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的酒店距离林鑫家正好一公里，那已经超出了他的活动版图。退休前，他只在一栋大楼里生活：白天在大楼正面的银行上班，晚上回到大楼背后的家属院睡觉。退休后，大楼正面就不再去了，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家里，只在买菜时，才去五十米外的超市走动走动。实在工作累了，就在超市旁的小树林里散散步。他的整个生活连马路都不用过！在一个现代化的城市里，他生活出了只有在森林中独居才有的品质。
但就在这房前屋后，就在周末和节假日里，在借来的机器里，他用十余年时间，拍下了十部沉甸甸的纪录片：讲述矿工父亲和他同辈人的《三里洞》，讲述矿工后代的《同学》，以及刚刚拍完，还在剪辑中的铜川方志《沉默的风景》。
铜川三日，每天早上八点从酒店穿过他散步的小树林去他家中看片子，下午开始聊天，一直聊到天完全黑尽，才赶在屋后的小餐馆关门前下楼吃个饭，然后穿过小树林回酒店。
他家是一个普通的三居室。厨房旁的空间让给了专门做纪录片剪辑的两台台式电脑；客厅的空间让给了两个大书架，一个书架摆放着他喜欢的古典音乐CD，每个作曲家都有专门的空间，一个书架摆放着那些对他影响深远的盗版碟；剩下的书房，以及卧室里所有空余处，全让给了书法，他喜欢的书法家的字画，他和爱人自己写的字画。在各个房间的高处，有时摆放着他和爱人的照片，有时摆放着他爱人从野外捡回来的残荷、枯枝、干花。剪辑台前写有三个字：默如雷，书房外的墙上，写着另外四个字：大音希声。他说之前还经常用一个印章：恕我沉思。饶恕我，请让我沉思。
他几乎从不旅行，去之前，我本来想问：远方对你毫无吸引力么？对我们这样的旅行者，好像只有通过地理版图上的不断扩张才能安放内心，但铜川三日，我取消了那个问题。就在林鑫的家中，在古人的一笔一划里，在那些盗版碟和CD里，顶多，最远到铜川的四季变化里，整个宇宙的浩瀚与微妙，已然全部浓缩其中。
出于旅行者的傲慢与偏见，从未想过要去铜川，幸好有他的十部纪录片做导览，我来了。因为林鑫，“铜川”这个地名才在我的地图上亮了起来，有那么一些瞬间，它甚至变成地图上唯一发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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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在陈炉古镇，43岁的林鑫第一次拿起镜头开始了纪录片拍摄，16年过去，他在自己生长的土地上，拍下了10部扎实的纪录片，那是他献给铜川的文献。
冬.变奏曲
行李：如果不是你的纪录片，我可能不会有机会和意愿来铜川，对旅行者来说，它的外观和历史都不够吸引人，但看了你那些片子，觉得外在的风景只是表层的差异，每个人的生活境况在本质上都一样。
林鑫：我自己压根儿没想到会拍记录片，也一天电影没学过，全是看盗版碟成长起来的，在大时代的洪流中，一个渺小的个人很难说“我要怎么样”，都是命运推着你往前走。每个人必须找一个支撑活下去，幸好还可以拍片子。一部片子，从拍摄到剪辑完成，一般两年时间。这两年，我所有时间全在里面，每个人物的每句话、每个表情，在眼前无数次来回。我和我爱人菊芳说话时，全是片子里的语言，别人听着像暗话，但我们都懂，因为所有采访文字都是她在电脑上敲出来的。
行李：你爱人呢？
林鑫：她去深圳带孙女了，现在家里就我一人。她一走，我把餐桌都撤了，就在灶台上做一点吃的，天天吃重样的都可以，一天七八块菜钱就够了。每天都很忙，早上四点醒来就开始剪片子，剪到中午十二点关机，下午写字、看书。
这几年拍了好几部片子，出版了一本书，其实另外几本书稿也整理完了，出不来而已，这些工作比上班累得多。虽然现在马上60岁了，躯体逐渐衰老，但生命转了一圈，忽然回到了20多岁时的学生状态，如饥似渴，甚至贪婪地学习，没有年龄的概念，世界的窗户在一扇扇打开，无限的可能性在向你张开。
行李：退休后反而更忙了……
林鑫：一个男人，棱角在现实生活里被逐渐磨圆后，很多时候就是沉默的羔羊，自从2012年被退休后，拿着退休金，不用再上班，不用再过卡夫卡那样的生存困境，那一年我52岁，之前为了生存，身不由己地蹉跎了太多时间，现在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些事情。那天我回到家中，铺开一张尘封已久的四尺生宣，用生涩奔放的笔触，放笔写下了杜甫的诗句“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季丹（纪录片导演）经常说，青春是一种品质，一旦拥有，永不失去，我的真正属于自己的青春，应该从那一刻才真正开始。
行李：现在放映独立纪录片的地方越来越少，你却越来越投入，甚至有点高产的意思。
林鑫：八十年代美学热的时候，全都是美学家，当美学热潮过去，有人说美学的队伍纯洁了，纪录片也一样，当一件事是显学的时候，泥沙俱下，很多人都来趟这条浑水，当它彻底边缘化，反倒纯洁了。有一次在杭州，一位纪录片导演说，如果有一天所有放映活动都没有了，怎么办？当时我是观众，我举手发言说，这个问题我早就想过，而且准备好了，即便没有一个地方放、没有一个人看，我也会做下去，有放映与否，有观众与否，根本不是我考量的因素，没有观众的存在，影像成为一种自足，制作也变得更加纯粹：只需要对作品负责。每个人都要寻找一种生存的方式，某种程度上，拍纪录片已然成为我的信仰、呼吸，成了我赖以活下去的理由。
行李：昨天听你说已经拍了十部铜川的纪录片，这数字也是很吓人，难怪郭净老师（人类学家，纪录片导演）说，将来的纪录片历史上，“铜川”会是很重要的一个地名。
林鑫：我拍片子挺拼的，每次都拍病倒。有年春节，高烧不退，除夕夜把我弄到医院，儿子很担心。我爱人说，现在孩子长大了，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在深圳打拼不容易，我们对孩子最大的帮助就是不要给他们添麻烦。所以我也要保证自己不出问题，现在每天中午十二点是强制关电脑，下午就看书写字，和孙女视频，还在视频上给她讲书，她可高兴了。
行李：最近一部片子就是《沉默的风景》吗？过去你都是拍摄某个群体，这次终于专门拍铜川这个城市了。
林鑫：最开始放映《三里洞》时，就有人说想看看铜川的街道是啥样子，《三里洞》是拍摄三里洞煤矿，没办法空空的拍一个街道上去。拍了十多年人物，走到这里，觉得应该要有一个地质结构来承载过去拍摄的这些群体。
《沉默的风景》接近四小时，以春夏秋冬四季来划分章节，有自然四季的变迁，也有从幼年到老年的生命变迁，是生命四季和自然四季的双重变奏，内心风景和外在风景的交相辉映，所以这个地质结构不是纯粹地理学意义上的，更多是社会学、人类学意义上的。
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将近60年，第一次通过摄像机的镜头来凝视它、观察它，让我在凝视中重新领受我所生活的这一处处空间、一张张面孔，一堵墙，一棵树，都带给我全新的感受。山川仅仅是自然的外表，但社会的风景注入了生命，注入了人的悲欢离合，因此有力量，有记忆的价值，是这些才使这片风景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复杂性。
行李：你关于铜川的十部纪录片，也属于它的地质构造的一部分。
林鑫：这些影像和片子里的这些生命一样，会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缓慢而坚韧的生长。《沉默的风景》还不算最终完成，等这部片子真正做完，我想从过去的十部片子里，每部片子选两个人出来，做成一部《铜川方志》的文献。
行李：能聊聊铜川这个地方吗？之前一直以为出了关中就是陕北，所以想当然的把铜川视为陕北的，这次来才知道，关中和陕北之间还有一个过渡地带，铜川就在这过渡带上，而且距离西安不过68公里。
林鑫：对，它在关中平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接地带，1958年，因为煤矿资源才升级为市。曾经是闻名全国的西北煤城，铜川矿务局下属十几座大型国有煤矿，但历经数十年的持续开采，不仅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也很严重，1993年，中央电视台在一个报道铜川的节目里，称铜川是“一座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小时候天上全是黑的，在街上走，人们穿的白衬衣也是黑的。听说在西安的各大医院，流行一个词，“铜川肺”。铜川人去西安各大医院拍片子，肺部的纹理普遍粗大，明显有别于其他地方的人。
行李：人的构成是怎样子的呢？记得第一次看《三里洞》，好像都是外来人，对上海话印象最深。
林鑫：那时铜川和深圳是一模一样的，大小体量不一样，但结构和本质一样，都是一个移民城市。那时支援大西北，全国各地的人都来，我爸从上海来，还有人从东北、河北、山东、四川、河南来。其中河南人最多，所以铜川又有“小河南”之称，矿工子弟从小就在河南话的语言环境中长大，我们都会说河南话。当时市区和矿区像两个独立的生态环境，矿区主要使用河南话，市区主要使用陕西话。
行李：现在有老区和新区之分，和当年的市区、矿区，是对应关系吗？
林鑫：不能这么说。整个铜川市坐落在一条南北向的狭长谷地里，川道纵向十里，横向最窄处不足一里，周围都是高低不平的山梁洼地。原来非常小，只有一条十里长的马路，称为十里长街，其实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市内只有一条泥结碎石马路，从北往南，依次是城关、三里洞、五里铺、七里铺、十里铺、川口，仅从地名就可以分辨出方位。漆水河由北向南流经整个市区，两岸光秃秃的山上几乎看不到树木，塬上的农民大都住在土窑洞里。现在的老区就是三里洞所在的这十里川道，新区是在一个稍高的塬上建的，唯一的一块儿平地，从新区到老区，会感受到从塬上到沟谷里的落差。
行李：你怎么看待地方性？
林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方肯定影响那个地方人的气质，但这些差异都是外在的，人在生存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也正是这种生存本质的普遍性，才使不同地方的人有了交流的可能，卡夫卡是捷克人，他内在的生命精神，他的生存困境，我完全可以理解。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那种灵魂的挣扎、敏感，我都能感受到。那是一百年前写的，普鲁斯特是一个贵族，曾经是上流社会的交际花，这个人看上去离我们很遥远，但那种生命体验是共通的，我完全理解。
对我来说，风景都是一样的，我为什么把这些纪录片叫“铜川的地方志”？实际上它是一份采样，中国的大城市只有几个，绝大部分都是中小城市，而这些中小城市的生存状态，铜川都面临着、经历着。我刚好生活在这里，自然会做这些工作，对其他人了解这个时代的普通人生活，也提供了比较完整的采样。它是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带有生命温度，你生活其中，和这个地域共呼吸、共命运。
行李：铜川这个城市，因为一种资源而产生，因为这种资源的枯竭而衰败。我想起历史上很多古城，后来慢慢都消失了，一切都终将会消失，退一步讲，如果没有纪录片记录下这些，又如何呢？
林鑫：向死而生。我们难道因为知道有一天会死，就不过好每一天吗？我们的工作是为人做的，不是为神做的。你读银河系那些东西，会觉得人类非常渺小、短暂，根本微不足道，而且非常偶然。但既然被赋予了生命，就不能什么都不干，哪怕明天地球毁灭，今天也要种下苹果树，一个人必须给自己的生命一个支撑，找一个事做。打麻将也好，做生意也好，有信仰也好，都是一种安放的方式，每个人的灵魂都需要找一个地方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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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鑫最新的纪录片《沉默的风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风景和风土，但人们在生存本质上是一样，从这个角度，每个地方都值得我们停驻。如果你足够仔细，会在最后一张照片的杨树上，看到有人在上面刻了一行字，再看，是很多行字，那可能是多年前，一位痴情的男子为他心爱的女生刻上去的，多年后被林鑫遇见，变成新片里的内容，并直接截取其中的“春夏秋冬”四个字，用来划分《沉默的风景》的四季篇章。
春.生命的呼吸
行李：我以为你的身份本来就是纪录片导演，后来知道你是银行职员时很震惊，再后来又知道你之前是画画、写诗的，那纪录片的拍摄是怎么开始的？
林鑫：2003年，我43岁时，陕西美术馆馆长、笳咏老师（我少年时期跟随陈老师学书法、画画，后来也拍过他的纪录片《陈笳咏》）的儿子陈玄给我打电话，说要去陈炉考察，希望我同行。陈炉是铜川保留至今的一座千年陶瓷古镇，有着“炉山不夜”的美丽传说，陈玄想看看能否把陈炉陶瓷在陕西美术馆设一个窗口，向外推介。但是到陈炉一看，昔日盛况早已不在，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老艺人也越来越少，闻名于世的罐罐墙也逐渐破败。置身其中，我感到深深的无奈和惋惜。决定马上用影像记录下来，就用前后一个月时间（实际拍摄时间只有八天，即一个月里的四个双休日），拍摄了我的第一部纪录片《陈炉》。
在那之前，我从没摸过摄像机。
行李：第二部就是长片《三里洞》？讲你父亲和他的矿友们的故事。
林鑫：对，还在拍《陈炉》的时候，拍《三里洞》的想法就在心中涌动了。三里洞煤矿1954年8月开始建设，是西北地区第一座机械化矿井。1955年12月，铜川矿务局从上海建筑公司招了300多人，经过三天两夜的长途跋涉来到铜川，我父亲朱永生就是其中一员。1986年11月，在三里洞煤矿通风区多年担任瓦斯检查员的父亲因病去世，小妹朱弘娟顶替招工到煤矿选煤楼工作。2000年，三里洞煤矿宣布破产。
作为矿工的儿子，无论待在什么地方，煤矿都是我永远也无法摆脱的黑色记忆。2005年春，在父亲来到铜川50年之后，我怀着对父亲的一份歉疚，借了摄像机，利用每个周末的时间，开始拍摄《三里洞》。
我以为从小在三里洞矿区长大，对煤矿生活非常熟悉，但当我一个个寻找当年的老矿工进行拍摄时，那些饱经沧桑的老矿工，面对镜头，波澜不惊地讲述的那些陈年往事，令我感到震惊，才明白我对矿区的认识是如此肤浅。
两年后，《三里洞》在大理放映，尽管在剪辑中已经反反复复看过无数次，但当我真正坐在观众席上时，那天的情绪完全失控，依然被影片重重地击倒，泪流满面，多年堆积在胸中的郁积最终在这一刻得以释放。
行李：它也在那一年北京的某个电影节上获得了“最高奖独立精神奖”。接下来的《同学》是关于你自己这一代人的？
林鑫：《三里洞》是关于父辈生活的，拍完这个，接下来拍摄三里洞矿工的下一代，也就是我的同学们的故事，就很顺理成章了。我和同学们1978年从三里洞矿中毕业以后，到我拍摄纪录片《同学》时，已经过去了30年。虽然大部分同学仍然生活在同一座城市，但大都忙着各自的生计，很少相遇。我计划拍摄随机遇到的20来个同学们的一天，作为当下生活的一个切片，通过他们的讲述回望过去30年的生活经历。
最后歪打正着拍摄的23个同学，遍布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影片人物的结构也完全按拍摄顺序排列，没有人为的调整改动，也有自然的节奏和韵律。第一段里的人物还穿着短袖，后来逐渐变为长袖、棉衣。影片结尾时，同学们独自走在路上，只留下背影，生活还在继续。
行李：看完《同学》五味杂陈，就在曾经的同一间教室里，就在同一个城市，最后发展为完全不同的生命轨迹，有人做了环卫工人，有了成了富豪，但富豪最后自杀，环卫工人却有超强的幸福感受力。《三里洞》、《同学》，和之后的《瓦斯》一起，被你命名为“生存三部曲”，这名字也很贴切，是我了解铜川的重要渠道。
林鑫：对，生活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并不是有钱就是幸福，那些你认为很卑微的，其实他们的幸福感很强，因为拍摄《同学》，颠覆了我对幸福的定义。
《瓦斯》的缘起是2004年11月28日，陈家山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166名矿工兄弟失去了生命，关于矿工生活的三部曲框架也在那时形成。最后纪录片完成时，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可惜大部分人对那场国内44年来最大的矿难也不记得了，就在《瓦斯》在北京放映时，铜川田玉煤矿再次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又有10多名矿工兄弟遇难。
《三里洞》以老矿工口述为主，形成一条长达50年的时间线；《同学》随机跟拍20多个同学的一天，是当下生活的切片和横断面；《瓦斯》则以一个矿难事件作为切入点，努力还原矿难的事实真相。我用6年时间，完成了“生存三部曲”。但在那之后，我才购置了人生中第一套拍摄设备，用那套设备，拍摄了接下来的几部片子：讲铜川人基督教信仰的《传道人》，讲我的家庭史的《河床》，讲我老师的《陈笳咏》，讲铜川的《沉默的风景》等等。
行李：这样看起来，好像得感谢你提前退休，才赚得这么多作品回来。
林鑫：我爱人说，从做生意的角度也是划算的，这些金钱的损失赎回八年的生命时光，所以有什么抱怨？没有一个生命是容易的，也没有一个生命是黯然无色的。只是你是否有缘份走进他，一旦走进，他就愿意为你绽放。
行李：从画画、写诗，转到纪录片拍摄，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我看过你画画时期的照片，典型的艺术家形象，这次见面，原来如此日常。
林鑫：曾经那么多年，陷在一种很自我、很精神、很高雅的游离中，不屑于众生生活，那时候觉得自己是艺术家，别人都是小市民，也不屑于跟别人聊，觉得自己的理想是卡夫卡、梵高、毕加索。那时的我很狭隘，躲在象牙塔里，躲在艺术里。当你的精神已经走得很遥远，走到荒山野岭，升腾到远离这片大地时，是纪录片把我拉了回来，再次把你拖向十字街头，才忽然觉得，那些蝇营狗苟的艺术在现实面前苍白无力又矫情，后来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艺术家了，但作为纪录片导演，你又能导演什么？生活比你强大太多，你永远都没办法预料到拍到什么，就是一个记录者而已。因为拍纪录片，才使我从一个有强烈艺术家倾向的自我表现者，转变成一个谦卑的日常生活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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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里洞》到《瓦斯》，从未学过电影的林鑫，用六年时间完成了他关于矿工生活的“生存三部曲”。也许他给我们更大的启示是，只要你愿意俯下身去，只要你愿意凝视，每个人的身边都藏着这么拥有巨大能量的故事。
夏.河床
行李：来之前才看到《河床》，开始以为是非常个人化的家庭史，看完才觉得，其实和每个人都有关系。
林鑫：从结构上来讲，《三里洞》是横向拍一群人，如果要在纵向上拍一个家庭，拍谁都不合适，就拍我的家庭，从我爷爷开始拍，讲到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拍我们姊妹四人的成长、迁徙，到我们的孩子一点点成长起来。
行李：看起来是讲四代人，但感觉最核心的还是你的父母，甚至你们所有人的联系，都是通过已经去世了的父母连接起来的。
林鑫：也是因为拍《河床》，才知道父母不仅影响了我，也影响了弟弟妹妹一生。我爸是一个矿工，但喜欢作曲，他原来的理想是成为一名音乐家，小时候常常在停电的夜晚给我们姊妹几个哼《伏尔加河纤夫曲》，偶尔高兴了，也会给我们讲《梁山伯与祝英台》、《珍珠塔》、《玉蜻蜓》等戏剧故事，虽然更多的时候是严厉的，我小时候也没少挨打，那时候很怕他，也恨他的。
直到我高中毕业，考大学没考上，在家待业，没有其他出路，我想不行下井吧。一个男人18岁，不能在家吃白饭，虽然知道井下危险，小时候矿上一发警报，就知道谁家又在井下死了人，但我必须这样做，这是我的责任，即便我在井下没有了，我还有一个弟弟。但我不敢跟我爸说，就跟我妈说，后来我妈说，我爸不让我下井，他干了一辈子矿工，哪怕在家待业，也不让我下井。那一刻，我知道父亲的爱在深处。
行李：所以你那本诗集《噢！我爸——黑色的记忆》，是对父亲的缅怀。
林鑫：还有一份歉疚。我们姊妹几人平日从来不聊父母的，我2000年写完诗，发给弟弟，刚好我大妹去他那里，他就在电脑上打开让我大妹看，我大妹一看就哭了，然后打电话给我，她说我们从来都没提过，但心理感受完全一样。
有段时间，我的枕边一直放着一本《美国当代诗选》，其中有一首菲利普·莱汶的诗，《星光》，“我父亲站在温暖的黄昏里/在我们第一个家的前廊下/我四岁，觉得疲惫/我看见他的头在星光中/他的香烟的火光比/夏夜月亮还红……”我非常喜欢，每天晚上读，那时也不知道这首诗是什么背景，后来才知道，作者是底特律的，底特律是一个工业城，父亲在他五岁时已经死了。有次在诗影像论坛上读这首诗，忽然想起我的父亲来，直到我给孙女起名字时，突然想到一个词，“秋天的允诺”，我说就叫“允诺”吧，“秋天的允诺”就来自《星光》，“他在星光中闭上眼睛/好像那些小小的闪光的眼睛/会照见一个高大干瘦的孩子/抱着他自己的孩子/面对着秋天的/允诺，直到那男孩儿睡着了/在这世界再也不醒来。”
上次在贵阳放这部片子，一个男子汉，36岁，曾经在社会上很混的，看完片子，在现场泪流满面，最后他说，我回去后试着去改变和我爸的关系。
行李：母亲呢？
林鑫：我母亲是逃婚到铜川来的，她是江苏太仓人，一直想着等我爸退休了就回南方去。外公很严厉，知道我妈逃婚非常生气，但毕竟是自己女儿，觉得应该给她盖间房子，等她老了回去有个地方住。外公1979年去世前，房子已经落成，母亲也有了归宿。
行李：人生真的是——你母亲心心念念的房子，最终没有住上。
林鑫：我母亲心里头一直有一个信念，要回到故乡去。但荒谬的是，他们那代人，其实很多人回不去了，儿女们在这儿，最后又回来了。小妹在《河床》里说，父母的生命是不值得的，他们考虑太长远，结果什么都没享受到就没了。给我妈建的那间房子，后来我姨拆掉了，她说拆了就能当新房地基。我去年回到太仓，母亲出生的村庄已经不存在，现在是一片非常大的湖泊，村庄就在湖心下。她和父亲的墓地也迁到了南广寺。很感慨。
我高中时在南方读过一年书，但南方人觉得你是外乡人，在铜川呢，也只是寄居在这里生活，其实是双重的无根状态。直到有一天，我儿子在博客里写到，“放假了，很快就能回铜川吃到家乡的羊肉泡馍。”他把铜川当成家乡，那么坦然，那一瞬间我挺感动，什么时候我也能坦然地对别人说我是铜川人呢？后来我写了一本同名的书，《三里洞》，最后一章是“我是铜川人”，曾经一度想离开，但最终命运把你拴在这儿，你遇到那么多不如意，但它最终哺育了你，你的生命、你的成长、你后来的一切，都是它给你的，你的根在这里，必将和这片土地牵连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