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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代科技发明,历史教科书回避了很多东西 | 短史记

千人智库  · 公众号  ·  · 2017-03-18 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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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史记微信号:tengxun_lishi



文 | 杨津涛


中国历史悠久,有很多伟大的发明。但由于历史教科书在编写时,常进行选择性叙述,导致今人对这些发明存在很多误解。试举几个最常见的例子:


司南是一把磁勺吗?



高中《历史》第3册,提及“司南”时说,“世界上最早的指南仪器是中国在战国时期发明的‘司南’。后来人们利用磁石指南的特性,制成指南针”,同时配有汉代司南(模型)的图片。


有关司南最重要文字,见诸《论衡》“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1948年,科技史学者王振铎将“杓”解释为勺柄,“柢”理解为停止,制作了我们现在通常所见的司南模型。后来又相继发现一些资料,被视作司南为磁勺的观点的支持。①


有关司南的制造和使用,有几个问题至今没法解释。首先,将磁石加工为勺柄状,即使在今天也很难实现。1995年,学者刘秉正曾委托玉器厂将几块磁石加工成勺形,结果三只磁勺中有两只断裂。当初王振铎还原司南时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其次,天然磁石的磁力并不足以让磁勺转起来。王振铎制作司南时,使用的是“人造条形磁铁”及在磁场磁化过的天然磁石。1952年,郭沫若曾要求中科院做一个司南,作为访苏礼物,结果也是一样,“找到最好的磁石,请玉工做成精美的勺形,遗憾的是它不能指南。由于磁矩太小,地磁场给它的作用不够克服摩擦力。只得用电磁铁做人工磁化。”第三,宋代以前,我国古文献中完全不曾提到过磁石的指极性。


《论衡》中说的司南,没有留下实物。除王振铎的解释外,国家博物馆的学者孙机认为,司南其实是靠机械指向的“司南车”;东北师范大学的学者刘秉正,则将司南解释为同样有指南功能的“北斗”,并引申为指导者。


中国最早发明指南针是一个事实——中国在11世纪已有磁体指南针出现,而欧洲有同样的记载,是在12世纪末。但行历史教科书在为司南配图时,选择磁勺且仅模糊标示其为“模型”,则是一种选择性叙述。这种叙述,回避了至少两个存在争议的问题:1、司南是不是勺状?不能确定;2、勺状司南的复原,是失败的。


图注:现在历史教科书在为司南配图时,仅模糊标示其为“模型”


“世界上最早的纸”灞桥纸,是一块无法书写的麻絮



现行初中《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册,论及“造纸术的发明”时,引用了一段材料,“考古学家在西安灞桥、甘肃天水、敦煌等地几次发现了西汉时期的麻纸,有的纸上面还有文字和地图。这证明西汉时已生产纸。但这种纸质地粗糙,使用不便”。其中提及1957年出土于西安灞桥的“灞桥纸”,曾经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纸”。


图注:现行教科书仍将“灞桥纸”称之为纸


事实上,所谓“灞桥纸”,并不足以被认定为“纸”。


第一,发现“灞桥纸”的过程缺少科学性。参与灞桥墓发掘的工作人员回忆,当初在“一个坛子里发现一团麻絮卷状物”,很可能是一名推土工人看到后,随手扔进去的。后来又有人用“两块玻璃(把麻絮伸展)夹住,外面用胶布粘住而压平的”,这意味着“灞桥纸”在墓中时,很可能并不呈纸状。③第二,“灞桥纸”原料为麻絮,表面粗糙,无法用于书写。即使是将“灞桥纸”认定为纸的著作,也承认其“纸质粗厚(厚0.14毫米),表面皱涩”“表面有较多的纤维束,甚至是未打碎的麻绳头”“无文字,不便写字,用于包装”。第三,“灞桥纸”未经打浆程序,保持了麻类单纤维端部的原形,不符合我们对纸的定义。


至于“灞桥纸”究竟是何用途,学界尚没有一致答案。有人认为“灞桥纸”是铜镜底下的垫衬物,也有人说它是擦拭铜镜的麻絮。随着1979年敦煌出土西汉粗纸、1986年甘肃天水出土纸质地图残片等发现,西汉已有纸张的观点得到证实,因此“灞桥纸”是否为纸,究竟有何用途的争议,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


现行教科书仍将“灞桥纸”非常肯定地称作“西汉时期的麻纸”,回避其存在的争议,无疑也是一种选择性叙述。


图注:1957年出土的“灞桥纸”


熟知的地动仪模型,复原于1951年,无法监测地震



中学历史教科书曾按《后汉书·张衡传》的说法,重点介绍地动仪,“地动仪用铜制成,内部竖着一根铜柱,周围有八组杠杆连接外面。外面铸有八条龙,分别朝着八个方向。龙的口中各衔一枚小铜球。哪个方向发生地震,铜柱就倒向那个方向,触动杠杆,使哪个方向的龙口张开,吐出铜球,落入下面的铜铸蛤蟆口中,并发出响声。这样就能知道哪个方向发生了地震。”


地动仪早已中失传。现在我们所见的地动仪模型,是王振铎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在1951年复原的。


王振铎的地动仪模型出现后,一方面被写入教科书,另一个方面各地也纷纷仿制这种并没有测震功能的地动仪,让这个地动仪形象很快深入人心。事实上,国内外学者对地动仪模型的质疑声从来没有停止,发表了一系列严肃论文,指出其原理性错误——王振铎复原地动仪所用的“直立杆原理”,只是依靠一根竖立直杆的随意倾倒,不具有制造验震器的可行性。美国地震学家博尔特更说,“地动仪模型工作原理模糊,模型简陋粗糙,机械摩擦大大降低了灵敏度,对地震的反应低于居民的敏感,其作用应予以质疑,而且利用铜丸的掉落方向来确定震中也是不确定的”。⑤在王振铎之后,一些学者又依照其他原理复原了多种地动仪,至今未能实现《后汉书》中说的测定“震之所在”。


在多番复原地动仪不能成功的情况下,不少学者对张衡发明地动仪的科学性产生争议。如学者赵冠峰梳理史料后发现,地动仪测中陇西地震的说法很值得怀疑,而东汉史官也未曾利用地动仪测定地震。他认为,地动仪“虽然其设计思路与现代地震仪器的原理较为一致,但限于技术条件,当时所造的地动仪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致使这种仪器有可能在公元133年洛阳地震后被淘汰”。⑥学者冯锐等则肯定张衡率先利用物体惯性,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地震仪,和英国人米尔恩发明的现代地震仪有承继关系。


总之,对于地动仪的测震原理,至今依旧有很多未解之处,无法成功复原。因此,教育部于2010年暂时删除了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有关地动仪的内容,这是一种值得称赞的严谨态度。待地动仪复原成功时,再将其写回教科书,亦为时不晚。


图注:在博物馆展出的地动仪,不具有测震功能


华佗的麻沸散,其源头可能在印度



初中《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册,对中国医学有不少介绍,说到华佗“发明了‘麻沸散’,让病人和酒服下,失去知觉,然后进行各种手术”。


在记有“麻沸散”之名的《三国志·华佗传》中,并没有说明配方,以至现在众说纷纭。如清人托名所作的《华佗神医秘传》中说是羊踯躅、茉莉花根、当归等;而更多人则相信,麻沸散主要成分是押不芦草,即来自印度的曼陀罗花,这是古印度人进行外科手术时常用的麻醉剂,也是蒙汗药的主要原料。


印度对曼荼罗花的应用极早,约公元前6世纪就已有外科手术。那华佗是如何得知曼陀罗花的呢?史载,华佗早年“游学徐土”。当时徐州恰恰是汉末佛教传播的重要地区,很多西域高僧为躲避战乱,从长安、洛阳来到徐州。如据《三国志》记载,与华佗同时代的笮融,曾花费巨资在徐州修筑可容纳三千人以上读经的浮屠寺,其举办的浴佛会吸引万人参与。华佗很有可能是从这些佛教徒那里了解到曼陀罗花的麻醉功效。有学者认为,在梵语中,“曼陀罗花”是mandara-puspa,“麻沸”两个字则分别对应mandara(曼陀罗)和puspa(花)的首音节ma-、pu-。


当然,麻沸散的成分不会仅是曼陀罗花,华佗肯定还加入了其他药物,才有可能达到《三国志》所说的效果。教科书只说“华佗发明麻沸散”,而回避外来医学对华佗的影响,以及印度、希腊使用麻醉剂早于中国的事实,无疑也是一种选择性叙述。


图注:可能是麻沸散主要成分的曼陀罗花


活字印刷术在古代未能推广,现代汉语活字印刷术由日本发明



在高中《历史》第3册中,活字印刷术被给予很高评价,“11世纪中叶,北宋平民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它既经济,又便捷,是印刷业的一大革新”“欧洲人还借鉴中国的印刷术,造出了自己的活字印刷机,大大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


毕昇发明活字印刷的事迹,史料方面,仅见于沈括所著《梦溪笔谈》。


同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同,活字印刷发明后,并没有取代雕版印刷——直至清末为止,使用雕版都是中国印刷业的绝对主流,据统计,活字本的数量仅相当于雕板书1%—2%。


就汉字印刷而言,使用活字有几个困难,不易克服:一、汉字数量庞大,使用活字印刷的话,常用字要准备几个、甚至几十个,为区分正文、注释,不同字体还要有不同的活字,一副活字通常要有2万个,普通从事印刷的人无力铸造;二、中国在金属活字上着墨技术较落后,印制出的书籍效果较差;三、活字比雕版程序更复杂,如排版工人要识字、排版后要校对、印刷完要将活字归位、再版要重排等。⑧加之,中国有大量技艺精湛的雕刻工人,雕版成本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通常比使用活字印刷更划算。相反,在刻工较少的韩国,政府长期推动活字印刷,使其活字工艺远超同时代的中国。⑨


至于中国的活字印刷术是否曾对欧洲产生影响,目前还很难说清,但德国人谷登堡在15世纪独立发明西方活字印刷前,听闻中韩已有此种印刷术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由于使用拉丁字母制作活字,远较汉字容易,因此谷登堡的活字印刷一经问世,便在欧洲广泛应用。如学者郑也夫所说,“即使谷登堡的发明是受中韩活字影响,活字的全部潜力,也要靠字母民族去发掘。其巨大潜力在很长一段时间与非字母民族绝缘,只属于字母民族”。


让活字印刷在中国取代雕版印刷的技术,也是来自西方。从活字材料上说,谷登堡率先使用铅锑合金制作活字,较中韩使用的铜活字、铅活字熔点更低(容易刻字)、硬度更大(经久耐用),被长期沿用。从刻写方式上说,美国传教士姜别利在1858年按照汉字特点,发明了电镀铜模,出售给总理衙门及上海各报馆等。后来日本人本木昌造在姜别利的协助下,发明了更加优质的汉字印刷技术。189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后,即采用日本先进的活字印刷,很快成为中国出版业的领头羊。这项技术在中国一直使用至1955年。


综上。简言之,中国古代的很多著名发明,确实典籍有据,但具体形态、实际效果等,往往存在争议。历史教科书在编写过程中,应坚持严谨的学术立场,不可只选择性叙述其中一面;更不能将存在争议的观点,当成毫无疑义的结论,传递给学生。


图注:元朝时绘制的活字印刷流程图




注释

①杨琳:《勺形司南未可轻易否定》,《自然辩证法通讯》2016年第3期。

②刘秉正:《再论司南时磁勺吗》,《自然科学史研究》2006年第3期;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华书局2014年,第417—422页。

③宗实:《伦功难泯维国尊——兼揭所谓“灞桥纸”公之于世的内幕》,《纸史研究》1986年第2辑。

④陈启新:《还灞桥纸的本来面目》,《中国造纸》1987年第6期。

⑤冯锐等:《张衡地动仪的科学性及其历史贡献》,《自然科学史研究》2006年增刊。

⑥赵冠峰:《张衡地动仪文献蠡读》,《自然科学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⑦林梅村:《麻沸散与汉代方术之外来因素》,《学术集林 卷10》,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233—237页。

⑧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29—632页。

⑨郑也夫:《活字印刷的起源》,《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⑩刘元满:《近代活字印刷在东方的传播与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罗树宝:《近代印刷术传入及初期铅活字字体》,《印刷杂志》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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