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偏见》与奥斯丁的社会理想主义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四十二卷，为免费内容。

《与陈词滥调一战》是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1949—2023）最负盛名的文学评论集，曾获得 2001 年全美书评人协会奖。本书集结的文章为 1971 年至 2000 年艾米斯撰写的深度评论，他以磅礴的阅读储备，为塞万提斯、弥尔顿、约翰·多恩、简·奥斯丁等经典作家的作品贡献了洞见非凡的解读，同时也以其毒辣而正派的口味，评判了 20 世纪下半叶英语文坛代表人物，如索尔·贝娄、菲利普·拉金、纳博科夫、伊夫林·沃、厄普代克、V.S.奈保尔、菲利普·罗斯等人的作品。

陈词滥调、矫揉造作、政治正确——这些都是艾米斯的敌人。对艾丽丝·默多克、库尔特·冯内古特、雷蒙德·钱德勒、安东尼·伯吉斯、V.S.普里切特、唐·德里罗等当代名家的作品，艾米斯也自有公允的论断。此外，作家的兴趣还延及国际象棋、英国足球流氓文化、吉尼斯纪录大全，等等。

经“99读书人”授权，我们摘选了《爱情的力量》一章分享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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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撰写《傲慢与偏见》的书评，你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读完第一句话而不会先说出“普遍认同的真理……”，做到了这一点（移除了这个障碍），接下来你才能着手更加棘手的问题。例如，为何读者如此无可遏制地热切盼望伊丽莎白·班纳特和达西先生结婚？为何读者几乎以同样的热度为简和宾利先生的波澜起伏扼腕叹息？简和伊丽莎白的母亲班纳特太太（愚蠢、喋喋不休、粗糙、贪婪）是文学中最大的一个喜剧梦魇，而我们焦躁不安地为她的女儿们构想远大前程，按捺不住的心态同她不相上下。简·奥斯丁让我们大家都变成了班纳特太太。这是怎么做到的？

更加令人不解的是，这个令人头晕目眩的狂热焦虑经受住了反复阅读。第五次或者第六次读完这本书之后，笔者依然像过去那样感到谢天谢地松了一口气：净化效果不减当初，这些日子，的确，假如能读到更加详细描写的结局，我也不会在意的——例如，男女主角二十页的性场景描写，而且达西先生必须身手非凡。（这样的场面当然不会发生在一个乡下小店或者镇上名声可疑的客栈，而是在彭伯利的优雅舒适环境里，有它的绿地和开阔视野，还有每年一万英镑。）简·奥斯丁用她爱的神曲，总是毫不费力地为每一代读者（还有评论家们：道德家、马克思主义者、神话挖掘者、结构主义者——让大家都欢天喜地）更新自己。人们好奇她对当下这群二十一二岁的年轻人会说些什么，在他们看来，“爱情”并不完全是过去那个样子。今天爱情面临新的挣扎：要对付现实主义、没有未来、实用主义，以及全国性的避孕套运动。但是也许旧日对立的两面，激情和谨慎，从来没有真正改变过；只不过是在一根轴上来回摆动而已。

让我们首先确定达西先生以及地球上每一位男性读者爱情盛开的时刻。鲜花盛开的时刻是我手中版本的第三十三页（《牛津插图本简·奥斯丁》，1923）。我们有梅里顿舞会、拘束的茶舞，本地居民看见条件合格的绅士及其随行人员进门时激动不已；我们带着保护心态忍受了达西先生对我们女主的出言不逊：“她还过得去；但还没漂亮到足以吸引我……”不久之后，简·班纳特——温顺、甜蜜、不那么复杂——受邀去内瑟菲尔德与时髦的新邻居共进晚餐。“我能坐马车去吗？”她问母亲。“不行，亲爱的，你最好还是骑马去，因为看上去可能会下雨；那样的话你就必须待上一整晚了。”简骑马去了，果然下了雨，她病了——不能移动。伊丽莎白的焦虑是我们很容易理解的：根据我们对 19 世纪小说的体验，我们知道这些弱不禁风的美人儿几乎一个晚上就有可能崩溃。因此第二天，伊丽莎白受到姐妹之爱的驱使，骑马跨越十二月的泥浆前往内瑟菲尔德，去那个特权傲视别人的堡垒。她这位不速之客居然无人陪伴就上门，“双腿疲乏，袜子上沾了泥，脸庞因为运动而发热，红光满面”。现在男性读者的心已经放下了（的确，他已经单腿跪下了），但是达西的怦然心动才刚刚开始。

至于女性多情的心灵——至于谈到爱上他——达西先生，我认为，他初次露面就捕获了全体女性的心：

这个，再加上——

——大概就行了。奥登跟许多其他人一样，被简·奥斯丁赞扬“铜钱的催情效果”吓到了：她说的是金钱，而且还是老钱。金钱在她的世界里是至关紧要的物质；一旦你进入这个世界，立即会感到没钱的赤裸裸的恐怖，就像老处女不言而喻的恐怖处境一样强烈。足以好笑的是，我们对伊丽莎白和达西所寄予的希望居然是平等主义的，而且也没那么贪婪。我们想要爱情带来财富的重新分配，启发这样一个男人产生无私的愿望，不盈利的愿望，这才是浪漫的核心。

电影《傲慢与偏见》（2005）剧照

伊丽莎白·班纳特是简·奥斯丁本人，但更加精力充沛、具有颠覆性热情，尤其是相貌出众。尽管作家的生平只不过是人们在思考其作品时的附加选择，但简·奥斯丁老处女生涯的乏味事实——她相貌平平，没有儿女，到死都是处女——给她的喜剧增添了失望感，还有一种受挫的回归感。这也证实了人们感觉到她后来的女主角外貌特征减退：不引人注目，不易为人察觉的芬妮·普赖斯；严肃的爱玛（还有她温和慈祥的奈特利先生）；沉着到令人感到刺痛的安妮·艾略特。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简·奥斯丁开始写《傲慢与偏见》时，年龄与伊丽莎白相仿（“我又不是二十一岁”），伊丽莎白是她唯一令人信服的性感的女主角。甚至她的父亲、漫不经心的班纳特先生，都充分意识到她热情的性格，给予不同寻常的警告：“羞辱和痛苦”会等着她，她“也可能会既不幸福也不受人尊敬”，一场无爱的婚姻。他自己的婚姻就是无爱的，其他人也一样；他们也都凑合着过下去，但他知道伊丽莎白绝不会没有爱也凑合下去。

我们是如何感受这样一个社会的？这个世界，有着它的禁忌、规矩，以及梯次排列的情感？也许最清楚呈现给我们的就是它的语言。达西先生名叫费茨威廉，很好的名字——但伊丽莎白从来不用这个名字，她称他“达西先生”或者偶然会说“我亲爱的达西先生”。就好比你称你母亲“太太”，称父亲“先生”。如果舞场上“挤孟了”*人，年轻的小姐可能会“头疼”。你可以“捉浓”一位绅士，如果你“原意”的话，如果他同意被“超笑”的话。如果恰逢十月六日，那么“昨天狄晚上”已经庆祝了“米迦勒节”。“啊”，我们多么“狂喜”啊！大家都为“秘密”深深“牵累”，还必须注意他们的“花费”。有钱的男人必须娶有钱的女人，以免“降低档次”或者甚至说是被“污染”。但是没钱的男人也应该娶有钱的女人，为了获得“还算过得去的独立”。那谁来娶所有那些穷女人呢——可怜的女人，她们怎么找到“一个丈夫”呢？她们如何周旋于激情和谨慎、理智与情感、爱情与金钱之间？

两个极端的情形在《傲慢与偏见》中得到了探索，或者说没有得到探索和检验；它们定义了简·奥斯丁坦率的有限性，也许还有艺术的有限性。首先是完全理智、完全为了金钱（也没多少钱）的婚姻：柯林斯先生和夏洛特的婚姻。夏洛特是伊丽莎白的邻居和密友，柯林斯先生当然是世界级的怪人；他有种黏黏糊糊的警觉性，连波斯纳普先生可能都会羡慕。“他会是个有理智的人吗，先生？”伊丽莎白问她父亲，事先已经知悉了柯林斯先生的自荐信。本班纳特先生的回答带着他典型的滑稽和灾难性的放纵：

柯林斯先生来小住几天。因为班纳特先生的家产附带着那个著名的“附加内容”，导致女孩会被忽略，而表亲柯林斯就是下一位继承人。因此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娶班纳特众多女儿中的一位。他的目光起初落在简身上，然后（一天之后）又落在伊丽莎白身上，（八天之后）他向她求婚未遂，最后固定在夏洛特身上（一天之后）。一天之后他向她求婚，她接受了他的求婚。

她们如何周旋于激情和谨慎、理智与情感、爱情与金钱之间？

简·奥斯丁很少费心去描写身体外貌，她的角色“漂亮”或“悦目”或“一点不漂亮”。五官的逐样列举她留给爱唠叨的婆娘和泼妇（宾利小姐是这样说伊丽莎白的：“她的脸太瘦……鼻子没什么特征……牙齿还过得去，但也就是平平常常而已”）。她关心的是气质，关心在场；她的创意以某种个人风格充满某个空间，这些都由其语言特征来塑造。关于威廉·柯林斯牧师，我们只被告知：“他是个五英尺二高的高大笨重的年轻人。”但还是详细呈现了他外在的乏味（在这种情况下，少了那二十页的性描写场景并不那么叫人遗憾。“我渴望你的纵容，我亲爱的柯林斯太太，如果在这么早的时节就……”）。

总之，是夏洛特去了柯林斯称之为他简陋居所的地方，她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简·奥斯丁以一种深谙世情的激愤来解释这件事情：夏洛特接受了柯林斯，纯粹“出于一种无动于衷的对有个着落的愿望”；婚姻只是如此处境的女人“唯一体面的出路”，“肯定算是维持她们免于穷困的方式里面最为叫人愉快的一种”。伊丽莎白尚未如此迫于形势，但是她对闺蜜的权宜之计所感到的“震惊”很快就缓和下来，转而平静地相信“她俩之间不可能再有真正的推心置腹”。等她去拜访这对新婚夫妇时，她决定“所有的亲密无间都过去了”，于是，疏离是夏洛特要付出的代价之一，她本人也预料到了。伊丽莎白竟然都觉得她可以与达西先生讨论她最好的朋友的处境了，而其实此时她还完全不喜欢达西（［“柯林斯先生的］朋友倒是可以高兴他居然遇见了一位少有的有理智的女人会接纳他”）；但她觉得无法与自己最好的朋友讨论最好的朋友的处境。为什么不能？嗯，反正就是不能呗。伊丽莎白没有理由要想到去质疑这种痛苦的沉默，但也许简·奥斯丁是应该想到了的。伊丽莎白很快就在这件事情中找到了悲哀的幽默之处，而简·奥斯丁甚至更快地在其中找到了毫不悲惨的幽默之处（我们听见夏洛特的母亲询问“她大女儿的福祉以及养了多少鸡鸭”）。这场婚姻令人怜悯，叫人起鸡皮疙瘩；但也还是正常的令人怜悯、叫人起鸡皮疙瘩；这就是日常生活。

另一种逃离爱情——金钱、激情——谨慎的轴心的方式就是伊丽莎白最小的妹妹莉迪亚选择的逃离：只要爱情，或者至少是激情，或者总之是不要谨慎（当然肯定没有金钱）。小莉迪亚与不负责任的威克汉姆中尉私奔了，在简·奥斯丁的世界里，私奔也是一种轻罪，除非逃犯很快结婚，最好是在夜幕降临之前。然而，如果她忽视结婚的选择，女子将面对远比夏洛特·卢卡斯更为彻底的疏离：“无可挽回的名声败坏”，被社会扫地出门，变成“风流女人”。莉迪亚跟威克汉姆在一起整整厮混了两周之后，这件事情才得到补救和买通（后来才知道基本上是达西在帮忙）；就这样莉迪亚的德行才算是侥幸保留，而且实际上是事后得到保留。威克汉姆在得到大量贿赂之后，同意让她做个体面女人。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莉迪亚呢？在发生丑闻的早期，混蛋柯林斯先生致信班纳特先生，“相比这样，你的女儿还不如死了更好”。在后来的一封信中，因为“这件叫人遗憾的事情被掩盖补救得如此之好”，柯林斯感到“很快乐”，又补充写道：

班纳特先生说，“这才是他所谓基督徒的宽恕观念！”但是简·奥斯丁的观念是什么？我们可以相信作为基督徒，她会原谅莉迪亚，但是我们也想知道，作为艺术家，她是否会原谅她呢？

安居于彭伯利“舒适优雅”的环境之中，伊丽莎白会时不时送给威克汉姆夫妇一点零钱，“偶尔”还接待一下妹妹。可以说莉迪亚被推到了一边，不会有人认真把她当回事，姐姐也不会把她看在眼里，即使她有如下减罪的理由（出于殷勤，也出于良心，我们必须列举如下）：伊丽莎白早就精确生动地预见到了莉迪亚的沦落；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应该归咎于父母和家庭的放任；伊丽莎白自己也曾经完全被威克汉姆的魅力和谎言所蒙骗；在小说情节发生的时间段里，莉迪亚也才刚刚过了十六岁。简·奥斯丁召唤她作为褊狭的无所不知者的特权，将莉迪亚的婚姻派发给了共同的坟墓（“他对她的感情很快就减退为漠不关心；她的感情则历时稍微长一点”），强调其被排除在皆大欢喜的结局之外。莉迪亚一开始的出场描写是那么美（健康、自私、笨拙、完全透明：内瑟菲尔德的舞会之后，“连莉迪亚都累到没话了，只是偶然说一声‘天哪，我好累啊！’伴随着猛地一个哈欠”），现在则完全被排除在叙述之外了。我觉得此处读者会开始感到艺术家按理应该比这更加明白事理吧；我们期待艺术家不仅要批评他们所处的特殊环境，而且还要批评他们的社会、他们的时代。他们不应该恰恰在“体面”——或曰成见——忽视的地方，忽视自己的造物。

尽管有所有这些小小的沾沾自喜和盲点，尽管有压抑和狭隘之处，《傲慢与偏见》仍然是简·奥斯丁最社会性的小说——而且奇怪的是，还是她最有社会理想主义的小说。实际上那种冲动强烈地存在着。因为这是浪漫喜剧，冲动通过不大可能的人物费茨威廉·达西先生来自我表达。达西并不是这部小说始终保持幽默和活力的原因，但他的确能解释小说经久不衰地打动人心的力量。伊丽莎白的偏见很容易对付：她只需要看见事实摆在面前。然而要化解达西的傲慢则需要激烈的变革，他的第一次声明（“我徒然挣扎着”）和第二次（“你太慷慨，不会与我计较”）之间的差别。解决莉迪亚的麻烦需要达西破费，但同时也迫使他屈尊迁就无所顾忌的担忧和欲望的混沌状态——那是简·奥斯丁本人害怕久留之地，哪怕在想象中。最后一段让我们看到的惊人场景，是达西伸出双臂欢迎伊丽莎白的舅舅舅母光临宅邸，后者挣的钱全都来自做生意。简·奥斯丁写道，达西“的确爱他们”。这是整部小说中最狂放不羁的浪漫情节：像达西这样的人，被爱情的力量磨炼，变得深刻，最后具有了民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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