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回顾了历史上汉人被视为多数族群，而其他民族为少数民族的情况。但在特定情境中，当汉人成为少数民族时，他们遭遇了悲惨的下场。通过外蒙古独立运动和辛亥革命期间某些满洲官僚的图谋为例，说明了保障主体民族的地位和利益的重要性。并强调了民族仇恨和隔阂的危害，以及注重和保障主体民族地位和利益的必要性。
通常认知中，汉人被视为人口众多的多数族群，而其他民族为少数民族。但当情势变化，汉人成为少数民族时，下场堪忧。
外蒙古独立运动中，汉人居民遭受种族清洗和大屠杀。从科布多城的惨案到阿勒泰地区的抵抗，再到其他战略要地的失守，汉人的生存面临巨大威胁。
某些满洲官僚和旗人军官制定过屠京计划，意图杀光北京城的汉人。幸运的是，这一计划因风声走漏而未能实施。
历史证明，注重和保障主体民族的地位和利益是解决边疆和民族问题的根本。无情的历史一次次证明了这一点。
历史上的民族仇恨和隔阂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这些教训提醒我们，必须重视不同族群间的和睦相处，避免亲痛仇快之事。
大众通常认知中，汉人被视为人口众多的多数族群，中国其他各民族被视为“少数民族”。然而，
当情势一旦发生变化，汉人变成了“少数民族”，下场又将如何？
青史为鉴，一百多年前的“外蒙古独立运动”，给了我们明确而清晰的答案。
公元1912年开始，外蒙古针对境内汉人的这场种族清洗，将占当时外蒙人口总数15%以上的汉人族群，屠杀、清洗、驱逐殆尽。
公元1911年12月，清朝灭亡时，在沙皇俄国的策动，外蒙古喀尔喀地区的宗教事务首领，藏族血统的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活佛博克多格根，宣布“蒙古独立”，自封“额真汗”（即“日光皇帝”），建立了实为沙俄帝国的傀儡政权“大蒙古国”（又称“博克多汗国”），并得到沙俄的武器支援，迅速组织了近代化军队，和沙俄军队合兵，并向漠西蒙古（今新疆北部）和漠南蒙古（今内蒙古）大举进犯。
阿尔泰山麓附近的科布多地区，是连接新疆和外蒙的战略要地，首府科布多城常年驻守着清朝军队，城中有大批汉人商人来往行商，更有许多汉人失地流民来此定居，从事农业和手工业，所以城北建起了关帝庙，城东南建起了先农坛，城东六十里屯田处，有山川风云雷雨坛，其标志建筑都是汉文化风格，形如汉人在漠北地区的一大聚居点。
1912年5月，“博克多汗国”叛军5000余人，会同大批沙俄哥萨克骑兵，历时两个多月，攻破科布多城后，进行了疯狂血洗，将整座城市杀得血流成河，白骨成堆，
惨死的汉人平民和妇孺老幼，高达3000余人，
昔日大清镇边重镇，竟成鸡犬无声的荒凉鬼蜮。
接着，叛军乘胜攻打新疆的阿勒泰地区，被时任新疆督军的杨增新将军，倾尽全省财力，组织近代化装备的新军击退。
1912年底，叛军又在沙俄军队策应和大批武器支援下，大举南下，一度夺取了内蒙古地区的多个战略要地。
“博克多汗国”侵夺最大地域：
北洋政府则从北中国各省集结了步骑兵四万余人，出动大量火炮，方将叛军击溃。随后和沙俄缔约，名义上取消了“外蒙独立”和“博克多汗国”，改为实为俄国控制的“外蒙自治”。
1919年，乘着沙皇俄国政府被推翻，北洋政府一度派徐树铮率部收复外蒙古，废除此前和俄国的相关协定。然而，在中国军阀混战的局势下，徐树铮部很快便率军南返，留守的4000兵力则被流窜至此的白俄军队击败，至1921年7月，外蒙古的实际独立遂成定局，并在二战后获南京国民政府承认。
从此，漠北草原那片曾属于中国的宝贵国土，何等山川壮美，何等绿草如茵，皆就此失陷。
而往往被世人所忽略的，
这场在沙皇俄国策动下，历时近十年之久“外蒙古独立运动”，同时也是对当地汉人居民的种族清洗和大屠杀。
在清朝统治期间，大量汉人平民定居于外蒙首府库伦，当地光是汉人开设的商铺就有557家，从事商业的汉人为16115人，经营手工业的土木工匠约3500 余人，金矿煤矿工人大约5600余名。
此外，在库伦以北，还有8000多名汉人工匠在当地金矿淘金，更有大批汉人失地农民，在当地耕种荒地。预计整个外蒙境内的汉人总人口，不少于15万人，占其总人口的20%以上。
根据当时资料记述，从公元1912年至公元1913年，除却恶行昭彰的科布多大屠杀外，外蒙叛军从宣布“独立”到向西、向南的侵攻过程中，更是“
抢劫商富，搜杀汉人，焚烧房屋，至为惨毒
”，即使对所遇蒙古牧民，也同样将其牲畜“尽掠所有”，其一路所经之地，更是“
路无行人，鸡犬无存
”。
即使遭遇这等惨毒境遇后，在名义上取消独立的“外蒙自治”期间，根据1918年时的统计，当时外蒙总人口64.7万人，汉人仍有约10万人，仍旧占了15.4%。
然而再看看后面的统计结果：
1969年：外蒙总人口118.8万，汉人725人。1979年：外蒙总人口159.4万，汉人344人。1989年：外蒙总人口204.4万，汉人247人。
何等
触目惊心
！
1920年，当外蒙叛军攻陷库伦时，留守北洋军向北溃逃至恰克图，叛军又开始了对境内汉人的新一轮清洗和大屠杀。向南逃回内地的几条道路更完全被叛军封死。
走投无门的汉人百姓，约有四万多人以难民身份，跟随北洋军北撤至恰克图，其中财力相对宽裕的两万人，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到达黑龙江和满洲里地区。没钱买车票的贫穷汉人两万余人，则从此滞留在俄罗斯境内。
而剩下的那五万多汉人，绝大部分被屠杀，剩下的则被强制剥夺所有资产，成为当地蒙古人的奴隶，从事最低贱的职业，饱受欺凌和歧视。
有一种说法流传已久，一直到1950年后，新中国驻蒙大使仍能看到一些在荒僻地区的汉人遗民，他们坚定相信着自己此生经历的，只是一场分裂国家的叛乱，一心企盼着中国政府出兵营救他们。也是在驻蒙使馆的交涉下，才终于为这些逐年减少的“725人、344人、247人”们，争取到基本的国民待遇……
通过这段不堪回事的历史事实，也足以证明：
正因为汉人为中华民族之主体，为中国之不可动摇的基石。因此，
彻底清除汉人这个中国主体民族在当地的存在，也是任何一个边疆地区妄图分离中国，所必不可少的环节。
而一旦世事风云变幻，
当汉人在某个边疆地区失去了优势数量地位，沦为少数族群后，在民族分裂势力的屠刀下，同样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下场堪忧，不忍卒读。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常识，太多习惯于族群优势地位的汉人完全不懂，可对另一些人，却是从骨子里便刻骨铭心。
事实上，比之外蒙古汉人的境遇，辛亥革命期间，还曾有过一次
类似的未遂图谋
。
随着革命军迅速光复南方各省，满清江山危如累卵，某些顽固派满洲官僚，和禁卫军的年轻旗人军官，以及八旗学堂的年轻旗人学生，召开秘密会议。
这些人不甘心坐以待毙，丧心病狂地制定了一个“
屠京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