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邓小平与中国政治的进步

你，和经济学

密不可分

邓小平（资料图）

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中国社会的整体变革过程，是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在内的社会整体进步过程。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我们已经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观察它对中国历史进程，甚至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深远意义。

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看，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现代化的新阶段， 即从先前的工业化转变为整个社会的现代化；从民族复兴的角度看，它导致了中国的迅速崛起，使中国再次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强国；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看，它创造了社会主义在当代的新形式，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然，改革开放不是邓小平一个人的事业，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全体中国人民参与的民族进步事业。但邓小平是改革开放大业的原创者、领导者和设计者，他的思想、决策和行为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正如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上指出，邓小平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也是 世界性的。 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 “正是由于有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和全力推进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欣欣向荣，中国人民才能过上小康生活，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以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评价邓小平的改革，首先就会想到改革导致了中国的巨大经济进步。 邓小平重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大作用，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极大地释放了社会生产力，使中国经济得以长时期的迅速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年均GDP增速连续超过30年的奇迹，使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异军突起，中华民族再次踏上了伟大复兴的征程。然而，邓小平对中国社会进步的贡献，远不止经济改革。

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尤其密不可分。政治改革通常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不可能有任何重大的突破。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 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不仅如此，政治一旦倒退，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甚至也无法得到保障。所以，邓小平发动的改革不仅是一场经济改革，也是一场政治改革；邓小平不仅对中国的经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对中国的政治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概括地说， 邓小平推动的重要政治改革包括：倡导解放思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强调民主法制、反对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以及把和平与发展当作时代主题、推行一国两制、将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等等。 这些政治改革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和政治文化传统，是邓小平对中国政治进步的重大贡献，也应当成为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宝贵遗产，值得后继者们牢牢铭记。

思想观念决定着人们的所作所为，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导致什么样的行动。在我国，观念对行为的制约作用尤其重大，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政治学意义上的所谓合法性问题，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尤为突出。什么事都得有个说法，要对现状有所改变，那就更得有个说法。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重视意识形态的政党在世界上并不多，但这恰恰符合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所以，外国人很难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居然肇源于1978年开始的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

邓小平深刻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共自身的特性，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和转变观念的重要性。 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本着对思想解放极端重要性的深刻认识，邓小平亲自领导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在他看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正是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全党从教条马克思主义和和"两个凡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什么叫解放思想? 邓小平回答说：“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他还说：“ 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解放思想” 。换言之，解放思想就是根据发展变化了的实际，提出新的思想观念，用以取代旧的观念，指导新的实践。新观念取代旧观念是一个充满斗争和艰难的过程，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解放思想，实质上也是冲突旧观念的束缚，进行自由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解放思想就是自由地进行思想。反过来说，思想解放就是思想自由。因此，“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不发扬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解放。

当然，解放思想或自由思想，绝不是无的放矢地胡思乱想。而是从实际出发，根据社会发展规律，进行独立自由地思考，提出与社会进步方向相一致的新观点新理论。解放思想之所以对改革如此重要，是因为真正的改革必定要冲破现存的制度和思想桎梏，提出新的政策，建立新的制度，这就必然要有新理论新思想 。从古今中外的历史来看，大凡真正伟大的改革，无一不从解放思想开始。

在邓小平看来，对于在中国推行并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 解放思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他多次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所以，“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 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完全可以说，就是一个新旧观念交替的过程，是新的社会主义观念战胜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过程。

对比一下改革开放前后我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例如 从强调“计划经济”到强调“市场经济”；从强调“阶级斗争”到强调“和谐社会”；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到强调“人民民主” ；从强调政治运动到强调依法治国；就可以明白，邓小平思想解放的力度有多大。 禁锢思想，不可能有任何意义的真正改革。没有思想的解放，就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也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有伟大的改革开放。这是邓小平对当代中国政治进步的首要贡献。

邓小平扭转中国历史进程的首要举措，就是彻底否定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清楚地知道，中国未来的发展和改革都绕不开对“文化大革命”的评判，不彻底否定“文革”，就不可能有中国未来的改革与发展。 虽然邓小平对“文革”的本质和危害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而且他对“文革”的处理非常讲究政治策略，但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非常明确，这就是坚决、彻底地否定“文化大革命”。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认识到彻底否定“文革”的时机已经到来。1980年，他在会见日本公明党领导时说： “现在大体可以说，‘文化大革命’肯定是个错误，因为‘文化大革命’确实没有给我们带来好处”。 1981年他在会见金日成时说： “‘文化大革命’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不正确的” 。邓小平对“文革”的彻底否定，集中体现在他亲自主导和审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以下简称《决议》 ）中。

《决议》正式指出：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决议》从四个方面系统论述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危害：（一）“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 “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四）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结论是：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毛泽东自己将“文革”列为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彻底否定“文革”，不仅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魄力，而且更需要深远的历史眼光。 “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放眼整个中华文明史来看，“文革”的灾难与危害，绝不仅仅限于“文革”的十年，其毒害将是数十上百年，甚至更长。“文革”对传统中华文明的破坏，在许多方面将永远不可修复。 质而言之，“文革”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大道，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场浩劫。从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看来，即使现下社会中的信仰缺失和道德沦丧，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文革”对人类文明主流的破坏直接相关。当然，全面彻底否定“文革”，并不是说整个“文革”期间就没有一件值得肯定的好事，“文革”本身与“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必须区别开来。“文革”也从反面给我们提供了惨痛的教训，从而促使我党进行改革开放。正如邓小平所说： “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