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语言成为小说的政治

莫言谈论长篇小说时曾说“结构就是政治”，长久以来，我深以为然。然而《一九八四》毫无疑问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可能，在他这里，甚至不是语言，而是“语词”把握了文本的权柄。

对这本书的记忆，是从遗忘开始的。“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合上书本，小说情节早就忘个干净，这是我能够记住的唯一完整的句子。但是，甚至对“句子”这个单位，我也难以长久地留意。在遗忘过程中，真正点亮起来的，是那些火种一样的奇妙词语。英社、电幕、大洋国、真理部，以及种种“新话”。奇妙的阅读体验在这时复苏，因为奥威尔无与伦比的营造语境的功力，使得我们能够从每一处特定词语恢复对温斯顿·史密斯那整个黯淡生活的经验。这些词语就像是干细胞，每一个携带的基因，都包含了生命体全部的遗传信息。是否存在这种可能，奥威尔真正想写的，从来都只是这些词语。余下的人物情节，无非是充当了注解，构造了语境。

对于长久以来贴在这本书上政治寓言、反乌托邦之类的标签，我倒没有什么兴趣，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我懒惰的读书方法，一点情节也没有记住。但我想这并不妨碍体验本书的魅力，这是一本可以随时翻看随意哪一页的小说，甚至于抛弃正文，作者在附录中作的《新话说明》依然妙趣横生。（比如新话中构造不同程度形容词的方法，具有令人叹服的数学精确性。）我到现在仍然记得读到此处的惊讶：这新话不就是汉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