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前 | 青铜礼制是如何被终结的？

物性的力量

刚到人民大学工作时，住的是学校提供的周转房—一种在北京很常见的筒子楼。大人上班、孩子上学倒是方便，不过总会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筒子楼是如此破败，好像没有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似的。有时候会想，为什么会有许多这样的建筑？当物质条件匮乏的时候，又想让尽可能多的人住上房子，就只好降低标准。如今已经很少有在职老师住在这里，住户多为买不起房的老职工或不想离开校园的退休教师，新的住宿区多叫作某某小区，有很多洋气的名字。

一片楼建起来后，往往就会持续几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单位盖了筒子楼，筒子楼也构建了单位。曾几何时，大家都穿着蓝、绿、灰等几种简单颜色的衣服忙忙碌碌地生活在这里，就像蚂蚁一样。如今这样的蚂蚁社会虽已远去，我们仍可以看到一些倔强的残留。还记得小时候，大家都渴望有一顶绿色的军帽；偶尔穿一件新衣服，会感到特别的别扭，似乎不如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合群。现在回想起来，很是觉得不可思议。这样的蚂蚁社会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显然跟自然环境变化没有什么关系，恐怕更多跟某种意义的平均主义理念相关。筒子楼不过是一种物质存在形式，当它与这样的理念结合之后，也就成了一种物质符号（时时都在人们面前）、一种无法摆脱的物质结构（人们不得不生活其中），或者说它是这种理念的物质表现形式—人们运用这种理念在构建社会。筒子楼绝不仅仅是一栋住人的建筑（纯粹功能的认识），虽然它看不出任何文化的形式。

这个发生在我们身边、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物质材料的性质。物质材料作为自然的存在，在人类社会中可以发挥一些功能，如某些动植物成为人们的食物。人类驯化动植物，发展它们的某些特性，水牛不再那么桀骜不驯，水稻不再容易从穗柄上自然脱落，李子不再那么酸涩。人类创造性的劳动是导致这些改变的原因，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没有人类的干涉，就不会有动植物的变化。这种符合因果律的考古材料是当代考古学进行科学推理的基础前提。然而，物质材料并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一种被动的客观之物。物是活的、有意义的，就像上面我们说的一个典型社会的构建。

我们还可以想一想，当代社会是如何构建的。我们何以在一个国家生活？何以维持一个社会组织（公司、单位等）的存在？我们运用权力（包括武力如警察）、仪式（升旗、唱歌、开会、吃饭等）、经济符号（万能的钱，从黄金到纸钞）等形式成功构建一个个具有认同感的社会群体，当然也经常失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难说，人是因为外在物质条件不得不形成形式多样的群体的。如果真的可以这么理解，我们就不能成其为人了，那样的话，我们跟机器或者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一切都是既有的规律决定的。在人生之中，我们称之为“宿命论”。无疑，人不是这样生活的，宿命论是一种人竭力避免的生存状态，人生最美好的一点是每个人创造自己的生活，每个人都在运用自己周围的物质资源创造生活，从具体的物质到符号。

是人创造了国家与政府，而不是相反；是人创造了金钱或是其他形式的财富，而不是相反；是人创造了各式各样的技术，而不是相反……现在，我们担忧未来社会是否可能为人所创造的电脑系统控制，尤其是在人与机器智能实现一体化之后。实际上，我们一直都这么担心。人创造事物，反过来又为事物所制约，可以称之为结构化，我们陷入了某种自己创造的结构之中。实际上，历史之中并没有什么新鲜事物，人类的历史似乎一直都在这个循环中发展。

考古学作为一门研究实物材料的学科，考古学家的工作一直是努力去“透物见人”，从实物材料中发现人类行为的踪迹。然而，如今考古学家发现自己的角度太单一，物并不是人类行为的被动反映；人作为能动者，在运用物创造历史。于是，我们拥有了另一条研究路径，除了从前的从物到人之外，还应该从人到物。

曾听过郑岩先生的一场讲座，讲铁袈裟的。他很早就发现所谓铁袈裟（一件无头的铁像疙瘩）上的纹路可能是铸造时的接缝，并不是什么袈裟。又过了些年，郑先生发现自己的研究可能过于简单，古人其实也知道是这么回事，但是经过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这个东西就有了神性，成了从天而降的铁袈裟，这个寺庙也有了神性，这个教宗也有了更多的合法性……到了清末，随着科学进入中国，铁袈裟的神性又被剔除了，回到了铁疙瘩。我们好像“进步”了，但是好像又失去了什么—文化意义。很有意思的一个研究，人通过赋予物意义，进而形成文化的象征，构建社会。一个铁疙瘩，从铁神像到被破坏，再到重新被发现，产生新的神性，最后神性被消解……历史考古以其清晰的背景关联让我们看到一件物品意义的变迁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