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神山冈仁波齐。

大家好，我是小暖。

导演张杨在藏地，细细打磨的《冈仁波齐》是一部把匠心放进电影。在这个“赢家通吃、勇者无惧”地拍着烂戏、赚着快钱的时代，观众用人民币投票，将一部小众的电影推向口碑好评。

观众坐在银幕前，必须要屏气凝神，方觉不会亵渎一众创作者的良苦用心。

《好莱坞报道》评价这部电影：“它描述生死，不卑不亢，无喜无悲。”

不卑不亢，无喜无悲，是宁静的力量，来自于信仰的加持。

有信仰的人，既不愚昧，也不伟大。

只是我们心里的光，一旦亮起，就无法再被熄灭。

今天小暖请来嘉乐给大家介绍一位他所敬仰的一位长者，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打磨着每一架琴，每一个都是他心里的冈仁波齐。

话题发起人

葉嘉樂

从事平面设计，

还是一名爱鼓捣弦乐的躁热分子

各位好，我叫叶嘉乐，从事平面设计，同时是个音乐爱好者，其中更偏爱弦乐。前些天碰巧见一篇报道邵述之先生的文章，是个年长的退休老先生，引起兴趣的是他还是个提琴匠，在长洲岛一小房子里做琴，好奇心总能击退懒惰。于是我登门拜访这位老先生。

绵绵阴雨天，人稀清静。到了他的出租屋后，大铁门敞开，一眼注意到的就是那把还没做完的double bass，邵老先生做了半年，打算送给星海学院的一个老师。剩下弦轴、琴马、琴弦没装，就已经有了一股遗世独立的优雅气质。

他就是邵老先生，穿着一身有些破洞的便衣，老北京式样的布鞋，顶着满头白发。他的眼皮耷拉着，像是雕塑者特意往下拖了一指，别具匠心。他似乎很欢迎我的来访，却依旧放不下手中的琴板，盘起腿来，说起了他那似提琴曲般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

邵伯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在吉林的一个大院里长大。他从小就听着院里的大哥哥的笛箫声，对音乐越发着迷，当时就买来跟着学。虽然学习成绩不佳，但很小开始就已经是学校里文艺汇演里的积极分子。

1959年高中毕业，没能考上大学，就跟着别人进厂打工。他依稀记得那年8月份，一场马思聪的提琴演奏会把他给震慑住了。“马思聪两小时的音乐会，独奏！那琴声至今印象还深！” 当时他几十里路徒步到沈阳音乐厅，花一块钱（当时相当于二分之三的日薪）买了张最便宜的票，只为了看这场演出。

之后琴声在他心里翻江倒海，久久未能平息，决心再穷苦也要学拉琴。他开始省吃俭用，五年后，他终于花了10块钱，在寄卖店里买了人生的第一把小提琴。

机会总会留给有心人，他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家境富裕，有知识修养的严师，布置曲目没练好，下次课就不上，直到练好为止。邵伯回忆往昔，现如今拿起琴来，即便手指有些受伤的缘故，不能灵活控弦，却依旧给我拉起了一曲深情缓缓的小调。

好景不长，他刚好碰上十年文革，他学琴之路就此中断。他记得最后一次去老师家，红卫兵就往二楼冲，当下就把老师拽到楼梯口示众。他亲眼看见，那把德国制的小提琴，被老师往大腿上一砸，那些教材也被红卫兵们堆起来烧。混乱中他只捡回了一个弦轴和几页曲谱。

这一把火烧掉了琴，却依旧没有泯灭掉他对琴的热爱。 懂琴懂音乐之人，对琴音色的部件、结构，音色品质的不同，都会细细琢磨。学琴技艺慢慢纯熟之后，他发现自己的原来那把提琴越来越满足不了他的追求。不给拉琴，他便开始琢磨做琴。

乐器厂相继倒闭，琴身只要4毛一个，他大胆地买来几个，又托人找到生产图纸。白天在工厂打工，晚上躲回家自己琢磨，学着做琴：“我拆开面板，了解它们的每个部件和构造，看着图纸琢磨发声原理，只能靠自己瞎想瞎试，也做坏了好多个。“

那些图纸和装备直到现在他都不想抛下，如今就在工作台里拼版、刮板、合琴、随琴、刻头、装头、上漆。

“手工做琴跟工厂流水线生产出来的琴不同，会细究到每一个步骤和用料。” 桌底下的几百斤重木材，是他从俄罗斯采购回来的，因为他知道有虎皮纹的木材，极为珍贵。

提琴的发声主要靠面板和背板，关键要看板的厚度和弧度，需要在厚度规上来回测量，在模具和图纸上反复比对， “做多了自己就顺手，心里会有个度。” 他心里清楚，想知道什么是“好音色”，得听过足够多的好琴才行，“好音色”是对比出来的。

时代总会给人开莫名的玩笑，文革打压之后，样板戏的兴起让“洋乐器潮”回兴，机缘巧合下，当时桂林歌舞团一位大提琴手委托他做了一把double bass，会做琴的名声便传开了。

即便名声来了，但他依旧想专心以做琴为生。

他越发觉得这个行业鱼龙混杂，掺杂了太多以赚钱为目的的人， “一旦有那种对音乐非常着迷，想要学的年轻人，我都非常乐意传授。” 他看到了当时的自己，更希望这门手艺能得到传承，但现实往往不尽人意。

曾经就有一邻居家的小男孩想学琴，他还亲手把做的琴送给他，并教他拉琴的基础，不料小男孩不争气，吊儿郎当的态度逼得他一气之下，夺过小男孩手里的琴，一脚踩烂。

“老头脾气倔得很，认定的理就一股脑去做。” 他女儿元元觉得邵伯太理想化了，几次想要创办专业的提琴制作学校，却因为各种问题被搁置了。

曾经有一次临近的机会，1989年，透过朋友联系到了制琴师H.S.Wake(当时加州提琴协会主席)，试图以他的名义创办学校。Wake很支持，寄来了八本自己撰写的珍贵制琴教材和录音带。

两人还通过翻译信件往来。没想到万事俱备后，负责联系的朋友拿到了签证，决定赴美深造。邵伯不懂英语，无法与Wake联系，事情就遗憾告终了。

后来国内发生了变革动乱，邵伯举家搬到了俄罗斯，做起了木材生意。“我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做生意，完全没有赚钱的脑子，活得很挫败。”

他还是有些放不下，便回国了。女儿留在了俄罗斯，老伴又因病逝世。机缘巧合下，他找到了失联已久的好友李世琏，好友在大学城的街边卖画像，生活困窘却有味。 这让他想起了什么，决定定居广州，重新捡回些初心，也算有了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