚。回忆起举起右手宣誓入籍的时候，她说这是她人生中最庄严的一场仪式，仿佛宣告了某个终极决断，关于放弃，也关于选择。她说不清自己的矛盾在哪里。就像一根线，这边拴着儿子，背影远去再远去，最终模糊成一个点；那边拴着家乡，红砖灰瓦，青青麦浪，故土恩深，但就像已经斑裂泛黄的相片，那些回忆和色彩回不去了，就意味着彻底回不去了。
这个有些彷徨的母亲觉得自己“两头都抓不住，哪边也不属于”。
伊丽莎白对民主党抗议最激烈的部分，是从求学延伸到就业领域的平权法案在加州已经推行开来。她不了解被称为美国高考的SAT的积分规则，于是这样比喻：“黑人20分上哈佛，我们中国孩子就得考80分，你说这公平吗？”还有找工作，“华人成绩好，所以硅谷那些大公司里招好多华人，现在要按族裔比例分名额，吃亏的又是中国孩子，我们中国孩子太苦了。”
当伊丽莎白提及这些令她愤愤不平的“不公平”时，挂在嘴边的总是“我们中国孩子”，她从来没有直接说“我的孩子”。只是有一次，她谈到华人就业的话题时，不假思索用经济学专业来举例——那正是亚历克斯的大学专业。
伊丽莎白和亚历克斯都知道，母亲对儿子的爱，和儿子对母亲的爱，无论过去还是将来，永远也不会改变，它一直在这里，安静滋养，默默绵延，这是一切理解和默契得以生长的温厚土壤。接下来，母子分歧已久的总统大选已经尘埃落定。他们只需要等待，等待儿子靠近，母亲融入，等时间把所有争执融化成愉快的碰撞，越过两个世界。他们一直是一家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