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新史学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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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前 | 青铜礼制是如何被终结的?

新史学1902  · 公众号  ·  · 2022-07-26 17:52

正文

中国青铜时代的终结,也就是铁器时代的开始,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谁或是哪个阶层首先采用冶铁技术?为什么是春秋晚期到战国时铁器才开始较大规模的适用?青铜礼制是如何被终结的?


就像互联网技术进入中国一般,迅速与中国经济发展、文化变迁以及政治构建等结合起来,尤其是与移动通信技术结合起来之后,一个庞大的社会新兴阶层有了表达的平台,不仅是舆论上的,而且是经济、文化上的。于是我们这个时代就称为“互联网时代”或者“互联网+时代”。


铁器时代的来临类似之,它与土地私有化,也就是新兴的地主阶层崛起相关。这里很值得思考的是,铁器并不直接在礼制层面上取代青铜,而是一种更彻底的改变,铁器融入更基本的日常生活中。铁制农具以及土地的私有化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家族社会随之形成……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文章节选自《探索考古:作为人文的考古学》(陈胜前 著 三联书店2021-9),转自“三联书店三联书情”。

商代青铜器四羊方尊,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物性的力量


刚到人民大学工作时,住的是学校提供的周转房—一种在北京很常见的筒子楼。大人上班、孩子上学倒是方便,不过总会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筒子楼是如此破败,好像没有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似的。有时候会想,为什么会有许多这样的建筑?当物质条件匮乏的时候,又想让尽可能多的人住上房子,就只好降低标准。如今已经很少有在职老师住在这里,住户多为买不起房的老职工或不想离开校园的退休教师,新的住宿区多叫作某某小区,有很多洋气的名字。

一片楼建起来后,往往就会持续几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单位盖了筒子楼,筒子楼也构建了单位。曾几何时,大家都穿着蓝、绿、灰等几种简单颜色的衣服忙忙碌碌地生活在这里,就像蚂蚁一样。如今这样的蚂蚁社会虽已远去,我们仍可以看到一些倔强的残留。还记得小时候,大家都渴望有一顶绿色的军帽;偶尔穿一件新衣服,会感到特别的别扭,似乎不如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合群。现在回想起来,很是觉得不可思议。这样的蚂蚁社会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显然跟自然环境变化没有什么关系,恐怕更多跟某种意义的平均主义理念相关。筒子楼不过是一种物质存在形式,当它与这样的理念结合之后,也就成了一种物质符号(时时都在人们面前)、一种无法摆脱的物质结构(人们不得不生活其中),或者说它是这种理念的物质表现形式—人们运用这种理念在构建社会。筒子楼绝不仅仅是一栋住人的建筑(纯粹功能的认识),虽然它看不出任何文化的形式。

这个发生在我们身边、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物质材料的性质。物质材料作为自然的存在,在人类社会中可以发挥一些功能,如某些动植物成为人们的食物。人类驯化动植物,发展它们的某些特性,水牛不再那么桀骜不驯,水稻不再容易从穗柄上自然脱落,李子不再那么酸涩。人类创造性的劳动是导致这些改变的原因,原因与结果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没有人类的干涉,就不会有动植物的变化。这种符合因果律的考古材料是当代考古学进行科学推理的基础前提。然而,物质材料并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一种被动的客观之物。物是活的、有意义的,就像上面我们说的一个典型社会的构建。

我们还可以想一想,当代社会是如何构建的。我们何以在一个国家生活?何以维持一个社会组织(公司、单位等)的存在?我们运用权力(包括武力如警察)、仪式(升旗、唱歌、开会、吃饭等)、经济符号(万能的钱,从黄金到纸钞)等形式成功构建一个个具有认同感的社会群体,当然也经常失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难说,人是因为外在物质条件不得不形成形式多样的群体的。如果真的可以这么理解,我们就不能成其为人了,那样的话,我们跟机器或者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一切都是既有的规律决定的。在人生之中,我们称之为“宿命论”。无疑,人不是这样生活的,宿命论是一种人竭力避免的生存状态,人生最美好的一点是每个人创造自己的生活,每个人都在运用自己周围的物质资源创造生活,从具体的物质到符号。

是人创造了国家与政府,而不是相反;是人创造了金钱或是其他形式的财富,而不是相反;是人创造了各式各样的技术,而不是相反……现在,我们担忧未来社会是否可能为人所创造的电脑系统控制,尤其是在人与机器智能实现一体化之后。实际上,我们一直都这么担心。人创造事物,反过来又为事物所制约,可以称之为结构化,我们陷入了某种自己创造的结构之中。实际上,历史之中并没有什么新鲜事物,人类的历史似乎一直都在这个循环中发展。

考古学作为一门研究实物材料的学科,考古学家的工作一直是努力去“透物见人”,从实物材料中发现人类行为的踪迹。然而,如今考古学家发现自己的角度太单一,物并不是人类行为的被动反映;人作为能动者,在运用物创造历史。于是,我们拥有了另一条研究路径,除了从前的从物到人之外,还应该从人到物。

曾听过郑岩先生的一场讲座,讲铁袈裟的。他很早就发现所谓铁袈裟(一件无头的铁像疙瘩)上的纹路可能是铸造时的接缝,并不是什么袈裟。又过了些年,郑先生发现自己的研究可能过于简单,古人其实也知道是这么回事,但是经过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这个东西就有了神性,成了从天而降的铁袈裟,这个寺庙也有了神性,这个教宗也有了更多的合法性……到了清末,随着科学进入中国,铁袈裟的神性又被剔除了,回到了铁疙瘩。我们好像“进步”了,但是好像又失去了什么—文化意义。很有意思的一个研究,人通过赋予物意义,进而形成文化的象征,构建社会。一个铁疙瘩,从铁神像到被破坏,再到重新被发现,产生新的神性,最后神性被消解……历史考古以其清晰的背景关联让我们看到一件物品意义的变迁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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